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评《十六世纪法国的政治与“政治家派”》｜概念的语言史
Emma Claussen, Politics and 'Politique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A Conceptu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近年来，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无疑是语言学转向。受维特根斯坦、奥斯丁等人的影响，研究者越来越关心在思想的构建过程中，语言所发挥的作用。波考克、斯金纳、基斯·贝克尔（Keith Baker）等人的研究均表明，思想命题的构造、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都依赖于语言。
所谓语言，可以是一套词汇，也可以是一组隐喻，或是某类题材。人们依靠这些语言，从事写作，表达思想，塑造对现实的认识，界定了所身处的状况以及个人在其中的位置。此外，语言本身就是与权力和政治密切相关的要素，既是合法性的表征，也蕴含了人们对情景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最后，言说也是一种行动，“文本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行动”。对这些语言，尽管当时人很熟悉，后世却已陌生。因此，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读懂语言，读懂的前提则是意识到语言有历史维度，因为它代表了“由社会安排、历史事件、公认的价值和它能够言说的思维方式所组成的过去”（Q.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No. 1 [1969], pp. 3-53；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 ： 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2，18-19页）。
语言学影响与剑桥学派特色并存
收入“语境中的观念”系列丛书的新作《十六世纪法国的政治与“政治家派”：一部概念史》（下文简称《政治》，引用仅标注页码；在法语中，“政治”一词的变化极多，含义也很复杂，因此《政治》保留法语原词。为方便阅读，书评统一译成“政治”）是一部既体现语言学影响，又具备剑桥学派特色的思想史作品。作者艾玛·克劳森（Emma Claussen）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如今以“英国国家学术院博士后研究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政治》是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考察了1568年至1594年间“政治”（politics、politiques）一词的含义及其复杂的衍生用法。
在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术语中，“政治”一词集中体现了政治思想从古典到近代的演变。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翻译与传播，“政治”（politicus）最早出现在十三世纪的文本中，十五世纪，这个词以及其对应的拉丁语civilis才逐渐被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话语体系中。“政治”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它指一种知识对象，即政治学。所谓政治学，就是“城邦的科学”，这被视为“最崇高的和最高贵的科学”，是“最根基的和最具有建设性的”学问（转引Nicolai Rubinste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d politicus in Early-Modern Europe,” in Anthony Pagden ed.,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2, note 2）。“政治”的另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权力受到限制、统治基于民众授权并体现公善（common good）的体制，与意大利语civil和拉丁语civile同义。与此相关，“政治”也意味着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因此，凡是能被称为“政治的”的政体就是好的政体，一种体现了古典共和精神的政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五世纪英国人福特斯丘（John Fortescue）把统治基于人民同意的英国政体称为“政制”（regimen politicum），而把法国的君主制称为“王制”（regimen regale），因为法国国王只根据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统治（J. H. Burns, “Fortescue and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Dominium,”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8, No. 4 [Dec., 1985], pp. 777-797）。