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东亚秩序的变迁
1918年11月11日，随着德国政府代表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源于欧洲、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一战只是欧洲的战争吗？它与相隔遥远的亚洲有着怎样的联系？
一战风云叱咤百年，东亚格局沧海桑田。4月7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东亚秩序的变迁”学术工作坊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工作坊也是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18年系列学术活动的第二期。与会学者有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焦兵。出席此次会议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金光耀教授、高晞教授、马建标副教授、皇甫秋实副教授、朱联璧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康令博士。众多青年学子也旁听了此次会议。
工作坊中，与会学者从1915年中国参战案、一战与日本的东亚战略、一战前后东亚的持续失序等不同角度，阐发了一战与东亚秩序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认识一战、关注世界与亚洲的联系打开了新的视野。澎湃新闻将本次工作坊的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徐国琦：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徐国琦以《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在“共有的历史”视角下，关注一战中的中国、日本、印度、越南、朝鲜五国。
日本将一战视为“千年一遇的机会”，通过一战，其在亚洲的地位得以巩固，日本从地区大国成为世界强国，报了“三国干涉还辽”之仇，实现一举多得。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中国成为进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秩序中的民族国家，1912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对中国来说，一战爆发是名副其实的“危机”——危险与机会——列强在中国的争斗与中国救亡图存在这一时期并存。印度被称为英国“皇冠上的宝石”，印度派了100万士兵和劳工派到欧洲、中东和非洲，“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出兵出钱帮白种人打白种人，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甘地一直到1919年都支持英国的战争行为，印度的精英基本上是“一边倒”的，他们认为一战的爆发是“印度机会”，其考量是帮母国打赢战争，之后赢得自治。相比于印度的积极行动，越南显得比较被动，但仍派出5万士兵、5万劳工奔赴欧洲。朝鲜的民族主义者以李承晚为代表，认为威尔逊所提倡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种机遇。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百万人的游行要求民族独立，这不仅是亚洲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也影响到了中国。综上，五国尽管地位和处境不同，均或多或少将一战视为机遇。
徐国琦认为，应关注印度支那人和中国人在欧洲“血染的风采”，即在欧洲战场上，非白种人与白种人作战。中国人至少有3000人死于欧洲或者去欧洲的路上，100万印度人、14万华工、10万越南人参与到战争中时，欧洲文明正处于转折的紧要关头，对于曾被视为“下等人”的亚洲人而言，参与一战对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代表的是国家而非个人，这也引发了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从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而言，五国在巴黎和会上经历了巨大的希望和失望。印度政治精英实现自治的目标并未实现，在英国帝国体系中还是处于二三等地位，甚至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和统治更加变本加厉，印度遂开始寻求新的出路。阮爱国（即胡志明）向巴黎和会提交了8项要求独立和自治的提案，而西方列强置之不理，他不再相信西方所谓的公义和真理，随即前往苏联，越南之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一战关系密切。与其他国家类似，朝鲜的“三一运动”也体现了朝鲜的民族觉醒。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三个目标是青岛合法化、成为世界大国、作为唯一非白种人的国家被西方国家接受，进入排他性的帝国主义俱乐部——这些目标在战后并未完全实现。1933年日本政府退出国联，这与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三次拒绝种族平等、日本的民族心理受到伤害关系密切。
