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实证千年商港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部，该遗址真实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为温州作为龙泉瓷大规模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重要实证。近日，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上，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2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以此推进古港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深度阐释遗址内涵与价值。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部，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隔江与江心屿双塔遥相呼应。
2021年10月，该遗址在配合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被发现，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发掘，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宋元清时期的江堤、8座码头、2艘沉船、1条木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与砖石建筑等重要遗迹，以及数以10吨计的各类瓷片标本、漆木器等丰富遗物。主要遗存年代集中在宋元时期，遗址发掘区主要由东端水门头区、邻江港口区及西端南侧瓮城区三部分组成。
遗址真实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为温州作为龙泉瓷大规模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重要实证，是近年来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此次发现的古港遗迹群，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为国内唯一、世界罕见，是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地，正是我国海丝申遗不可替代的经典样本和支撑性遗产点。
为高质量推进古港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深度阐释遗址内涵与价值，2022年11月4日至6日，在浙江省文物局指导下，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承办，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执行承办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顺利召开。论证会上，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2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遗址发掘区航拍图(红框标示）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通过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可以重新认识温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定位。
第一，过去提到海丝，从我国西南角的合浦，到广州，到泉州，到宁波，很少提及温州。结合这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以后要把温州加进去。
第二，以前做过的海丝考古工作，都没有港口。但实际上，海丝的核心应该是港口，港口一出一进，构成了中国和海外交通的重要物证。而此次温州古港遗址的发掘，恰恰从遗迹到遗物，为海丝提供了充分证明，是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海外丝绸之路走进国门的一次重要发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进入鼎盛的充分证据。
第三，此次温州古港的发掘，综合揭露了与港口相关的各类遗迹，且港口的年代从宋元时期延续至明清，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相一致，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商贸活动，实证了温州千年商港、海丝节点的历史定位。温州古港遗址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年代最清晰的港口遗址，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关键的指向意义。
第四，贸易的发展和交通成本密切相关，相比于陆地交通，海运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带来了贸易全球化。而海运的发展离不开港口，因此在总结温州朔门古港的性质时，不仅要从考古学层面，还应该从经济史和贸易史层面去综合考量。
朔门古港遗址
朔门古港遗址
元王振鹏《江山胜揽图》描绘的朔门港口场景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第一，温州朔门古港的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宋代及以后时期的考古逐渐得到重视，特别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十分重视。近几年，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发现不断涌现，比如苏州太仓的樊村泾遗址、上海青龙寺遗址等，包括泉州成功申遗越来越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为海丝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第二，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意义非常重大。它增加了一个原来鲜为人知的宋元到明清时期海上交流的重要港口，表明温州也是海丝的重要港口之一，而且主要是出口龙泉青瓷的港口遗址，填补了宋代和元代两个时期港口遗址的空白。
第三，遗址考古发掘揭示的遗迹还是比较清楚的，包含了不同时期港口码头设施的结构及其变迁，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港口的生活场景。
