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日记｜红色故事·悬而未决的中共一大闭幕日期

【编者按】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澎湃新闻推出“一大会址”日记，派出记者常驻中共一大会址，近距离观察、感受、记录会址每天的新闻，讲述一大的红色故事，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共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共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加之我党处于草创阶段，有关的文献资料陆续散失了，因此建国以前国人对于一大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解放后，国内外相继发现了一批一大的文件和有关资料，因此我们现在对一大的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如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移交给中央档案馆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份原始文件对一大代表人数、召开日期、会议进程及有关议题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但是，这份文件没有将一大会议中途遭法租界巡捕房干扰、被迫将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的日期交代清楚，而只是说：“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城市去。”而一大当事人此后的一些回忆也表述不清，甚至前后或彼此互相矛盾。因此一大的闭幕日期就成了一个悬案，史学家一直到现在论证不一。

关于一大的闭幕日期，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是7月31日闭幕说。过去史学家比较倾向于这一说法，因为有几位代表在回忆录中都说南湖回忆是在大会受到干扰后的第二天召开的。如周佛海回忆说：“我们商量决定，鹤鸣（编著注：鹤鸣为李达的笔名）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见1943年《往矣集》）1953年包惠僧回忆说：“当夜我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即决定以游览的姿态到嘉兴南湖找一只大船，尽一日之辰来结束这个会。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此外，陈潭秋1936年的回忆，董必武1971年的回忆也都说一大会址被搜查后的第二天去的南湖。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7月30日开的，那么第二天就是31日。

二是8月1日闭幕说。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董必武和张国焘的回忆。董必武在1929年给何叔衡的一封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注：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董必武的这封信是代表中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早的回忆材料。张国焘回忆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悟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她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7月30日开的，那么隔一天就是8月1日。支持这一说法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很多代表都回忆到开会那天阴有雨，而根据《申报》的记载说明1921年7月至8月初，嘉兴地区一直酷热异常，干旱无雨，只有8月1日这一天因台风侵袭天气阴雨。

三是8月2日闭幕说。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王会悟的回忆。王会悟曾回忆说：“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开会。”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7月30日开的，那么两天后就是8月2日。学者们认为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是大部分“一大”代表在回忆中都提到南湖会址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因此她关于“一大”闭幕时间的回忆，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陈公博在《新青年》1921年第9卷3号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陈公博在文章中说，在一大上海会议中断的第二天，他来到环龙路李达住处，李达告诉他“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他遂于7月31日夜乘车赴杭。由此看来陈公博尚未接到何时复会的通知，当然8月1日晨就不可能赴嘉兴开会了。陈公博还说，他在杭州玩了两三天回到上海后，周佛海告诉他“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陈公博的记述正好和王会悟的回忆互相印证，一大闭幕的日期，不可能早于8月1日，也不迟于8月3日，而是8月2日。

四是8月5日闭幕说。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刊登在《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公布的前苏联档案《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斯穆尔基斯的信中提到“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众所周知，党的一大的原始文献很少，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材料中绝无仅有的原始文字材料，因此此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由于以上几种说法，各有利弊，在党史学界还暂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以往出版的许多党史书籍大都将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定在8月初，而不说具体是那一天。而2011年重新修订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如此描述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的：“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次的会议。”在没有确凿的材料以前，这一说法更为科学一些。

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须我们广大的党史工作者继续努力，也寄希望于新史料的进一步发掘。

(原标题为《悬而未决的中共一大闭幕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