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圆圆：用影像记录现实，抵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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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9 13:10

浙江

原创假杂志编辑室假杂志收录于合集 #长读 31个

从最初的摄影，到之后的行为、装置、档案、录像等，再到最新的电影创作，杨圆圆的艺术实践总是不拘泥于各种表达媒介。她的创造皆来源于一个个看似日常而又不寻常的故事背景，并且她擅于对其延伸、扩展。20世纪全球移民的大背景是她长期以往的关注点。

在这篇文章中，杨圆圆向我们讲述了她最近的生活，回顾了曾经的留学经历，以及一路以来的创作实践。她说，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去讲和人有关的故事。

2022年8月在碧山的拍摄花絮

过去一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创作，就是作为妈妈这样的一个身份。

虽然娃才一岁半，但是从怀孕到现在，除了产后休息了一个月之外，工作几乎都没断过，一直还是排得很满。今年3月，我去广东拍摄，之后因为疫情防控无法及时回家。那次遭遇之后，每次外出拍摄，我都会拖家带口一起出动，小娃子从小就跟着妈妈跑了不少地方。

杨圆圆和女儿在上个月刚开幕的集美·阿尔勒摄影节—杨圆圆个展《造乡》现场

现在回想，初高中时期对自由、叛逆天然般的向往，对摇滚、电影、文学的热爱，以及给身边一起玩乐队的朋友们拍照的经历，使我一直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各种出口。尽管现在距离我读高中已经过去这么多年，现在的我依然在反刍那时接收到的很多信息。那时我喜欢的作家，比如Paul Auster或者Orhan Pamuk，到现在我依然还会喜欢。

高二之后，我直接前往了英国学习摄影。从我落地英国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完全是亢奋的。对我来说，并不存在文化差异。

英国本科摄影的教学模式其实有些像是研究生的形式，一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一个主题框架，学生要在这个主题框架下完成摄影项目的创作，以及写一篇学术论文。英国这样的教育方式基本就是散养模式，导师不会追在屁股后面要求你出勤，但最终如果项目和论文无法完成，就只能挂科。学校的图书馆带给了我不少养分，但我的学习更多来自英国的各种电影节、书店、唱片店和演出现场。

我特别感谢英国这样的教育方式，它培养了我的独立意识，在20岁之前就建立起了自主工作和学习的方式。

那个时候，我的摄影创作还是比较偏直觉的，不需要太多语言描述，一种比较直接摄影式的创作。站在相机取景器的背后，试着穿透现实的表象来观看日常的周遭。后来，在我更加确认自己的创作语言是一种图像写作之后，我也逐渐远离了那种直接摄影的创作。不过，其实现在还挺怀念那时的状态，拿着相机在街头游荡，没有太明确的目的，一种猎犬式的观看和捕捉，一种很单纯的状态。然而，过去十多年来，手机摄影和互联网环境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图像的生产方式，人与摄影的关系都变得不一样了。

2012年，英国发生了教育改制，取消了国际学生毕业后的2年工作签证。原本2012年毕业的我，觉得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决定延期一年毕业，并选择回国创作。当时有几个创作方向，一是想做一系列跟城市变迁有关的记录，另一个愿望是我想跟我姥爷共同完成一个创作，虽然很遗憾到后来没能实现。

《废墟里的开放工作室》(选自《在沉船上》)， 2013，综合材料(或收藏级数字微喷)，尺寸可变

《在沉船上》起始于我在2013年底于京郊一处废弃办公室展开的一系列行为。那时，我刚刚回国，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住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一个朋友家玩，在她家对面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设计感的废弃建筑，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这个看着不错的建筑物被废弃在这？带着各种各样的好奇，我开始了对这个空间的“考古”。起初先是留下了一些直接摄影的记录，后来我开始做了一个博客，在这个博客上做各种就围绕这个建筑的考察记录，这个过程像是一个探险队的人发现了一艘沉船，并试图去挖掘沉船上遗留下来的印记。对我来说，作为一个都市人，我试图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既是实际存在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抽象的使我去思考的空间。

杨圆圆，《在沉船上:对话》，2013，录像(时长:31分18秒)

在第二阶段“对话”中，我在那个空间里收拾出一间房屋，利用那些废弃的桌子，简易的搭建出一个我的野生会客厅，我会在里面写笔记，思考。后来，我邀请了7组客人来到这个特殊的空间喝酒聊天。我们对话的出发点通常围绕该建筑展开，并延伸至各自在城市变迁中不同的体验。同时，两位音乐人也在此对特定的声音采样作出回应，并在现场进行了一次即兴演出。