“政治”一词在十六世纪发生根本转变。思想史家维罗里（Maurizio Viroli）认为这是思想史上的“革命”。他说：“在此革命之前，政治一词只有一种正面的意思。但在此次革命之后，‘政治’一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负面意思。三个世纪以来，‘政治’一直享有最崇高的人类科学的地位，但在此次革命之后，‘政治’变成了一种卑劣的（ignoble）、堕落的（depraved）和肮脏的（sordid）活动，它不再是对抗压迫和腐败的最有力的手段，相反，‘政治’是把压迫和腐化永久化的技艺。”（Maurizio Viroli, “The Revolution in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3[Aug., 1992], p. 477）
艾玛·克劳森的《政治》一书考察了法国宗教战争时期“政治”一词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为何选取法国作为个案？因为，在法语中，“政治”词义的演变“既典型，又不寻常”，既体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政治研究复兴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法国独有的特点，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和作为名词的“政治”之间，以及抽象的“政治”和具体所指的“政治”之间，始终存在着含义的重叠以及指涉的不稳定。在宗教战争期间，“政治”用于具体所指时，一般指那些倾向于和谈、放弃暴力的人，其中既有温和的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他们支持亨利四世改宗。这些人被称为“政治家派”（politiques），遭到了天主教徒的抨击，因为他们为了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宗教虔诚（导论第x页）。要言之，法语politique有多重含义，而且这些含义之间存在“高度重叠”。这些含义包括：“政治科学、君主制度、威权政治、非精神权威、正义、宽容、政治家、政治行动者、领袖、管理者、律师、雇佣文人、伪善的敌人、无神论者。”（11页）基于上述原因，作者认为，对理解“政治”一词的演变而言，法国是一个非常有“渗透性”（permeable）的个案（导论第x页）。
《政治》全书的论证结构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政治问题”扼要阐述了法语中“政治”一词含义的变化及其在十六世纪上半叶的使用情况。作者特别指出，“政治”一词进入法语，与法国文化在十六世纪中摆脱拉丁传统，尝试与希腊文化建立联系有关。作者强调，在宗教战争前，在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帕斯基耶、纪尧姆·比代、拉伯雷等人的使用中，“政治”有积极的一面，意思是基于现实，调和统治智慧与哲学智慧、既定法律与君主决断（75页）。这既是立宪君主制思想的延续，同时也是在为正在崛起的穿袍贵族铺设新的身份。不过，积极的一面也预示了此后不断凸显的负面色彩，因为调和也意味着放弃原则与虔诚，挣脱宗教束缚，“政治”从而变成“用心机、耍手腕、玩谋略”（55页）。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勃兴的对话体文献中，后一层含义尽管并不突出，但已经引起了人文主义者的担心。他们觉得，“政治”一词好似法语这片繁花似锦的花园中，一株败坏景致的“语言杂草”。帕斯基耶认为，语言的多样性本身不是坏事，但当这类词与现实发生联系时，便会导致“自我分裂”（se bigarrer）。在《法国研究》（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中，他写道：“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法国，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两个对立的党派：雨格诺派与教宗派（Papiste），也称天主教派，就像在花圃中生长出来的偏斜的分支（rejettons de partialitez）。”帕斯基耶认为，对统一的共和国而言，语言的歧义会导致灾难：“当人们看到民族若用有偏袒的语词（mots de partialitez），无论是他们的命运还是他们的语言，就会自我分裂。”（39-40页）“自我分裂”成为“政治”一词挥之不去的负面性。语言的歧义与现实的分裂之间也始终存在着相互激化的可能性。