徐国琦认为，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总体战（totalwar）。“亚洲对一战的历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况且亚洲对这场欧洲的‘内战’贡献良多”。亚洲士兵和劳工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亚洲人在欧洲与欧洲人其并肩作战，对外交和政治宣传均产生了直接影响。“正值一战一百周年，作为亚洲国家，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一战带到亚洲历史，把亚洲带到一战历史，然后把一战真实的记忆还原。”
唐启华：洪宪帝制与中国的参战
与徐国琦从国际关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待一战不同，唐启华以“1915年中国的参战案”为切入点，将洪宪帝制与中国的参战放置于英日东亚争霸中进行考察。
唐启华认为，在以往对中国参与一战的研究中1915年11月的参战案讨论较少。当时的背景是英国在欧洲战场西线、东线陷于僵持，时任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从南线突破，一方面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给俄国提供军火，另一方面则逼迫土耳其尽早退出战局，拉拢保加利亚、支持塞尔维亚。
英国希冀尽早结束战争而开展加里波利战役，这场战役从1915年2月开始，历时9个月。在此期间，英国曾有在中国购买军火的两次尝试，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军火案（其后证明为骗局）以及梁士诒讲14000支步枪送到香港。此外，山缪爵士（Sir Marcus Samuel）也曾提出使用中国兵工厂制造军火的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仍为中立国，中国租界中的德侨正酝酿着在亚洲颠覆英国、法国与俄国的阴谋，甚至有煽动印度人反英的各式各样的计划、德国间谍欲破坏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等，英法俄三国对德侨阴谋案密切关注。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洪宪帝制的进行时期，诸多国内外事件由此紧密串联起来。随着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条”结束，7月袁世凯派顾维钧担任驻美公使，使其肩负在美宣传帝制的任务。8月筹安会成立，此后出现请愿运动，10月6日已经决定推动“国体投票”，洪宪帝制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日本反对袁世凯称帝，10月14日内阁决定干预，联合并领导各国向北京政府提出《劝告暂缓帝制案》，这对袁世凯及帝制派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此前，除日本外的主要列强基本都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意图在称帝同时参加欧战，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压制日本，对此他信心满满，认为帝制必成。
1915年的11月成为关键时期，袁世凯与日本进行了激烈的正面交锋。英国尽管支持袁世凯但是在加里波利遭到重大挫败，因而唐启华认为“袁世凯可能败于加里波利半岛上的一位土耳其年轻师长凯末尔的奋战，他击败了英国军队，然后蝴蝶效应造成地球另外一边英国无法在亚洲支持袁世凯，让日本取得东亚外交主导权”。
日本认为英国要求中国参战的背后其实是中国自己的意愿，他们以新闻攻势、散布谣言等方式展开反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承受了巨大压力。而就在此时，英国在加里波利战役宣告失败，11月23日英军撤退，英国急需日本的支持，不得不拉拢日本。11月29日，英国发表声明，表示没有经过日本同意不会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其直接后果便是东亚外交主导权从英国转移至日本。12月3日，中国政府称自始至终都没有参战之意。6日，日本正式通知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拒绝让中国参战，但是同时，袁世凯在12月12日接受推戴。
在此期间，中国利用参战令日本将主要精力投入与英国的交涉之中，转移日本对洪宪帝制的压力，从而为帝制的推行获得了缓冲的时间。期间，中国、日本、英国以不同方式上演了精彩的外交攻防战，最终形成平手。
臧运祜：一战与日本的东亚战略
臧运祜的报告题目为《一战与日本的东亚战略》，他宏观考察了一战期间日本的东亚政策，肯定徐国琦“一战是从1895年至1919年”的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不仅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对东亚和世界格局的格局影响更大。
臧运祜介绍，日本东亚战略的正式形成是1907年帝国国防方针的制订，其影响直至二战前夕。国防方针由1907年4月4日形成的《帝国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及《帝国军队用兵纲领》三份文件构成，确定了日本国防的基本的纲领，“以自卫为宗旨，维护国权国利，贯彻开国进取的国是”，以“速战速决”为方针，将俄国、美国、法国作为假想敌国，制定了对三国的作战纲领。方针确定了20世纪初日本在东亚的基本的战略，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之为“明治大帝的遗策”，其影响延伸至二战。
一战对日本来说是天赐良机，日本在明治后期已经开始充分准备。在如何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英、法、俄在日本的带头下以“承认换承认”的方式实现——以对民国的承认迫使袁世凯签订“满蒙五路秘密换文”。1913年10月6日日本承认中华民国，称为“支那共和国”，这一名称从一战延续至战后，是日本官方的公称。日本参与一战是根据日英同盟参战，此后日本欲通过“二十一条”的交涉独霸中国，同时派兵南进，根据《国际盟约》施行“委托统治”，设置“南洋厅”，形成“内南洋”地区。一战时期的“内南洋”与二战时期的“外南洋”（今天的东南亚）是日本“南进”的范畴。