在项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意外的通过网络搜寻，找到了PAE办公室建筑设计者——“安东红坊”工作室。在2017年2月，我造访了工作室的总监安东。并对他进行了采访。安东生于委内瑞拉，1968-1970年间，还是孩童的他曾随家人来到中国，并在文革期间的北京生活了3年的时光。直到1993年，他与他的家人正式搬来中国，并作为一名建筑师在北京生活至今。

杨圆圆，《在沉船上:建筑师安东》，2017，录像(59分42秒)

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有一种像是你以为已经结束的一整段故事，突然就像这个故事被藏在一个漂流瓶里被人捡到，捡到漂流瓶的人拿出里面的纸条，然后把它搭建成了一个全新的东西，你拿过来告诉我说这是我多年前丢的漂流瓶，这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特别的礼物。他说因为作为一个建筑师，从90年代到2000年，他在北京盖的所有建筑都没有了，但是没有的建筑依然能够死灰复燃，又开出了这样一朵花。后来，我们两个做了一个很长的访谈。访谈的第一部分围绕PAE办公室而展开，而第二部分则谈到了他对北京的记忆及情感，以及对城市发展相关的经验与理解。

杨圆圆 “在沉船上” “都市折叠” 展览现场，央美术馆，2017

这个长期项目最终在2017年以建筑的拆除划上句号。项目被划分为 “抵达”（2013）、”对话”（2013-2014）、”586路公交车”（2014-2016）、“接近尾声”（2015-2016）、“沉船的消失” （2016-2017）五个阶段，通过融合摄影、录像、文字等文献形式，意图探讨个体与城市空间之间多元而复杂的关系。

2014年，我的第一本艺术家书《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出版。对我来说，这个作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摸索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一种用图像和文字来说话的方式，自此之后，这种创作语言也在我的多个项目中不断地进行扩展和变形。

杨圆圆《在克拉科夫的十日》

出版：假杂志，2014年

《在克拉科夫的十日》以一种介于旅行笔记和手札之间的形式呈现。尽管这本书并没有目录，但是书的整体结构实际包含了三个隐形的章节，它们被构架在看似零散的排版形式之上——1.战争；2.城市；3.联结（从彼处到此处／从我到你）。书中所出现的素材包括我在克拉科夫逗留的10天之内留下的快照、手记以及收集的老照片，以及对于三件既存作品的引用（电影截图以及文字摘录）。这三件作品包括：《空中杀手》（2008年，导演：押井守）、《看不见的城市》（作者：卡尔维诺）以及《我略知她一二》（1967，导演：戈达尔）。对于三件既存作品的引用划分出了这三个隐形章节的框架。来自三个不同年代与背景的既存作品与我在克拉科夫10天之内所搜集的素材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时而紧密交织，时而又相对松散。通过排版与排列的节奏调和，这些素材逐渐在书中编织出一条模糊而开放的叙事。

杨圆圆，《废弃的战斗机》(选自《在克拉科夫的十日》系列) 2013

做完《在克拉科夫的十日》这本书后，我越发觉得做书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事情。近些年来，我的项目都涉及到比较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比较多样的视觉材料——摄影、文本、档案、影像截图、现成品的扫描等等，编书可以帮助我梳理创作的思路，也是一个项目完结之时最好的总结。

另一方面，书不仅可以被作为创作的容器，也可以被作为送给爱人与亲人的礼物。它可以为人生留下美好的纪念，无论是记录下宠物的生死、同学的重聚、还是孩子的生日。这就像是回归到摄影最本质的属性——去记录，去抵抗遗忘。

杨圆圆给孩子做的书

今年四月，我女儿一岁生日的时候，我把这一年给她拍照记录的点滴，和我的日记片段串联在一起，做了一本朴素的纪念册，作为女儿一岁的生日礼物。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总会想象未来的女儿或是我自己来看这本书的状态与心境。

而这样的想象，也让原本单纯美好的纪念册多了几分苦楚。今年5月，无论是上海还是其他城市，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如果是我长大的女儿在未来看这本书，我该如何在今天向她描述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代？4月下旬，在我女儿生日之前，我在上海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张她某天下楼做核酸时拍的照片——这也是她每天唯一可以下楼的机会。这张照片所拍摄画面，仿佛就是一个普通的春日中，一片静谧的上海老小区，看起来很美，如果没有文字的描述，你根本无法感受到这张照片的背后是有多少哀愁。