《政治》第二部分共两章，聚焦1568年至1578年，分别考察了天主教徒和雨格诺派的政治写作。第三章分析博丹的《国家六论》和勒罗伊（Loys Le Roy）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翻译。这两部作品有共同的旨趣，即不同程度上摆脱古典的束缚，重新界定“政治”知识的目的与实践。博丹和帕斯基耶一样，注意到观点不同的“政治著作”或“政治哲学”会“扰乱或倾覆伟大政体（beaux Estats）”。他把“政治”（politica）一词理解并翻译成“审慎的”或“审慎的立法者”，其重要作用是“不引起叛乱”（111-112页）。勒罗伊对“政治”的理解饶有趣味，体现了法语中该词阴性、阳性的高度重叠。在他看来，“政治”若为阳性名词（le politique），指身份，即政治家，这类人把政治知识灵活变通地应用于现实；“政治”若为阴性名词（la politique），体现弹性与兼容性：既能审慎地应对当前问题，又具有预见未来的睿智，既有变通，也符合美德（113页）。第四章分析两份雨格诺派的政治文本《法国人的警钟》（Le reveille-matin des Français，匿名）和古拉特（Simon Goulart）的《回忆查理九世治下的法国》（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Neufiesme，注：两份文本标题拼写有误，原本如此）。这是宗教战争之前传播最广的小册子。两份文本都采用对话体，不同的对话主体代表不同身份。比如《法国人的警钟》中对话的四人是：Philalithie（爱好真理的人）、Historiographie（历史学家）、Politique（政治家）和Daniel（预言家）。在这两份小册子中，通过雨格诺派的自由精神和反抗理论融入为法国制定的、旨在摆脱当前混乱的“政治法”（loix et ordonnances politiques）。“政治”表现为对现实的干预和对未来的展望，是一种积极的组织力量。可见，天主教和新教对“政治”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博丹和勒罗伊的写作中，“政治”主要是一种知识，它逐渐摆脱“君王宝鉴”（miroirs des princes）的传统，成为一门有适当的对象、合适态度与行为标准的知识体系（104页）。雨格诺派对“政治”的界定，更倾向于行动与实践，而不是知识，体现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的能动性。在宗教战争之前，分歧已然存在。
《政治》第三部分关注1588年至1594年。这一阶段是“政治”概念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外部世界和政治事件的激化下，该词内在的负面意涵进一步发酵，出现了维罗里所谓的“革命”。其时代背景是，亨利三世被逐出巴黎，天主教同盟领袖吉斯公爵被暗杀，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第五章中，作者考察了两类文本。首先是1589年前后问世、标题中带“政治”（politique）一词的小册子（参175页的表格，共计十九份）。作者发现，与前一阶段的情况不同，“政治”完完全全成了带有破坏性的名词，指的不是知识，而是一切应当被排除、被清除的对象，不再用于自称（being），也不是为新兴的穿袍贵族辩护，而是用于他指（naming）与“人们所称呼的”（on appeller）这样带有贬义意味的表述连用（174、176页）。而这种负面性主要源于“政治”的含义含混不稳定。1588年的一份文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信仰和宗教：包含对他们异端邪说的驳斥》（La foy et religion des Politiques de ce temps.Contenant la refutation de leurs heresies）形容“政治”为“混合的商品”，是一家“摆满了各类麻醉剂的商店”（176页）。“政治”的这一负面形象更具体体现在作者考察的第二类材料中：木刻版画（woodcut on paper）。作者从收藏家德勒斯托（Pierre de l'Estoile，1546-1611，Les belles figures et drolleries de la Ligue, édition critique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préparée par Gilbert Schrenck, Paris: Droz, 2016）的藏品中，选取了两幅有代表性的版画。其一是“倒置的锅”（179页，见图一）。根据作者的解读；锅象征法国，周边扶着锅的是被天主教抨击的“政治家”，地上还有两三位围着锅而坐、哭啼不止的教士。整幅图像的寓意是，锅既已颠倒放置，很难保持平衡，这是在讽刺那些抛弃了宗教的“政治家”徒劳无功，不可能恢复国家的安宁与秩序。在第二幅图像中，“政治”被刻画成希腊神话中的海妖（Syrene），或是希伯来神话中的“大衮”（Dagon），头发是蛇，像美杜莎，上半身是女性的身躯，下半身是长成鱼身的两条腿（197页，图二）。“政治”由女性来表征，意味着有别于上文提到的男性的“政治家”，这只能是一种令男性误入歧途的糟糕的“政治”。海妖手持水瓶，说明“政治”只喜欢美食，而不是美德。她靠尾鳍支撑，摇摇晃晃，因为她“是一个作伪证的人”。海妖周围是一群吹泡泡的孩子，他们是“管理共和国的人”，追求的是泡泡象征的虚荣，而不是上帝的事业。这幅图像凝聚了对“政治”的多重恐惧：作为隐喻，“政治”这头怪物不是来自对未来的幻想，而是出现在真实的共同体内，既是一个混合体，也是代表了混合本身，不是一种恶，而是各种形式的邪恶的集合（196-202页）。
图一：《被雨格诺派、政治家派、无神论者、埃佩农公爵派（Espernonistes）以及不信教者倒置的锅》
图二：《政治（Politique）的画像与描述》
