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通道：邀请与噩梦

在城市里生活，有些通道是邀请，有些通道是噩梦。

欧洲城市本来是以市场和广场为中心的，现在有些新城区也变得越来越像中国的城市，越来越条块化。所谓条，就是有沿街商铺的大街。块就是商场，在中国还要加上最近20多年里快速发展出来的封闭式小区。

也许老城区的欧洲居民生活仍然是围绕市场和广场进行的，毕竟弯弯曲曲的小巷，最后大多会通向一个放射性的小广场。这些小广场兼有交通枢纽、市场和集会场所等角色。而小巷子和胡同在中国城市里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仅剩的一些，如果还能通行，主要也是从一条大街通向另一条大街。除非是像苏州这样被水路分割的城市，老城区的许多小巷子最后通向河边，有些地方还保留着码头，除了不能集会，这些码头在历史上扮演着类似欧洲城市广场的功能。

曲径虽然能够通幽，但狭窄的通道如果挤塞人群，就是令人窒息的幽闭空间。置身通道产生的恐惧感不是没有由来的，其危险程度与通道空间的开放程度成反比。曲折漫长的地下通道，如果不能一眼看到两端出口，就会迫使人流加快速度，而这种速度又是被限定的：限定通道通行能力的，有物理因素，有心理因素，也有制度因素。

物理因素包括通道本身的尺度、单行还是对行、是否有障碍物以及出口的通过性。制度因素是指行政约束，比如对奔跑的限制和紧急处置预案。最不可测的还是心理因素，人对狭窄空间的耐受程度有差异，对人之间超近距离的耐受程度也有差异，这使得通行时间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技术指标。通行时间太长，加速意愿和限速事实的冲突加剧，焦虑感就会急剧上升，就更有可能打破通行的共识。

这种通道在中国的城市中太常见了。

保持适度距离，遵守相同的通行规则（左侧通行或右侧通行），快慢分离，静默。这些在地下通道里通行时的共识，并不总是能通过行政约束实现。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社会默契，只能在传统中生成，靠自我克制和社会压力才能维系。

社会默契有可能符合工具理性，也可能不符合。但评价社会默契的关键不是它们是否合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合理，而是看默契能不能帮助社会有效运行。这就像亲吻作为一种问候方式并不符合医学常识，但亲吻能够凝聚社会。当然也有很多医学研究，试图证明亲吻从根本上说是合理的，比如亲吻如何改善内分泌，甚至交换口腔细菌也可能让人更健康。然而，社会默契并不需要这种证明。

对个体来说，社会默契的价值在于保证其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在地下通道里，要在人群中保持安全，没有什么比一种内化于身体反应的一致性更有效。可以通过对身体的强制来塑造社会一致性，也可以什么都不做，让社会默契自己形成。一旦形成就非常牢固，对城市管理来说，社会默契的这个特性有着难以取代的优点。

当然，靠默契维系社会行为并非没有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就只能靠制度。制度的实施不一定要靠可见的暴力，但可见的暴力是实施制度的潜在选择。制度和默契有很多差别，但惩罚程度和惩罚形式不一样，这是最重要的差异。

制度应该比默契更强调工具理性，但事实不见得如此。制度的合理性经常被其他因素扭曲。有些地铁通道的长度和曲折程度，根本不能为行人提供任何合理的预期。这类安排必定都是强制性的，因为如果不强制，人们就无法接受。

越是设计不合理的通道里，越是经常出现墙柱、固定栏杆、隔离带、自动门甚至水泥墩。这些障碍物的目的一般是为了限速、分流人群、防止对冲，但障碍的出现本身就会导致风险升高。

这样一来，制度的实施就和制度的目标发生了背离。

在通道里行走的时候，如果不保持适当的距离，一旦有人摔倒，就可能发生踩踏。如果通道的拐角过多，特别是在自动扶梯出口的地方设置拐角，后面的人无法看见前面发生的事，为了避免堵在扶梯口或拐角处的风险，人们就会尽力推搡前面的人，为自己争取安全空间。推搡的力量向波浪一样向前传递，吞噬行人之间的安全距离。

一条太长的通道不但造成危险，还会扭曲人的行为，降低制度的信誉，最后破坏社会默契。尽管人们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仍然会尽可能地保持距离，以维持默契不至于崩溃，但默契的约束并不适用于紧急情况。

为了保证安全，人们会选择打破常规。而常规一旦被打破，其他人的行为就变得不可预测。噩梦就藏身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中。

（作者系摄影师，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