于是，我给这张照片补上了最后一篇日记。在做这本纪念册的最初，我并没有想到它最终会结在这样一个这样悲壮的时代写照上。

不过，我也很庆幸，自己可以以做书的方式为女儿留下一个时代的记录。可以把我此刻的所思所想，不管是与时代有关，还是与我的家庭有关，都可以记录下来，给未来留下一个纪念。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我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如此。

回到对《在克拉科夫的十日》这本书的回溯，在2014年之后，我之后的作品《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在视线交错之处》、《大连幻景》以及我最新的纪录片《女人世界》，都有做或正在做一本艺术书。

也是从《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开始，我的许多创作都或多或少有关于20世纪战争与殖民历史。近代城市的形成其实都是由人的迁徙勾勒而成，不管是战争时期的移民浪潮，还是后来全球化时代的移民网络。区域的文化，其实都是由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个体故事构成的。我感兴趣于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去观察与讲述这些个体命运的交错。通过这些具体的故事，回溯历史，重看当下，在此基础之上去想象未来。

杨圆圆《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2014-2015

2014年，我在重庆驻地创作的《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以一本我在网上买到的60年代的重庆老相册作为我在重庆的步行索引。我通过将拍摄于两个年代、出现在不同媒介电视（不同年代的报纸广告）、以及处于不同形态下（建设工地与废墟）的建筑进行并置，并在其中穿插着与建筑相关的人物的图像（肖像、调查文字以及档案资料），以此构建出一系列能够彼此发生对话与关联的图像。我希望这些图像之间可能发生的多重关系可以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络，如同一个万花筒的切面，或许能够映射出这座城市当下并始终处于改变中的构成。

杨圆圆，《江边风景(2000/2014》， 2015，收藏级数字微喷，90x60cm

2015年在巴西驻地的作品《在视线交错之处》的故事背景为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以几位在不同年代曾工作生活于此或短暂停留的摄影师为核心的调研线索，我展开了一系列结合真实资料与虚构叙事的创作，通过对多个角色个体经验的研究与描述，意图探索在摄影史的进程中，摄影师、照片、城市、记忆、迁徙等多个元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杨圆圆，《与案件本无关联的废墟却像是整个事件的肖像》(选自“在视线交错之处”系列) 2016

作品包含两个主体部分: 一本包含数个短篇故事的小说集，以及一系列与小说文本有着互文关系的、以摄影为主体的作品。《在视线交错之处》(上篇) 由以下五个篇章构成：《一封写于1975年的信》；《T的相册》；《三个与“异域的中国” 有关的片段》；《一篇以1863年的杀人案为起点展开的写作(一个小说家对摄影的思考)》；《摄影师与陌生人》。

在巴西的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像一个摄影师一样在街头闲逛，拍照、搜集素材。我常常会去想在这个城市里曾经有过怎样的摄影师。在巴西南部的阿雷格里港，移民来源非常复杂。

杨圆圆，《异国中餐厅 #1》(选自《在视线交错之处》系列) 2016

我就开始去找不同时期的这些摄影师的印记，不同于学者严谨的方式，我比较随遇而安。比如，因为去一个中餐厅吃饭，我跟餐厅的华裔老板娘成为了朋友，在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她哥哥曾经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后来，我和她的哥哥会面，收获了许多故事。诸如此类的相遇有很多，比如在城市资料馆遇到的家谱研究员，在街头认识的老爷爷摄影师。后来，我将拍摄采访的素材整理，并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开始尝试写一个图文定型的小说。

杨圆圆，《窗之螺旋》(选自“在视线交错之处”系列)

2016, 360cm*360cm*135cm, 29条尺寸不等的数字印花雪纺，铝条，窗帘轨道

杨圆圆 “在视线交错之处”个展现场，C-Space，2016，北京

其实，在2018年真正开始拍记录电影之前，我先前的创作也像是一种“alternative film-making”，我觉得2015-2016的《在视线交错之处》就是一个这样的方式，而之后2017-2019年的《大连幻景》，则更像是一个集合了摄影、剧本、舞台和影像的“空间电影”。