第四，这项考古工作是从基本建设考古转变为主动发掘的。温州市委、市政府以及文物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改变了原来的建设计划，并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这非常正确。因为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保存得这么好，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也是新时期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经典范例。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有如下建议：一是扩大发掘面积，重点揭露码头与古城的关联；二是进一步全面了解港口与海岸线变迁的关系；三是争取列入海丝申遗项目；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南宋青釉褐彩鱼纹瓷洗
北宋龙泉窑青釉线刻菱格纹如意足瓷熏炉
“庚戌温州屠七叔上牢”铭漆碗底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不仅具有考古学科研的意义，更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从田野考古的角度来谈，有几点建议：
第一，目前的考古发掘主要还是局限在河岸以下到河道之中，除了两个城门的位置，余下码头的根部位置，还不甚清晰，从这一点来看，后续发掘还可以更加完整。
第二，在发掘揭露的遗迹现象中，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进一步落实，如对于海相沉积的判定，对于南宋和元代之间码头的萧条和重建等，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支撑。
第三，就现有的发掘成果，对于一个港口而言，还不完整，根据文献中的记载“城脚千家具舟楫”，除了舟楫和码头，我们还应该联想到城外运输的道路、货栈、茶肆、酒社、饭馆等一系列的场所和设施。好在现在遗址的南侧没有建成高楼大厦，接下来进行改造和开发的余地也非常大，发掘区可以从城墙根开始，分块有计划地实施，可以考虑先恢复一个时期的古温州城市和码头的面貌，从而全方位展示温州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
当然今天谈到的发掘和保护规划，不是一个三年、五年的事情，而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需要稳扎稳打，持续推进。如果有可能，可以以朔门古港遗址为例，形成一种文物保护的模式，固定下来，为我们以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长期稳定的依据。
刘迎胜（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原会长）
对于在朔门古港发现意义的评估，要从城市史、地方史，向海洋中国这个层次来提升，在此基础上，发掘遗址的世界性价值。
在龙泉青瓷的外销方面，除了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的记载，还包括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里面有三个地方，明确提到了用处州瓷器进行交换，分别是巴拉望苏禄、花面（即今天的苏门答腊）以及无枝拔（也就是今天印度的东海岸）。他提到的这三个地方，实际上为解决处瓷的输出通道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此外，海外的陶瓷学者将我们浙东的瓷器称为“celadon”，也就是青瓷，这个单词是源于马穆鲁克君主萨拉丁，也就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世界最先使用了青瓷这一表述。这些细节，可能都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上青瓷外销的关键线索。
在来往温州港口的人群方面，在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和包恢的《敝帚稿略》中都曾提到，温州港周围居住的人群除了温州本地商人之外，还有倭商、高丽商人和昆仑奴等，这里的昆仑奴也是从事商业的外国人，销售的货物，包括龙泉瓷器、竹子以及布匹等等。
温州在两宋之际、宋元之际、金元之际都是非常重要的港口。
为促进朔门古港遗址保护和利用，有必要对宋元到明清这四五百年之间的古代文献进行梳理，从造船、航线、涉海人群、海上设施等方面，为古港遗址的展示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北宋晚期龙泉窑青釉 篦划莲花折扇纹瓷碗
明代龙泉窑青釉 大顺元年铭文三足瓷炉
北宋晚期湖田窑 青白釉瓷台盏
南宋建窑 黑釉金丝兔毫纹瓷盏
柴晓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现场是非常震撼的，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遗存最为丰富、体系非常完整的港口遗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比现在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要更加完整和系统。提几点建议：
考古方面，要进一步优化、细化考古工作的方案，力争明确各个时期港口的结构、布局，厘清不同历史时期港口和温州城、航道的关系，以便在接下来的保护展示中做到详略得当，让公众看得懂。
学术研究方面，树立课题意识，进一步明确温州城和温州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入发掘温州港在我们祖先开发利用海洋国土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遗址保护方面，要始终把温州老城、历史街区、城门、道路、房屋、码头、航道甚至是江心屿上的航标塔看成统一的整体，规划考古遗址公园，争取把温州打造成为国内文旅融合的示范性项目，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朱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
朔门古港遗址成为研究中国中古至近古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罕见的港口遗迹，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基于目前发现的重要性，下一步考古更需要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大的方面进一步深化。