相比于其他国家，日本比较早意识到要考虑一战后的安排。日本在1918年和1923年两次修订帝国国防方针：第一次修订基于一战后的形势，以中国取代法国作为假想敌国；第二次修订则对假想敌国再一次调整，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对手，这也体现日本战略方针调整是一战发生的结果。日本在最后一次（1936年）修订中，将美国和俄国同时作为目标，同时对美俄开战，南北并进。
1921年第一次东方会议召开，讨论内阁关于满蒙政策、山东问题及西伯利亚交涉的方针及实施问题，为华盛顿会议作准备，因此这一次会议也被称为“满鲜会议”。5月17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了对张作霖的态度，即在满蒙地区“扶植我方势力”，战略收缩同时在满蒙地区继续扩张。1927年第二次东方会议中日本仍着重讨论满蒙问题，意图将其从中国分离出来，也进一步体现了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交重点就是满蒙。
臧运祜认为，一战留给日本的遗产主要为华盛顿体系的影响。日本在一战后的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并非偶然，《四国条约》废除英日同盟、《五国海军协定》对日本海军力量的限制、《九国公约》对日本扩张的限制都是对日本称霸东亚的束缚，所以对于打破华盛顿体系日本志在必得。正如入江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起源》所指出的，战后日本学者无论是左派学者所写的《太平洋战争之路》抑或右翼学者所作《大东亚战争的总结》都对这一问题看法一致，认为华盛顿体系束缚了日本在东亚的扩张。
马建标：一战之后美苏在中国的政治竞争
马建标的报告题为《反赤与反帝：一战之后美苏在中国的政治竞争》。在他看来，“反帝”与“反赤”政治概念的出现，体现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列宁主义令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受到挑战，而双方在思想领域竞争主要的战场却是仍处于分裂之中的中国。这一国际背景也是中共成功的因素之一。
从美国国内来看，随着1919年共产党组织的出现，思想界开始出现拥护共产主义的声音。在1919年美国出兵西伯利亚之前，资产阶级国家召开反赤大会，出兵西伯利亚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赤”的体现。美国在中国的“反赤”则主要通过建立华盛顿体系来实现的，意图将苏俄排斥在外，形成东亚的新体系，对共产主义进行消极的抵制。
1919年，苏俄成立“第三国际”，支持中共创建，提出“反帝”口号，以民间名义指导和输出革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苏俄的“反对帝国主义”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即苏俄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而当时美国从美西战争以后就开始反对帝国主义，提倡自由的秩序和贸易。此外，从“反帝”口号在中国政治动员的效果来看，在1922年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均不能看作成功。
因此，从美苏一战后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来看，俄国利用中国的分裂和列强势力范围之间的裂缝建立革命组织；而美国强调国际秩序，相对来说竞争力较弱。
朱联璧：《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朱联璧就《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一书进行分析和评价，揭示了全球视角中世界大战的不同面相。《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为过去40年研究情况的总览，对一战研究是很好的导引，其主编Jay Winter将该书视为“第四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学者的集大成”。本书形成于80年代冷战结束的背景，由此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全球性和跨国史作为其核心理念。
该书共分为三卷：全球战争（Global War）、国家（The State）和市民社会（Civil War）。朱联璧指出，这一著作的撰写特点为“跨国史、全球史和复合年代记”：跨国史主要论述国家如何介入和主导战争；全球史强调空间上的超越，更多讨论人口之间的互动形成新观点；而“复合年代记”具体指的是对紧凑的年代不采用单线叙事而是更多面相的叙述。
在“全球战争”卷主要讨论四个方面：首先是战争的主线；第二、三部分则是战争的全球的范围，世界的其他地区如何卷入战争，以及这一过程中民族意识，尤其是非洲和亚洲民族意识的觉醒；最后则着眼于战争罪行和战争法的问题，提出平民和士兵界限的模糊性，因而战争调动了整个社会和世界。值得关注的是，第三卷“市民社会”关注被忽略的普通人的战争体验，呈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
朱联璧认为，《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呈现的全球性主要体现为：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超越欧洲的空间界限、展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化进程之间的联系。他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些很多新的研究，也包括群体之间的活动和观念的流动的研究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推动的全球化所形成，未来也是会有更多拓展和研究的问题。”