我从2016年底开始学习和研究满洲相关的历史。在满洲的历史中，作为昔日关东州的大连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存在。我像仓鼠一样开始搜寻各种和大连近代史相关的材料。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我在开始任何艺术创作前期必须进行的“世界建构”，就像建筑需要收集砖头来铺设基础结构。在我的研究中，我对清冈卓行（Takayuki Kiyooka）尤其感兴趣。他是一个日本诗人和小说家。1922年出生在大连，当时大连还是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7年，他的青春都在这里度过。1969年，他的著作《洋槐树下的大连》获得了芥川文学奖。清冈卓行以他撰写大连生活而闻名，但不幸的是，这些故事在2017年以前从未在中国获得出版。

杨圆圆，《港口的相遇》 2017-2019

由于不懂日语，我花了很多时间寻找其作品的翻译片段，这些片段虽然只占他作品的一小部分，却深深打动了我，下面是我最难忘的片段之一:

“在初老的年纪第一次体验到又期待又恐惧的心情，无论’回’东京还是’回’大连，似乎都是错的。”（1982年，清冈卓行终于重返了阔别35年的故乡后，写下了这段话。）

在另一个段落中，他讲到了大连之于他的情感，——“我是一个假大连人，但是我对这个地方的情感却是真挚的”。我被这份复杂的情感触动，而这份“情动”也成为了《大连幻景》的真正开端。此后，我基于10个人物故事构建了项目的核心叙事，这10个人物都与他们的家乡大连有着十分矛盾的关系。

杨圆圆，《螺旋楼梯A》，2017，收藏级微喷摄影，亚克力，80*58cm(x2)

我在这个作品中试图把各种各样的这些声音拟合在一起，但是让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城市舞台，然后试图以空间为线索，来自不同时代的角色穿行在港口、楼梯、广场、旅舍、街道与剧场等空间中。在大连幻景的世界里，时空与国别的边界变得模糊，观者仿佛游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平行世界，在多个异乡人如梦幻泡影般的独白中，隐隐回荡着一个跨越百年的无解疑问——“何为故乡？”。

项目的呈现由一系列摄影作品开始，照片中来自过去的轮廓等待着被细细识别，跟随着每一个时空的罗盘到达不同地点，与隐匿其中的人群相遇，城市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功能和属性的转变在过程中被逐一呈现。在我构建的空间蒙太奇中，时间与空间多重交叠，在此地经过的陌生人因对于同一座城市的情感和记忆而产生命运的交织。作品里每一个来自现实的过去时刻，亦幻亦真地构成此刻的世界。踏上展厅中央舞台的楼梯，穿过层层幔帐，进入我创造的时空剧场：生于大连的日本作家用独白拉开序幕；黎明前圆形广场逐渐显露于人物的交叉叙述中；在大连耀眼的晨光下走进经历百年传奇的大和旅馆；中午在大和旅馆的餐厅里，对立面的两个时钟放佛映照出多个时间的刹那；城市中的第一座建筑于正午十二点印入眼帘；下午在不同的街道中漫步；夜晚来临后去到连锁街的剧场常盘座；遥望着黑暗的海面，驻足在海市蜃楼般的大连港等待着下一个黎明。我意图使观者跟随剧中的十个人物，去经历这座城市来自不同时间却又永恒轮回的一天。

杨圆圆，《圆形蒙太奇》(局部) 2018，收藏级微喷摄影，三明治装裱，100x100cm (x9)

《大连幻景》的创作时间跨度是在2017~2019年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2018年我还去了美国驻地半年，并在此期间开始了下一阶段关于海外华人的项目。所以这两个项目之间的交叠，可能也直接影响到后来《大连幻景》这种电影式的呈现。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过渡期的作品，影像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更重要了。

2018年4月，在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支持下，我开始了在美国为期半年的驻地与交流。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最令我难忘的一次驻地经历。ACC给了我半年的时间，没有任何限制，不用担心开销，我可以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旧金山华人夜总会 Chinese Sky Room（资料图片）

当去到美国后，我想做一些跟唐人街演艺史有关的调研。我常常往唐人街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从而也认识了一些年老的华裔，其中有的人就给我推荐各种可查阅资料的史馆。

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特别高密的查看了很多资料，我了解到了几个很感兴趣的个案，其中就包括早期在美国拍电影的亚裔女导演伍锦霞，以及还有美国唐人街的夜总会，所有的这些我都特别感兴趣。我在想，关于这位女导演，有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是还没有被挖掘到的？

