出发

记得小学一次作文考试的题目是《我的父亲》，我交了人生的第一张白卷，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人。那时候，我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爸爸在我的世界里，每周只出现一次。

后来上了初中，学校里举办校运会，我想拍点照片，问爸爸借相机。他有点惊讶，又蛮高兴的。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他教我怎么拍，怎么抓瞬间，怎么调光圈和快门。这是我第一次拿相机，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和他交流。

我学习摄影后，爸爸会在我暑假的时候带我去拍照，我们之间的沟通渐渐多了起来，但我们很少谈及个人生活，比如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我学校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们仿佛给彼此画了一个圈，谁也不知道如何跳出来。或许因为爸爸有了新的伴侣，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切跟情感有关的话题。甚至到爸爸去世前，我们都没有深入地交流过。

今年是震后第十年，爸爸去世后的第三年，年初就有媒体联系我，让我谈谈爸爸这么多年拍的照片和他对北川的情感。我有点回答不上来，不只对于地震，也对爸爸的情感世界万分陌生。我突然觉得很可怕，如果说遗忘是终极的死亡，那么在我心中，难道爸爸就没有有血有肉地活过吗？

我第一次坐下来，认真整理爸爸留下的照片，思绪被带回了十年前的北川。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8月，爸爸带我去了北川。路还没修好，时不时会出现一个大坑，还有落石从山上滚下来，砸到车顶，我不禁有些害怕。爸爸说5.12发生的时候，他当晚就摸着黑进入了北川，那时余震不断，山上的落石更大。那个时候废墟都没有完全清理，空气里弥漫着恶臭，我看到一个被压扁的小朋友，心里特别难受，总感觉他还没死，想去救他。爸爸像往常一样，走在前面，但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他一路都很沉默。突然，他在一片废墟上告诉我，5月13日的早晨，他就是在这里听见了郎铮的求救。

地震直接撕裂了遇难者家庭的命运，也间接改变着介入者的人生轨迹。地震后的三年，爸爸几乎没有日常生活。郎铮的每个成长阶段，爸爸都帮他留了影，他们亲密到连郎铮洗澡的照片都有。“如果把郎铮交给我来带，我都不知道怎么宠他，能存活下来太不容易了。”爸爸曾说。我有些困惑，我和爸爸之间怎么没有如此亲密的互动。爸爸的朋友跟我说：你爸对郎铮这么好，是在弥补自己对你成长缺席的愧疚。也可能是地震时，眼睁睁看着求救女孩的死亡后，那种冲击太大，让他加倍对幸存者好。我已经永远没有机会从爸爸口中知道答案了。

今年2月，我带着对爸爸的一些疑惑踏上了去北川的路。爸爸一定想知道他拍摄的人现在过得好不好，也一定想知道曾有溃坝风险的唐家山堰塞湖现在怎么样了。2月26日是爸爸的忌日，那时候，我可以告诉他震后十年的北川什么样。

重逢

春节前，我去拜访了郎铮家。一进门，郎铮就热情地抱了我。我很惊讶，因为之前见他，他对我还很腼腆，他跟我爸比较亲。郎铮现在读初一，个子都长到1米7了。郎爸经常带他去打球，吃饭时，两人一起讨论NBA。郎爸说年三十抽到他值班，郞铮有点失望，埋怨说：“你怎么那么倒霉！那么多人就抽到你了！”郎爸说：“嘿，那叫运气好，那么多人只抽到我了。”

看着他们父子间的亲密互动，我心里很羡慕。我和爸爸从来没有这样平常又自然的对话。郎铮很想念我爸，有时候骑车，还会特地绕到我爸家门口看一看。他这学期的期末考了年级第21名，郎爸有点骄傲，还说男孩子就是要多运动才能阳光起来，所以平时经常带郎铮打打篮球。郎铮小声地告诉我：“哥哥，我还很喜欢你之前送的柯南漫画书。”爸爸去世前的一年，郎铮还是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黑暗的房间。现在，我看到的郎铮是一个性格明朗的少年，爸爸一定会对他的成长感到开心。