《政治》最后一章考察两部篇幅较长的对话《马赫斯特与马南的对话》（Dialogue entre le Maheustre et le Manant）和《梅尼普斯讽刺集》（Satyre ménippée）。1593年，宗教战争即将结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后，亨利四世在巴黎城外安营扎寨，但始终无法入城。天主教同盟在巴黎城里召开全国三级会议，准备选举新君主。次年，亨利四世改宗，入主巴黎。这是上述两份对话出版的背景。辩论双方进行会面，这本身就有象征意义，预示着短暂的休战，且双方都希望用语言而不是暴力解决分歧，回答“我们是谁”（ce que nous sommes）这个问题（206-207页）。但是，共识难以确立。无论指代身份（政治家），还是指代行动与决策（政治、谋略），“政治”的定义始终是双方争辩的焦点。在《马赫斯特与马南的对话》中，支持亨利四世的马赫斯特（Maheustre，注：该词原指亨利四世军队中的步兵所穿的衣服，在当时流行的小册子中，含义与politique基本上等同）和支持天主教的马南（Manant）围绕着“政治”一词，展开辩论，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马南将“政治”与“异端”“无神论者”“贪婪”“野心家”等词连用，马赫斯特则把“政治”视为“朋友”“盟友”（212-213页）。马南把亨利四世改宗视为空洞轻率、毫无意义的行为，认为能够随便做出这类“政治”行为的人，是“放荡的男人”，巴黎城若向他投降，便是“纯洁的女子”嫁给“放荡的男人”（225页）。分歧意味着天主教徒和雨格诺派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梅尼普斯讽刺集》（注：在当时Satyre ménippée指一种特殊的文体，混合了诗歌与散文）记录了一场发生在全国三级会议上的对话，一方是天主教同盟代表，另一方是第三等级代表上校德布雷（d'Aubray，该人同样代表军队，指游击队）。这是一份深受拉伯雷影响的狂欢式的作品，充满了想象力和各种风趣且幽默的隐喻。文本最后是德布雷的发言。他代表了“政治”立场，支持改宗，认为要实现和平，必须要改变神学至高无上的位置，将“国王的职责置于忏悔的良知之上”（208-209页）。《梅尼普斯讽刺集》支持亨利四世改宗，因此文本所呈现的“政治”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含义，代表正直忠诚的公民形象（213页）。在这两份文本中，“政治”的含义游移不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密码，代表了公民的美德（朋友、贵族、有产阶级）或超越宗教、超越公民领域的东西（无神论和异端是对上帝的罪，煽动者和敌人是公民和国家的犯罪）”，这个词到底代表什么，指涉什么，“完全取决于描述”（218页）。作者还深入分析了文本如何通过不同的修辞方式，尤其是“转谓”（paradiastole），展现“政治”一词如何阻碍不同派系之间达成共识。正因为如此，所以马赫斯特只得放弃通过言辞和对话寻找共识的希望，他对马南说道：“只有利剑才能改变你。”（226页）
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在十六世纪的法语文本中，“政治”一词之所以越来越重要，因为它构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支点，代表了一个特别紧迫的意义问题。围绕这个词展开的写作、言说与对话本质上是在寻找认同，追问“我们是谁”。因此，“政治”一词是“一种事件，与生活现实相连，并影响生活现实，提供了探索和协商集体与个人身份的手段”。同时，这又是一个“极具流动性的词：它是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务实、妥协的化身，是复合的、碎片化的政治体的化身，也是协商本身。它既是认知的主体，也是被认知和（重新）认识的对象”（239页）。在作者看来，“政治”一词含义的多变、不稳定，既是宗教战争前后国内分裂的表现，也传达了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悲观主义。而对后世而言，十六世纪关于“政治”的写作有两笔重要遗产。首先，“政治”一词的阴阳性以及“高度重叠”的意思，持续影响后世的思考，这在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罗桑瓦隆的《迈向政治的概念史》中均有表现。其次，政治既是语言，也是行动，语言就是行动（parler，c'est agir），显示了“群体或是单个人（le politique）在政治家形象的谱系中以及在欧洲政治想象的历史中，既重要，又持续发挥影响”（253页）。
语言学对思想史研究的影响
《政治》一书体现了语言学对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作者指出，大部分语词都有不止一层意思。不同意义既相互关联，但也不完全一致。所以，语词与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是不稳定的，缺乏对称性，既方便了语词的灵活使用，也为歧义与对峙创造了条件。“政治”一词有两种对立的意思，其一指“公民的”，接近civile，属于共和主义的传统，第二层意思接近政客，指那些把现实利益置于宗教或道德原则之上的人。围绕“政治”展开的小册子论战，核心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吸纳与排斥、界定与拆解，辨析既作为一种知识（“政治科学”），又作为身份（“政治家”或温和的“政治家派”）的“政治”。伴随不同势力和不同观念的角逐，“政治”论战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意义、合法性以及身份认同的争夺，必伴随着难以摆脱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宗教战争时期天主教派与温和派争夺身份与意义的对象，也成为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重新阐释的对象。