伍锦霞（资料图片）

有一部拍摄于1989年叫做《紫禁城夜总会USA》的纪录片，它是全部由口述史呈现的这样一部纪录片，但里面拍的人基本都已经去世了。然后我发现还有一本口述史的书，书中提到了一个由70岁以上的华裔女性组成了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于是，我就在Facebook上寻找，没想到真就让我找到了。2018年6月，我约了舞团的创始人Cynthia见面。

说来也巧，那时我要先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而舞团的奶奶们正在拉斯维加斯演出，不谋而合，我们就这样见面了。当我看到舞台上的他们的表演时，我当时就被震惊到了，怎么会有这样一群70～90岁的老人，如此的有活力和生命力呢？尤其是92岁的 Coby，我被她身上的穿的鲜艳且奇异布料的衣服深深吸引，当时特别怕她不让我拍，我就一直跟着她，一直问问题。她说你别着急，我们以后可以再约。Cynthia 是一个超级乐天派，特别积极地去拥抱所有的机会，也非常欢迎我的采访。她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吸引了不少奶奶们加入这个团队。她从小学跳舞，18 岁时就开始做职业舞者的时候是 60 年代末，唐人街夜总会已经走向衰落了，她后来就跟着舞蹈团全球巡演，10 年来提着箱子从一个大洲跳到另外一个。

《女人世界》剧照

而 Coby 比 Cynthia 大二十岁，经历了旧金山唐人街最辉煌的日子，成了最传奇的夜总会的老板娘。对待那段历史她觉得：都是过去的事儿，不想再提了，没有什么可骄傲的。Coby 在那个时候切身经历得更多：比如面对喝醉酒的客人，被迫展露多了自己的身体，要不要跳艳舞等等。后来到了70年代初，脱衣舞诞生了，一部分观众被白人的脱衣舞吸引，电视也开始逐渐普及，排华法案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找寻唐人街之外的出路。渐渐地，唐人街的夜总会也因此走向没落。

自14岁起，音乐、电影与文学就是我的挚爱。然而，过去这些年一直没有契机去尝试电影，作为没有经历科班训练的艺术系学生，也一直对于尝试电影缺乏勇气。与影像艺术不同，影像装置可以被多变的容器承载，而电影最终的归宿就是电影院的荧幕，电影的观看局限且具有仪式感，一个要求观众从头到尾需要全程专注的旅程，这是多么具有魅力又充满挑战的创作形式。

《女人世界》剧照

在去年，当我强烈意识到这次的故事难以通过其他形式来讲述后，我决定尝试电影。我开始记录她们，然后到后来慢慢的这一切开始变成一个纪录片。

其实是在驻地快结束的时候，那时已是2018年的9月，我才带着奶奶们跑去古巴，我特别希望我在这两个地方见到的华人们能有一个连接。我跟奶奶们说，然后奶奶们说我们从来没去过，我们想跟你一起去古巴，就这样开启了一段既荒唐又美妙、不可思议的旅程。

在古巴演出时（拍摄花絮）

在距离出发古巴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意识到我得给自己补课，于是我提前回纽约的工作坊 Uniondocs 上了一个纪录片拍摄的课。在那个课上，我在那儿遇到了 Carlo，他跟我说，我觉得你需要人帮忙，你一个人绝对搞不定，他说我给你做摄影师吧，你只要给我出机票我就跟你走，所以Carlo成为了当时我唯一的搭档。

杨圆圆、Carlo 与 Coby & Stephen 夫妇

我们和16位美国华裔一起到了哈瓦那之后，真是状况百出，演出场地甚至还被临时取消，但一切又都奇迹般地顺利进行了。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和幸运，这真的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女人世界》剧照

在哈瓦那的拍摄，实际是《女人世界》开机的第一个镜头，虽然，在哈瓦那之前我自己拍摄了很多素材，但我觉得那些都不算真正的开机。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时刻，在哈瓦那第一天拍摄结束，我们回到住处，我当时看着素材呆住的时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行，我终于看到了这部电影。以前不相信我能拍电影，现在，一切成真了。”

杨圆圆、卡罗·那瑟斯《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2019，

单频彩色高清有声录像，30'40''