第一，在时间的维度上要更加注意发现并发掘比宋代更早的地层和遗迹。我们需要从多学科协作、从田野考古方法创新的角度破解难题，从而取得更大收获。
第二，需要在古代城市考古视角下，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深入认识已发现的古港相关遗迹。从田野考古学的角度，科学回答城外码头与古城共同构成的古代港口城市空间分布特点的问题。
第三，通过加快整理重点资料，对已发现遗迹进行科学诠释。比较准确解决了时间延续和空间分布的问题，就可以为解释已发现的遗迹或即将发现的遗迹的性质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建议尽快重点整理一些关键资料，以便总体认识更加全面、科学和客观。
第四，关于加强出土遗物和遗址的保护，目前发掘出土的重要遗物比较多，特别是一些有机质出土遗物亟待进行到位的科学保护。
李水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朔门古港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长，从北宋一直到明清时期，目前，这类遗址的发现在国内是非常难得的，同类型的遗址有山东密州板桥镇和浙江宁波的市舶司遗址，但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均不如温州。通过对遗址的观察，可以发现朔门古港的外向型特点非常突出。
根据以往的发掘资料，在南海Ⅰ号沉船上发现有金叶子，这类东西主要是在杭州生产，但在温州人民路宋代窖藏里，也曾出土过金叶子，可以看出当时的临安跟温州地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此外，遗址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和少量漆器，在南海Ⅰ号沉船上也发现了一批温州漆器，不仅说明当时温州出产的漆器闻名，也从侧面反映了温州地区商贸的繁荣发达。
关于贸易模式，特别是贸易的网络关系问题，是非常有研究空间的重要课题。温州的地理位置独特，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东亚海上贸易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朔门古港遗址的有关发现，可以有针对性地填补贸易模式研究中的空白。现有的发现已经显示，温州港与马六甲海峡以及泰国南部地区关系密切，并且这些地区都有同类瓷器的发现，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研究不仅要看到温州本地的情况，还要主动地关注国外的考古发现。
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
对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和价值提升，目前已经完成了三个方面：
第一，是考古工作本身。在现场堆积情况复杂，发掘环境又比较特殊的背景之下，考古工作和认识都非常清楚，温州当地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
第二，是对古港遗址的价值认知。目前结合文献和地图，发掘者对于整个遗址性质的研判，都是比较清晰合理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从瓮城、码头、航道、航标，构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体系，这在当今世界的港口遗址考古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是保护和阐释的同步进行。在野外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组织策划了一个小型展览，与社会和公众进行分享和阐释，并已经把下一步遗址公园的规划和保护提上日程，非常必要。
最后再提一点希望，港口兼具“走出去”和“走进来”两个方面的功能，目前已经从遗迹、遗物等方面，为温州港的贸易输出提供了考古学证据，但仍需要注意寻找“走进来”的相关证据。以广西的合浦港和斯里兰卡的曼泰港为例，都存在相对丰富的文化遗存。在朔门古港遗址中，也发现了和商人沐浴有关的遗迹，但相关证据仍需进一步完善。这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下一步的海丝申遗工作，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关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学术价值，在考古学的层面，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发现了连续三个时期长达千年的港口遗存，即宋元、明清和近代开埠以来，甚至还有更早的晚唐时期遗存。三个时期在年代上前后连贯，展现了一脉相承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从而确证温州港是千年以来连续使用的国内外著名商贸古港口，目前在国内极为少见。
二是在东西400米的沿江范围内，发现了异常丰富的与港口相关的各类遗存，包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遗迹遗物，如此丰富的港口类考古遗存为目前国内所仅见。
为了全面了解各时期的港口面貌及特征，需要进一步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和后续研究工作，需要精心做好规划设计，按部就班地开展精细化发掘工作。
3号码头正射影像
3号码头侧视(局部)
4号码头
水门河道沿岸建筑遗迹
专家踏查朔门古港遗址
王炜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这次发现为温州城市与港口发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是温州商业文化传统的一次考古溯源，遗址现场的有效保护、科学阐释，对传承温州历史文化文脉具有重要的意义。