《政治》进一步认为，语词的不稳定既是政体不稳定的原因，也是结果。作为原因，语词内涵的歧义引起界定和指称的不稳定，导致了寻求共识的艰难。作为结果，宗教战争前后，身份意识动摇，政治联盟关系变动不居，现实的不稳定进一步激化了语词在使用与指称方面的不确定，意义与现实之间始终无法确立稳定的对应关系。作者指出，政治与语词的关系极为紧密，语法与国家相互交织，“国家就是语言结构，它的稳定性在于对其术语的有效界定”（229页）。权力僭越同样也是对语词含义的颠覆。《梅尼普斯讽刺集》将语词和权力联系，抨击天主教同盟的领袖马耶纳。文本指出，马耶纳身份是lieutenant（副官、代理长官），这个词的原义是某人代表另一个人占有（tenir）某一位置（lieu），马耶纳只能代表国王，得到国王的授权，才能成为真正的lieutenant，而他现在则是自视为王国的领袖，事实上是代表某一无生命体（国家）掌权，超越了lieutenant一词的意思，他的行为也是真正的篡权。
《政治》对语词和文本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作者把“政治”视为“话语经验”（discursive experience），始终以话语为媒介，并由话语创造，始终处在“对话的光谱（dialogic spectrum）上”（第6页）。对话不仅存在于文本内，还存在于文本间，通过吸纳其他文本的界定，进行反驳。此外，《政治》对文本的理解也很独特。作者认为，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场域（lieu），是一种“政治现象”（political phenomenon），是“这些友好的或敌对对话发生的地点，揭露、阐明和调整思想和对话者之间的权力平衡”（5-6页）。作者之所以这样理解政治、语词和文本，或许有两个原因。首先，作为一种文体，对话体不仅使用频繁，最能表达人物、思想和语言的交锋，而且也最能反映政治联盟的变化与不确定，传达认同身份的脆弱与内心的焦虑。其次，作为一部思想史研究，本书考察时段短，文本数量多，“政治”一词始终处在激烈的语义和意识形态交锋的前线，因此，通过一种动态考察，而不是聚焦经典文本，这种研究取向或许更能有效解释分裂与动荡时期意义的争夺。
《政治》不是单纯研究语词的变化，更是把“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词汇与可辨识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既追踪语言对事件的影响，反过来，语词的使用是一个文学-历史事件（literary-historical event），既是物质的（material），也是非物质的（immaterial）”（24页）。通过把语词使用视为事件，作者试图把文本世界（the written）和真实世界（the real）联系起来。不过，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也不是机械的，而是建立在书写的欲求和意愿之上。因为，十六世纪的作者对他们所处世界的碎裂，对语词及其所指对象之间的不稳定，对语词指称能力的欠缺，有着自觉且清晰的觉察。他们从不认为，他们所说的“政治”是唯一的、含义确定的“政治”，更不会认为他们借用“政治”一词所完成的指称过程是“政治”唯一能够指称的。文本中经常使用的表述是“所谓的‘政治’（les politiques qu'on appelle）”，这反映出语词的框定与指涉不过只是一次短暂的指涉，它将伴随着语词本身的流动性以及使用主体身份的多元性，而出现永不停息的震荡。因此，语词的使用和书写都是在一种控制、统一、争夺、怀疑的愿望中进行，都是以“言行之间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欲望受挫”（24页）。作者认为，《政治》全书都是在分析被失望主导的写作：“政治失败、未实现的理想、断章取义的文本、被扭曲的意义。”（255页）《政治》对大量言辞的解读和揭秘，也给人留下很深印象。比如《法国人的警钟》的主人公是一位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匈牙利人，名叫Alithie。作者解释道，这个词代表真理，源于希腊语Aletheia，意思是真理或披露，与希腊神话中冥界的遗忘之河勒忒河（Lethe）所代表的“封闭、遗忘、隐藏”截然对立。作者指出，《法国人的警钟》之所以要安排这样一个角色扮演对话的主导者，乃是为了“消除那些多重、相互矛盾的意义对真理和意义统一性的掩盖，为了解决像‘政治’这样的词语中存在的遭遇与争论”，表征一个“真正的和合适的政治的愿景”，这同标题“警钟”（也可译成“唤醒”）形成呼应：警钟敲响，暗示发现真理的时刻（141-142页）。《梅尼普斯讽刺集》中使用的Catholicon一词更复杂。文本编者使用了该词的多层、互为重叠的含义，代指天主教徒言辞的腐蚀性。Catholicon有三层含义，首先该词源自希腊语katholou，指普遍的，与Catholicismus（天主教）同源，暗指天主教。Catholicon第二层含义是万灵药，被比作一群骗子向巴黎人推销的假冒的神奇药物。Catholicon的第三层含义指言辞，因为它也是《语法大全》（Summa grammaticalis quae vocatur Catholicon）这部辞典的简称。这部辞典于十三世纪出版，曾在拉丁基督教国家广泛使用，直至十六世纪仍旧在不断重印。叠加了上述三层含义，Catholicon于是在天主教（徒）、言辞、腐蚀与欺骗之间确立了联系，正如《梅尼普斯讽刺集》所言：“只要吃一粒这种毒药，那么无论你嘲笑的是谁，那个人一定会成为雨格诺派或是异端的帮凶。”（217页）