而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的源头，也是在哈瓦那的过程中诞生的。我跟卡洛说，我觉得除了我的长片之外，应该单独拍一部关于柯比与史蒂芬二人感情的短片。我们很快决定合导这部片子，写了拍摄脚本，拍摄计划，他说你要不要等你下次回美国来再拍，我说不行，其实当时也是什么钱都没有，但就觉得这事不能等，一鼓作气10月我们直接就去加州开拍了。我们租了相机，买了机票，舞团中的一个奶奶给我们借住了他们家的客厅，当时的车也是借别人的，我们很幸运地获得了许多支持，以最小成本在10天内完成了大部分拍摄。而在这个过程中，短片和长片也有很多套拍的东西，10月拍完后，我回国了。回看2018年的拍摄素材，整个人就觉得像经历一场梦。

杨圆圆、卡罗·那瑟斯《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2019，单频彩色高清有声录像，30'40''

2019年上旬，《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找到了第三个团队成员，剪辑Alex Winker，其实直到2019年9月首映前最终冲刺剪辑的一个月，我们3人一直都在远程工作。最初Alex给我们发了一个8小时的初剪，我们写了许多纸上剪辑的笔记，然后就开始打乒乓交换笔记，一点点往下剪，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

古巴的这次旅程结束之后，我在美国的签证也要到期了，于是我就回国了。回国后，我觉得我有一种恍然之间像做了场梦一般的感受，我觉得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不行我要回去继续拍。2019年1月，我的爸爸病情复发，去世了，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我得把这个片子放下，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半年以后，当我意识到我再怎么悲痛，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重来，但我可以去阻止它发生的事情是我不要再错失掉我和美国这群奶奶的缘分。我的主角们都在她们生命的余晖年代，于是，在2019年5月，我义无反顾地决定只身前往美国，继续长片《女人世界》的拍摄。

在拍摄间隙，因上海外滩美术馆表演艺术季的契机，我有幸带奶奶们来到中国演出。

舞团在上海街头

2020年疫情的到来，我无法再去美国拍摄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后之后觉这两年我真的拍了特别多的素材，所以我花了一个更加漫长的时间来翻出所有素材。我意识到这些素材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长片电影，它还有历史研究、支线的短片故事，比如我还拍了一个海外粤剧团相关的内容，甚至留给未来的电影素材都有。在2018—2019这两年里，我每天都在拿着相机拍摄，每天都开机的那么一种状态。和我的生命最有关联的当然是Coby、斯蒂芬还有这个舞团的奶奶们的故事。其实在2020年就发生最大的变化，我一直觉得没有结束，我和舞团的奶奶们的关系很密切，我一直觉得我要回去。直到2020年8月Coby突然去世了，去世的前一周她还在跳舞。一周之后，我发现我怀孕了。Coby的离世，新生命的到来，我觉得这一切的交织在我看来很很奇妙，这像是一种生命的传承。

古巴街头醉酒的三人

现在，我特别希望在明年这部纪录片可以上映。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犹豫了特别长的时间，我们本来想放弃龙标，就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电影参加海外影展就好了，但是这个预告片在国内被这么多人认可和分享，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一下呢？何况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力，关于一个代际传承的海内外华人心连心的故事，他为什么不能被人看？

我觉得我的创作总是会有不同契合的出口，有的故事适合用电影来讲，有的适合用展览来讲，然而不管做什么，我都想做本书，所以《女人世界》最终还是会做一本书。而且《女人世界》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一个长篇故事，在其中还有很多历史研究的部分、一些支线的小故事，我觉得这些加在一起它可以做一套特别有意思的书。

回望近十年的创作，我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去讲和人有关的故事。我不希望拘泥于国别、既定的框架，而是应该带着一种世界观，坚持着这样的一份立场去讲故事。

关于创作者

杨圆圆，1989年生于北京。是一名视觉艺术家与电影导演，她通过影像、摄影、艺术家书与表演等多种媒介叙事。她于2013年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并获摄影本科学位。杨圆圆曾获ART POWER年度艺术发现大奖（2019）；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2017)；新锐摄影奖提名(2016)；华宇青年奖提名(2016)；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作者书奖(2015)；Magenta基金会Flash Forward摄影奖（2013）；三影堂特尼基金奖(2012)。

她的短片电影《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入围多部国际电影节包括美国亚特兰大电影节、卡姆登国际电影节、亚美国际电影节、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等，并于2021年发表在《纽约客》。她的首部长片《女人世界》在海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平遥国际电影展、Doc Edge纪录片节、CNEX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山一国际女性影展等节展的产业单元取得奖项与好评，该影片将于2023年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