温州市政府不仅对这次考古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更为其后续的遗产保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考古案例是温州为全国树立的遗产保护榜样，显示出了一种新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建议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告一段落后，相关单位应尽快重新制定考古工作计划，将朔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转化为课题性的主动考古项目，对古港口的建设布局、建筑工艺、港口变迁与海洋环境变化及与朔门外运相关的瓯江水运等相关遗存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构建古代港口与城市考古的新模式。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根据《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的记载，《禹贡》扬州地，秦属闽中郡，汉初是东瓯国的所在地，温州在宋代以前好像是默默无闻的，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此次朔门古港的发掘，填补了温州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自宋元时期开始，温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从小的地方郡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对外输出的港口。这不仅反映了宋元时期温州地区商贸的繁荣，也揭示了温商的历史，展示了温商的根和魂。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要注意：一是在发掘现场，存在较多的水泥柱，说明在践行“先考古、后出让”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二是关于遗址的保护，在后续的规划和利用中，可以与朔门城门以及周边的历史文化街区有机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保护起来，活化利用，真正做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首先，龙泉是我国古代宋元时期的瓷器生产的中心，生产规模巨大，影响范围广阔。根据相关研究，在14世纪元代后期到明初，在印度洋地区发现在中国瓷器中，龙泉窑的占比在80%以上，在同期的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龙泉窑的占比约为50%~60%，说明龙泉窑在出口瓷器中所占的比例，可以作为衡量一个港口重要与否的指标。
第二，结合近些年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可以大致构建出中国沿海贸易体系。温州古港遗址中出土的瓷器大致可以分为北宋末到南宋初和元末到明初两个阶段。在北宋末到南宋初，温州港主要面向东亚地区，而在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几乎没有这一时期的器物。到元末明初，开通了一条新的航线，即从庆元、温州到菲律宾，往巴拉望，穿过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另外，在北宋末到南宋初，温州港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景德镇的青白瓷，还有一件磁州窑黑剔花，工艺非常复杂，属于贡御性质，高丽王宫遗址内曾出土过类似产品，因此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的温州港，应该是具有官方性质，可能和海外一些官方机构有直接联系。
再提一些建议：一方面，要从古代文献和温州本身的历史入手，就两个阶段的历史背景进行深挖；另一方面，我们目前发掘出土的瓷片主要来自龙泉东区，高等级的器物很少，下一步可以再在周边布探沟试掘，发现最终放洋出海的大型码头，把温州港的内运外销体系尽量完善。再有就是在发掘中，可以尽量把瓮城、城墙的结构发掘展示清楚。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遗址的考古发现在研究从汉代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外向型港口城市发展与变迁史上也具有同样不可替代的价值。表现在以下方面：
古港遗址位置表明，作为商业港口的区域和作为管理区域的城址并不合一，这对研究城市布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出土瓷器的年代看，温州在北宋晚期到明初具有重要地位。后续需关注温州古代港口是否存在沿瓯江往上下游移动的现象，寻找与交易方式相关的商品遗存，进一步弄清古代温州港口的布局情况。
把港口遗址出土的不同时期龙泉窑青瓷与各龙泉窑场的产品对比并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更加客观地理清各龙泉窑场的产品销量等内容。而把不同时期的主要外销商品和各主要外向型港口结合起来，观察并构建中国古代外向型港口的时代特点和发展变迁史，意义尤其重大。
要把该港口遗址放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内进行对比研究，既要观察其国际交流的内容，也要思考其与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中段、西端港口之间的地域性、文化性差别，从而确立以中国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东端外向型港口的文化特点。
建议把该港口遗址放在“考古中国”、放在大课题层级下，进行长远、深入的发掘、保护和研究。
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
温州是宋代5个市舶务之一，是元朝7个市舶司之一，无疑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这就决定了其考古工作兼具城市考古和港口考古的双重性。本次考古工作、学术意义、社会意义都很重要。关于考古工作的建议：
一是进一步做好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码头平面布局的研究，从整体看，宋元时期是温州古港的最重要时期，应对发掘区域不同时期的总平面布局进行辨析梳理归纳。
二是做好唐宋元明清时期沿革的情况，对发掘遗迹的断代至关重要，搞清重要遗迹的层位关系，多留剖面，并绘制平剖面线图。
三是建筑基址的测绘情况不详，光用照片是不够的，建议加强考古测绘，重要遗迹现象要多做三维建模。
四是以此为契机，加强对温州古城的发掘和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对北瓮城遗址进行全面发掘，需要留意唐五代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城门遗迹。
五是古港码头遗址的内容还需要再丰富，建议再扩大发掘面积，将码头和古城北门连接起来，可以考虑通过考古勘探和试掘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两宋时期的海船发现很少。中型福船沉船，是南宋时期的尖底海船，很重要，建议再汇报时有个复原示意图或线图，方便大家理解。