爸爸拍过的无臂考生王虎现在在资阳的加多宝工厂上班。我给他发微信，他几乎秒回。我很好奇，没有手臂的他怎么做到的。见他那天，我远远见他一弯腰，熟练地刷卡出厂门。王虎独自生活，他房间里有一台摆放得比较低矮的电脑，门口的架子上有一个拉力器。他每天都坚持锻炼，避免上肢长期不用造成的背部酸痛。我给他看爸爸给他拍的照片，王虎感叹道：“真的很感谢你爸啊，记录下了当时的我。你带着这个照片找到我，我感觉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一样。”

北川中学的残疾学生郑海洋是我的同龄人，现在在创业，做一款专门为残疾提供康复资讯的App。我知道，爸爸在他家里陷入困难的时候，曾帮着他家人张罗工作。“其实，我青春期的秘密也会跟杨叔叔分享。”郑海洋说。我读高中的时候，每个周末，爸爸会开车送我回学校，在半个小时的车程里，我们彼此无言。爸爸能充当其他孩子的知心叔叔，为什么到了我这里，他总是沉默。我不禁有些懊恼。

2010年，北川中学开学，父亲的镜头里有一位叫做朱春燕的女孩。地震后两年，朱春燕的父亲也去世了，对于刚经历地震的她，这段时间是人生的最低谷。为了能照顾上大学的女儿，她的母亲也在大学里谋了一份差事。朱春燕现在是电子科大大四的学生，主修计算机专业。“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我好想自己早点独立。”朱春燕说。就在不久前，朱春燕每天带着电脑坐一个小时地铁去实习，回到家中，母亲看着疲惫的她，抱着她就哭。好在现在朱春燕已经找到了工作，她的人生有了新的跑道。

我去了唐家山堰塞湖旁的楼房坪村探望杜爷爷，2011年这里重建好后，我跟爸爸来过。杜爷爷的儿子长期在外打工，平时只有杜爷爷一个人在家。政府每年给每户送20只鸡，他种了很多菜，自己吃不完，都摘给鸡吃了。临走前，杜爷爷热情邀请我和他一起吃饺子，我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陪他吃个饭。杜爷爷的身影让我想到了爸爸长年一个人吃饭的孤寂。有年春节我问爸爸，你一个人过年寂寞吗？他好像很意外，表情有点尴尬，说：“其实没什么，一个人也挺好的，除了有时候生病比较难受，再说，我过年跟谭叔叔他们一起的嘛！”

谭叔叔和我爸就住两对门，我当时真的以为爸爸有朋友陪就够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爸爸生病那段时间，谭叔叔曾撞见他一个人在家偷偷哭。这么多年，爸爸都试图在我面前扮演一个什么都扛得住的硬汉形象，不肯轻易展现自己的脆弱。

爸爸留下的照片里，地震当日的惨状触目惊心，一张张翻阅，末日感逐渐吞没着我。我知道，有几个瞬间，被石板压住的人还活着，拍摄之后没多久，他们就遇难了。爸爸当时在现场，和救援人员一起帮助救这个，却顾不得气息逐渐微弱的下一个。地震之后很久，爸爸只跟我说，他常常听见地下有人喊救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心理医生聊过，爸爸的同事说，其实爸爸一次次重返北川拍摄和帮忙，是他自己的治愈过程。特别是地震后的三年，爸爸把自己的生活都简约到最大限度，没事就往北川跑。那时候，谈到北川人和北川城，爸爸太喜欢用“希望”这个词了，或许是因为经历过难以想象的绝望吧。

重走

大年初一，我独自开车去老北川地震遗址，没想到，来参观的车辆在路上排起了长龙，全国各地的车都有。之前每次来北川都是爸爸开车，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开车来，有些山路比较险，一边是悬崖，心里还挺忐忑的。

到了著名的三倒拐，我看了看右边的景家山，想起以前爸爸告诉我，他刚参加工作时，厂里要把他分配到景家山上，他抬头一看，心想，这么高我才不要来呢。谁知道二十年后，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跑上景家山，拨草开路，寻找最佳拍摄点。