陈康令：一战东亚的持续失序
陈康令的报告以《礼失万邦：一战东亚的持续失序》为题，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史料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中西、古今差异，归纳一战前后东亚国际格局的不稳定性产生的原因。
如果说一个国际秩序是稳定有序的，那就意味着它的持续性、整合性与和平性三个方面整体表现良好。而一战前后的东亚正处于这三个因素均失序的历史时期。陈康令通过数据统计，将这一时期的东亚与古代对比，认为1760-1840年东亚“礼治下的和平”，整体上处于稳定的秩序中。从欧洲来看，2018年不仅是一战结束100周年，也是“三十年战争”爆发300年，对国际关系学科意义非凡。从一战前后一百年来看，1814-1914被视为“百年和平”，在此期间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陈康令指出，东亚秩序对西方的启发在于“天下礼”的概念，在理、利等的实心连结下形成的稳定结构，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可以实现稳定与和平。他通过“4Li稳定模型”的建构，认为以礼、理、力、利的互动与组合，形成象征传统东亚礼治最稳定状态的理想结构，实现着持续的稳定。
从一战前历史来看，值得关注的是殖民地代替了中国周边的朝贡国家。所谓中国“礼仪之争”，“争”的背后体现出融合，冲突和碰撞则是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从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之初，西方对中国教徒仍祭孔祭祖难以理解、忍受，到教皇与康熙帝通信争论是否祭孔，宗教礼仪的背后体现了东方和西方两大权力中心的较量。
此外，陈康令认为“礼仪之争”还伴随着西方学者引进中国著作，并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强大的文化实力、稳固的政治基础和对外关系的独特模式。马可·波罗之后的启蒙时期，中国对西方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争斗同时伴随着交流和沟通，而最终导致东亚“失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实力的下降。
讨论环节
报告环节之后，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提问和讨论。
金光耀首先发言，他认为唐启华的报告是以往外交史研究中所忽视的案例，同时提出问题：英国的战败与其外交的退缩有多大的关联度？张俊义也提出，英国与日本最终交恶是因为袁世凯还是一战后外交政策的改变？唐启华认为，当时英国的内阁与外交部认为绝对不能失去日本的支持，而对帮助袁世凯则感到无能为力，最理想的状态是让日本同意中国参战。他也提醒要注意日本内部的力量复杂性对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徐国琦则关注古德诺与帝制的影响，以及梁士诒提出“以工代兵”计划，是否可视为中国间接参战。唐启华认为古德诺可能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利用，梁士诒则长于谋略，希望“以工代兵”来拉拢英国打击日本，支持帝制。
徐国琦在报告中提出的“共有的历史”概念同样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金光耀认为这一研究有助于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加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徐国琦认为“共有的历史”概念本身即包含同和异，历史已是客观存在，应当寻找亚洲对一战解读方法，并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不难发现一战期间影响最大可能并非战争本身，而是造成更大规模死亡、目前证实起源于堪萨斯州的西班牙流感。对此，高晞指出，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战争中的军事卫生问题，医学科技的进步与战争存在互动关系。一战期间战壕战和细菌战与医学史研究有密切联系，而士兵日记与信件作为档案资料出现，使这一领域存在进一步深入的空间。从“共有的历史”和跨国史的视角来看，目前“战壕艺术”已经成为国外一战史学者新关注的议题，而类似的、细化的题目，国内学者相对关注较少。
此外，学者们还对一战与东亚秩序的变迁中各国的战略考量有所讨论。结合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对华经济情报活动，皇甫秋实提出，美国与日本是否早在一战前后就开始在中国展开角逐？对此唐启华认为在1915年的参战案交涉中，美国作为中立国，主要采取支持袁世凯的立场，但并未在交涉中产生重大影响。就皇甫秋实提出的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略选择问题，臧运祜认为日本的“南进”战略主要在二战期间形成，一战期间日本的战略重心为满蒙，主要的对手是苏俄。而对于日本“北进”抑或是“南进”，又与日本内部陆海军的对立有关，情况较为复杂。马建标认为，美国对北京政府“反赤”行动的介入非常有限。对此，徐国琦建议作进一步研究，可以关注经历“五四运动”及中共成立的杜威在华期间的活动，以及他受美国政府委托所写关于中共的报告及其家信中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