戴向明（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意义有三。一、这是一处宋元时期内容丰富的港口遗址，是近些年来我国历史考古、城市考古、海洋考古方面取得的突破性的重大成果。二、古港中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瓮城遗址，多处码头、石砌河岸、宋代沉船、干栏式建筑等一系列与码头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可以说这些发现体现了一处千年古港的整体格局和风貌，为我们研究当时这类遗址的建筑格局、贸易运输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三、这些考古发现，弥补了文献的不足，考古发掘表明，温州是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也为下一步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大支撑。
提两点建议。一是继续扩大发掘，了解整个港口的结构和布局，对关键性的遗迹整体揭露，并及时做好现场保护，同时与周围的城墙、古城相联系，更好展现温州古港的繁华程度。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加大保护力度，使整个遗址得到最大限的保护和利用，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下一步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打好基础。
宋建忠（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首先，要向温州考古所的同志取得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表示祝贺，同时，温州市委、市政府能顶住巨大的压力，在关键时期及时调整线路和方案，并给予大力支持，这些举措非常令人敬佩。
第二，对于朔门古港遗址的历史定位，还是要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来看。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以水为生，面向海洋，自古以来就是海洋性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此次古港遗址的重大发现，从瓮城到江堤，到水井、码头、沉船等一系列周边附属遗迹的发现，规模庞大，内容涉及对外贸易的多个环节，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具有唯一性，完全改写了对于温州的认知，实证了温州的海洋性文化面貌和千年贸易港口的历史定位。
第三，在发掘过程中，做好了全面保护和后期研究展示工作，这种模式将会是未来考古研究的一种趋势。
南宋六花瓣式漆盒盒身
元代龙泉窑青釉刻划 莲花纹瓷钵
南宋瓯窑青釉褐彩 卷草纹腰鼓
南宋陶丸
孙键（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是目前为止看到的与海丝相关、遗迹要素最完备的港口遗址。通常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生产、运输和市场这三个环节。温州作为其中的节点性城市，与之相关的窑业、手工业、漆器生产，同时以温州城为依托，有码头、航船、航线和航标塔，所有的要素都非常齐全，而港口，就是连接这些环节和要素的纽带。
对于其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对于遗址的相关研究。港口的核心时期是北宋晚期到元代晚期，这段时间刚好处于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之前，属于中国的航海时代。在此之前，甚至是唐五代时期，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到中国来，而进入宋代以来直到清初，无论是海外贸易还是造船，都是中国人自己走出去的时代。
第二，从地层上来看，古港遗址中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如两宋时期的地层堆积明显不同，其中反映的海平面变化以及与海啸相关的海相沉积，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引入对古代气候、地质和海陆变迁的研究。再如，温州港到现在已有千年，其城市格局基本没有变，这和我们看到的漳州港、泉州港以及密州板桥镇的形态完全不同，主要源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学术点。
第三，是水下考古方面的工作。根据以往的工作，如大练岛沉船、南海Ⅰ号、华光礁以及圣杯屿，包括韩国新安沉船，龙泉窑系的青瓷数量非常庞大，所占比例极高，说明龙泉青瓷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推出的第一种全球化商品，通过对朔门古港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解决航运和线路等很多问题。
最后提出一点个人的建议。目前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线性遗址，很多遗迹还是断点式的，希望下一步多做一些连接性的工作。
李政（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理论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是一个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项目，自去年10月开始发掘，短短一年时间，就揭露出了如此重要的发现，并且做到了精细化发掘，是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中一个非常成功、非常优秀的案例。同时在几天之内，把发掘的重要成果及时与公众分享，回馈给社会一个丰富且精致的展览，说明我们的考古工作，不仅仅停留在考古发掘这一层面，在做发掘工作的时候，也把保护和阐释都同时提上了日程，并且越做越好。
关于遗址后期的保护利用展示，朔门古港遗址，地处瓯江沿线，未来如果做规划和展示，可以考虑运用全息影像技术，在瓯江两岸将码头、栈道、江堤以及周边的附属遗迹做三维的立体呈现，重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温州码头商贸繁华的景象，能够让观众顺江而下，拥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这将是考古成果对于公众最好的阐释。
蔡薇（武汉理工大学船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朔门古港遗址考古发掘，几乎包括了古代航运的重要要素，呈现出了一个古代江海交通运输的完整系统。特别是古港中的两艘宋代沉船，其在古港中发现非常不易，使古港遗址变得生动起来，使古港的各重要元素得以串通联结。同时它们是集动态、静态于一体的舟船标本，对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在船港航运系统中的中国古代舟船船型与工艺特征属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期的考证与成果非常值得期待。