问题与缺憾
不过，《政治》一书的问题也很突出。
首先，本书考察时段很短，仅聚焦十六世纪后半叶，这种微观视角虽然有助于展现“政治”概念在语词争夺的强度与频度，却不利于充分表现语词概念的历史全貌。全书仅有三页（43-46页）考察十六世纪之前“政治”的含义，三页（15-18页）考察十七世纪之后的概念历史。就“政治”概念的“前史”而言，作者丝毫不提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也未提及英法两国思想家就君主制是“政制”还是“王制”的争论与分歧。另外，就“十六世纪法国政治写作的遗产”这一问题，作者的分析也不够透彻。实际上，在启蒙时代，“政治”内在的重叠歧义得以延续。比如达让松在《法国古今政体论》中区分“君主制”（monarchie）和“王政”（royauté），并认为君主制允许民众参与国家管理，以至可将民主与民主制融合的设想，这体现的正是把“君主制”视为“政制”，以有别于绝对君主制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回应的正是区分“政制”与“王制”这一思想传统。此外，把“政治”视为一种身份，认为“政治家”是伪善演员的这层负面含义，在孟德斯鸠写于1725年前后的《论权谋》（De la politique）中也有所表现。事实上，这位政治思想家挖掘“法的精神”的目的之一，便是限制“政治”背后的权谋与权力欲。
过窄的时段不仅限制了考察“政治”概念的纵深维度，也无法充分展现语词意义的差异。比如，《政治》第二章考察概念前史，所谓前史，不过是十六世纪上半叶比代、拉伯雷等人文主义者的使用。作者试图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摸索出“政治”概念的截然不同的使用，这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更不可信的是，我们很难根据作者的考察，认为“政治”概念的歧义根植于晚近人文主义者的时候，而不是更早阶段。
此外，作者在论述某些问题时，内容有所重复，结构略显混乱。比如全书有两处叙述“政治”概念的历史，分别是“政治的历史”（histories of politics，7-12页）和“起源”（Origins，43-51页）。无论如何，前一部分所涉及法语“政治”一词含义的多样性，与后一部分“政治”的使用的历史，无法分离。分为两处论述，不仅影响阅读，而且不利于理解。另外，全书考察的文本大多为对话体。十六世纪中叶是法语对话文体繁荣阶段，这是当时社会心态的集中表达，也是考察争夺政治概念的重要场域。全书却未能就这一文体如何反映社会心态、如何有助于考察“政治”等问题，提供充分说明。
除了上述问题，《政治》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可商榷之处。这同语言转向后的思想史研究的整体问题存在某种关联。如上所述，语言哲学的研究证明语言在构建思想，塑造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以及对未来期盼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秉承这一取向，《政治》的作者宣称，她将遵循“近代早期文学研究中流行的历史化取向（historicising approach），关注‘政治’这一术语的内生性使用（endogenous uses），并从十六世纪的术语中挖掘其含义，而不是从我自己写作时对政治和权力的不同界定出发”（第10页）。所谓“内生性使用”指的是关注语词本身，不关注使用的人。从这一角度来看，《政治》实际上考察的是“语言游戏”：“政治”一词的多重含义，如何通过不同的修辞学，成为文本这一场域中意义与身份争夺的对象。不过，“历史化取向”的局限表现在，只考察修辞的干预，不关心干预的结果。作者尽管承认“对现实的修辞干预的潜力不仅涉及未来潜在的社会政治构架，也涉及现在对过去的记忆，毕竟这些记忆的‘真实性’”。但是，《政治》的分析始终停留在文字，并不涉及语词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也不关心“修辞干预”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唯有把语词、意义以及发生在意义框架内的事件结合起来，才能展现“语言游戏”的实际效果。人生活在意义之网中，通过意义，构建起对外在世界以及他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界定了他们行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待。而且，也只有通过意义，人们才能了解发生的事件，才能在彼此之间形成交流与争辩。语言赋予意义以具体的表达，也使这种意义能够以人们可以把握、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如作者所言，国家即是一种语法结构。权力与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人们对意义和语法的共识。反之，在不断交锋和争辩中，语言不断被修辞操控，意义得以重新界定，其结果必将影响身处于意义之网中的人。由此观之，若《政治》一书能把宗教战争置于语词构筑的意义结构中，而不只是视为“语言游戏”的背景，充分考虑使用言辞的人，而不只是关注言辞的“内生性使用”，重新从语词意义的争夺中，探寻新的“政治”语词结构的稳定以及作为一种观念的“绝对君主制”如何可能，那么，作为一个个案，本书可能会为“概念的语言史”提供更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