这一次，我一个人站在景家山上拍摄，真切感到了冬日凛冽的寒风。在茅坝中学祭拜的地方，爸爸拍摄过的旗帜，又树立起来了。两个前来祭拜的人一语不发，偶尔叹口气，烧完香之后，便默默的消失在人群中。

上大学后，每年寒暑假我都会跟着爸爸一起回访北川，已不下十次了。2013年7月，北川突降暴雨，引发特大洪灾，老北川地震遗址几乎被淹没。我和爸爸去时，水势还很大。我们穿着连体防水衣探入被淹没的地震遗址，有些地方水没到脖子，脚也陷进淤泥里，寸步难行。我看着对岸的北川大酒店，想起父亲几天前在这里拍下的照片。当时还下着暴雨，面前波涛巨浪，水声震耳，一不小心，随时可能被卷入洪流中。不知道父亲当时是否也害怕过。

爸爸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唐家山爆破堰塞湖的夜晚。那时，因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堵塞河道，形成了堰塞湖。一旦溃坝，就有淹没绵阳城的危险。那晚，他看不见四周的情况，耳边时不时会传来战士报水位的声音，只听见水位越来越高，谁也不知道大坝会不会溃堤，谁也不知道爆破会不会成功，谁也不知道今晚是否能平安度过。爸爸说，他决定留在唐家山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今，当年的堰塞湖抢险指挥中心现在只剩下个集装箱，多了一排 “十里桃花看楼房，千里相会堰塞湖”的标语。通往唐家山的路仍然险要，道路狭窄，旁边就是悬崖，路上还有工人在清理堵塞道路的落石。到了村子，我才知道堰塞湖的大坝垮了，重建楼房坪村的便桥又冲没了，我今天走的这条路也是2个月前才修好的。一面山像被刀劈过一样，碎石顺着险峻的横切面滚落。在爸爸的照片里，唐家山堰塞湖有多种面貌，水位高涨时蕴藏着溃坝的危机，水位下降时，被淹没的漩坪乡又鬼魅般地露出水面。当新北川浸润在勃勃生机中时，唐家山堰塞湖的存在永远在提醒着大家，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如此不堪一击。

告别

2013年10月，爸爸确诊肝癌。先后做了病兆切除和肝移植手术，手术很顺利，术后恢复也很好，我们都以为肯定能康复，至少可以再活个十年八年。没想到，不到一年又复发了。

在医院照顾他的时间，成了我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病情开始恶化后，我想和他多说说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可能因为我们太不知道怎么向对方表达情感了，话到嘴边，又怕尴尬。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父亲生前想办个地震影展，因为生病耽搁了，帮爸爸完成这个心愿或许是我能为他做的唯一一件事了。

爸爸去世前几天，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向我最直接地表达出了情感。那天已经很晚了，他说他疼得睡不着，我过去让他靠着我，他抱着我说：“我真的好难受，好想早点结束，我坚持不下去了……我真的放心不下你啊！”我感觉他在哭，那一刻我其实有很多话想对父亲说，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想起以前，我跟着父亲去采访绵阳第一个捐赠眼角膜的人。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已经癌症晚期，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他拉住他父亲的手，含泪说：“儿子不能给你尽孝了，要先走了，只有下辈子报答你了。”我第一次见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忍不住哭了，抱着父亲哭得很厉害，父亲却生气地把我赶出病房：“你给我出去！”我当时有点恨他。采访结束后，父亲对我说：“我赶你出来并不是觉得你做的不对，只是我们作为采访者，你不能这样控制不住你的情绪，你以为我不难过吗？”说着他擦了下眼角。

那天晚上在病房里，我想到这件事，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哭，不能让父亲担心。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很快就经历了同样的生离死别。

回访北川的整个过程里，有一件小事老是在我脑袋里闪回。大学暑假，我和爸爸去北川拍摄，遇见了一棵苹果树。阳光下，苹果闪着光芒挂在高高的枝丫上，我馋得不行，却够不着。爸爸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伸长手臂摘下了两颗，我递给他一颗，说，爸你吃吗，他摇了摇头。这次来北川，我没找到这棵苹果树，却感到了爸爸另一种形式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