对于两艘宋代沉船的发掘保护与价值挖掘，在考古发掘与保护的实践中，也要广泛借鉴国内外的沉船考古发掘经验。由于两艘船同时发掘，就可以进行两艘船的保护对照，这个在沉船发掘保护的过程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在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海洋出水木质沉船结构稳定性与保护技术研究”实施中，形成了一批成果，如“出水/出土木质沉船结构稳定性评估指南”等，可以作为进行一些现场科学规范评测的支撑，以利于后期更好地对沉船结构进行保护。
朔门瓮城基址
1号沉船
栈道遗迹S（北向南）
李庆新（广东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
一是以全球视野与开创思维，推动温州古港与中国海洋史、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史历史研究。目前应该重新评价温州在中国海洋史、海上丝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二是以考古发现为契机，以多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与研究，全面深化拓展温州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温州通江靠海，造船业发达，通达国内港口城市，以及日本、新罗、琉球、南海诸国，是我国面向东海的重要港口。在龙泉窑产品生产-运输-市场经济链条中，温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枢纽，不可或缺的一环，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制度、人力、投资、金融、交易、运输、消费等等，结构性社会经济史内容，值得深化研究。
三是以开放眼光，比较视野，在关注龙泉窑商品生产与外销同时，开展龙泉窑在审美、工艺、技术等方面上的发展、流变及其影响的研究。由宋至明，我国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几乎覆盖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包括越南）的龙泉窑系人力-资金-技艺的传播网络与生产场域，展现了龙泉窑系扩张的“线路图”，这是另一个“天下龙泉”景观。
孙光圻（大连海事大学教授）
第一，立港要素。港口一般应该具备如下几大要素：一是安全靠离的码头设施，二是船舶安全进出的航道，三是港口具有一定的经济腹地。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态势看，这几大基本要素都已具备。
第二，航海地位。温州朔门古港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北望杭州、宁波港，南连福州、泉州港，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和北印度洋广大区域的重要节点之一。
龙泉青瓷的核心产区为处州府（丽水）地区，处在瓯江上游，下游的温州朔门古港正是龙泉青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贸易港口。温州朔门古港，既是龙泉青瓷外销的首要汇集港和始发港，更是通过宁波、泉州港等，令龙泉青瓷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的重要中转港，而不是“喂给港”。
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主要谈谈温州的海洋性地域特征。
其一，向海取利的生计方式。渔盐是温州滨海民众的重要生计，文献记载温州“诸县濒海之细民”“各有渔业”。温州设有盐监，领天富南北监、密鹦、永嘉盐场，每年盐产定额七万四千余石。温州人是海上贸易活跃的力量。史籍可见不少温州海商，其中的温州商人周伫，《高丽史》为其立传。也有不少因追求利益或穷困失业的温州人向海谋生做了海盗。
其二，海洋活动推动了温州城市发展。有学者研究，宋元时期温州城内店铺密布，百业齐全，沿街有河，舟船往来于海道与城市之间，城内酒楼、茶室、歌馆日夜喧嚣。
其三，海洋性催生了新的经济结构。温州滨海地区工商业发展，粮食不足，形成了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史称“海育多于地产，商舶贸迁”。需要从浙西、广东输入粮食，“温、台二州自来每遇不稔，全藉转海般运浙西米斛，粗能赡给”，还利用“郡通海道，商舶往来其间”的条件，输入广米。
其四，海洋信仰进一步发展。宋代温州一带海洋神灵信仰得到较大发展。例如，温州善济庙，祭祀海神顺应灵佑王；唐代宰相李德裕被温州人奉为海神，加以祭祀。温州是明教活动重要地区，“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崖。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
海洋性的生计、信仰、经济结构生成了温州海洋性地域特征，世代传承和滋长，塑造着“温州人”的海洋特性和温州地域的海洋文化。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山西大学副校长）
第一，把温州放在东亚人群的视野下去加以考察。研究温州，需要更加重视宋元时期的东亚人群，北宋周伫、南宋周去非、元代周达观、明代杨景衡等等都是与温州相关的重要人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可以分析温州的三个“面向”，一是温州台州小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二是瓯江牵扯的东西向的物资交流；三是面向东亚的海洋性，以及海洋的不确定性。
第二，结合第一点，以漆器为例说明一下温州的重要性。温州漆器有名，宋代的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方舆胜览》指出“温居涂泥之卤，土薄艰植。民勤于力而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可见温州当地不产漆但是各种漆器都完备，还成了宋代最重要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所以，温州漆和漆器的来源和销售都有必要放到东亚人群的视角去考虑，去考虑东南沿海地区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温州漆器铭文中的“牢”字很容易让人联系到店家做的广告，是温州漆器生产兴盛的一个标志。但李梅田《“牢”铭漆器考》认为“牢”铭漆器是服务于礼仪过程的。从城市考古的角度，我倾向于李梅田教授的意见，温州城的漆器手工业发达，但不是散布于城里许多地方，而是相对集中的，就像温州城的三巷：油车巷、皮坊巷、漆坊巷。
第三，温州城的城市考古工作。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是与温州城密不可分的，从不同时期的温州城图和已有的考古发现看，温州城市考古工作值得期待。从城图上看，街道有不同的系统，比如北部的东西向街道，西部的鱼骨刺式的街道，和“东庙、南市、北埠、西居、中衙”格局，这些空间概念是不同时期形成的，可以逐一理清，还原温州古城发展的完整谱系。
第四，温州地区的佛教问题。联想到大云寺、开元寺和开元寺的布局问题，比如白象塔等出土的大量文物，这些都可以结合起来。
第五，地方城址的考古工作必须依靠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对于地方城址特别是“古今重叠型”城址的考古工作，应该加强预判，变被动为主动，尽可能避免出现城市建设“遭遇”文物的情况，为当今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姜波（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副主席）
一、此项发掘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成果，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有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的支撑性遗产点。
此次考古发掘生动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历史画卷，亦可与福建漳州圣杯屿沉船、东南亚海域的玉龙号沉船等遥相呼应（推测为温州港始发），坐实了温州港是龙泉窑、瓯窑产品畅销海内外的出海口。对于海丝申遗工程而言，此次发现可谓填补空白。因为无论是已经入列世界遗产的海港遗址——泉州、澳门，还是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广州、宁波、登州、扬州等，都缺乏港口考古成果的强力支撑；不仅如此，国际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港遗产，包括菲律宾的维甘、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与乔治城、斯里兰卡的加勒、沙特的吉达等，同样缺少代表性的码头遗迹。而唯一保留有大航海时代海港船坞遗迹的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因为遗产保护不力在202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除名。由此可见，朔门古港遗址的考古成果，有“补白”之功，堪称人类海洋文明史上具有突出价值的珍贵遗产。
温州港处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上南北居中的位置，素有天然良港之称，又是承载了古代中国人航海贸易文明的考古遗产，弥足珍贵。目前，国家文物局正在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文本》，还组织了以广州牵头的海丝申遗城市联盟，可惜温州尚未加入。此次古港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为了海丝申遗文本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支撑，也补强了国内海丝申遗工程在港口遗迹方面的弱项。强烈建议把温州港遗址作支撑性遗产点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希望省、市同行在国家文物局和省局的领导下，加强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本团队的沟通。
二、此次考古成果是温州千年古港的考古实证。
温州港在宋元时期繁盛一时，此后一度湮没无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又扬名天下。这次发掘的朔门古港遗址，立体呈现了温州古港货运码头的遗产景观，历历在目的考古遗址，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古代温州港“海舶云集”“帆若垂天之云”的历史景观，让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的温州，平添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感。
温州港选址于河海交汇之地，既得交通之便利又可避台风之侵扰；依托瓯江水系，形成了支撑港口贸易的经济生态系统，由此而成为古典航海时代的著名海港。正是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港口，温州形成了向海内外辐射的海洋贸易网络体系，有着航海基因的温州人，从这里走向了海洋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三、温州港遗址出土文物充分展示了古代海洋贸易的丰富内涵。
温州港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上处于南北居中的位置，又有瓯江水系的纵深支撑，使得温州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古代海陆贸易的枢纽。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充分展示了海洋贸易的丰富内涵（瓷器、漆器、海盐、金叶子）。如果说，“南海Ⅰ号”沉船展示了古代海船船货装载的情况，那温州港则是再现了古典时代海港城市货运集散的情形。以瓷器为例，此次出土品不仅有本地的瓯窑、龙泉窑；也云集了国内各大窑系的产品，包括景德镇窑、建窑、定窑、磁州窑等南北各地的窑瓷产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充分展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整体面貌。
四、朔门古港遗址堪称中国古代海洋工程建筑技术的杰出范例。
朔门古港遗址堪称我国古代海港建筑工程的技术范例，这在以前的考古工作中殊为罕见。遗址所见的古代码头，有月台式、斜坡式、栈桥式等多种类型；这里可以看到古人创造性地在海相、河相软质地基上建筑施工的工程作法；可以看到用石块构筑、保存尚好的瓮城遗迹；还有类似海宁海塘“重力式石塘”的工程做法，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工程技术史上难得一见的考古实例，可大大补强相关研究中考古证据不足之短板，值得重视。
总之，此次朔门古港遗址发掘是一项令人震撼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成果。我们应该落实关强副局长刚才所讲的：考古工作仍需持续开展，研究工作亟待走向深入，文物保护和规划工作要适时跟进，考古成果应该及时发表，特别是要向公众阐释遗址的历史与考古价值（文化自信与中华文明的标识）。这是温州人的珍贵遗产，衷心希望它成为遗产保护的样板工程，成为温州的城市名片。
（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据文博中国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