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问︱侯旭东：在关系中理解“权力”及其运用
【编者按】最近，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新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邀请京沪五位青年学者就《宠》提出若干问题，请侯教授答复。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发布。此为上篇。
最近几位朋友应澎湃私家历史编辑之邀，就《宠》一书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给了我再次思考的机会，时隔数月，让我借助不同角度的追问，重新整理自己的想法，阅读-提问-回答构成“诠释学的循环”，提供了进一步澄清观点的宝贵契机，谨此向五位朋友及澎湃新闻致谢！
侯旭东：漩涡模式的提法其实是借用赵汀阳《惠此中国》一书的观点，指这种关系具体展开所呈现的状态。这种关系，作为“结构”，历朝均存在，不过与社会学一般理解的社会结构不同，它为时人所感知与追求，亦为后代史家所反复记述与贬斥，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往往是现代学者在表象与本质二分的假设下分析出的认识，并不为时人所感知，亦不会为史家所著述。
从功能角度看，其作用可以从时人的主位与今人的客位两个角度来看。主位角度的作用，为皇帝与臣下所感知、把握与利用，具体分析见书中第八部分，概括而言，成为皇帝以少御多，控制臣下、施展权力的手段，亦是臣民谋求声望、权势与地位的别途（正式的制度渠道之外的途径）；客位角度看，其持续存在，作为一种结构，对它的争夺与维持，激发与消耗了臣下的能动性，一方面这种关系/活动的持续存在与吸引，无意中维持与巩固了王朝再分配体制，另一方面则引发了历史中反复的变化，构成变动（不是进化，更多的是反复与波动、循环）的动力，两者并存，汇聚为时间上延展的“变”与“不变”。我自己的观察，则将这种关系的存在及围绕它产生的言行，视为反复上演的没有赢家的竞逐，是悲剧的循环，循环的悲剧。当然，这不过是一种今人的后见之明。
补充一句，马克斯·韦伯的洞察力就在于将皇帝与官僚制放在一起来观察，提出秦以后的中国属于“家产官僚制”的观点，正是把握住了这种关联及内在的矛盾性。中国学界似乎主流采取分的逻辑，将两者分别对待：没有中枢的官僚制，或没有身躯的皇帝，带来不少误解或偏差。两者之间关联与矛盾的持续展开，构成了变化的动力。
侯旭东：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需在具体朝代中具体认识，简单地概括等于抽调了历代君臣的能动性。两者关系中一个重要面向是两者不断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如汉代内朝的外朝化的变化，或者章太炎最早注意以及日本学者概括的“波纹的循环发生”，历史上不时出现；另一方面，相反的转化，套用汉代的说法，即外朝臣下的内朝化，亦反复上演。后者往往不太引人注目。此外，还需要将两者放在不同尺度的过程中并观，即注意其间的联系。
关于兄台所说的“制度性权力”，还想多说几句。制度化程度要看与皇帝的位置远近，程度与和皇帝的距离成反比：越远的，越制度化越稳定，越近，越富于变化。看看历代中央机构的变化，即一目了然；而地方，反而相当稳定。县，自春秋迄今未变，县长/县令、主簿之类的官称，沿用了一二千年。中间级别的，从郡、州、到路、省之类，几百年才变动一次。正史《百官志》或《职官志》书写中详于朝廷，略于地方，从这个角度看，是颇有道理的。韦伯有个看法，我感觉很值得重视。他在《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第十二章“家长制与家产制”（阎克文译本，上海人民，2010，页1172）说：
只要一个大规模政治王国的行政还是家产制行政，任何辨认“管辖权”的尝试都将坠入官衔的迷宫之中，因为那些官衔的含义完全可以随意变更，大扩张时期的亚述就是如此。
其说用在朝廷官制上颇为恰当。王朝时期官制权力的状况，还需要更多的分析。
兄所关心的两种权力的关系，要我看，即涉及官僚与皇帝的关系，亦牵涉皇帝职权的不同侧面间的关系。用两种权力的说法，易于遗忘操弄权力的人，并会对“权力”作为抽象物产生幻觉。制度化的权力，如上所言，亦并不稳定。非制度化权力，按我的理解，恐怕就是皇帝职权中超越制度的部分，近臣所拥有的，是皇帝这部分职权的延伸。其不稳定，与皇帝个人禀性（或用个现代的说法，个性）、对权力的态度、宠臣的个性与权力欲等有关。聚焦于短时段，或有眼花缭乱，变化多端之感；长程观察，恐怕呈现的面貌就大不相同。这与其生活实践以及想象的空间有关，现在时髦的说法“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对皇帝而言，情况类似。其生活经历与知识储备同样构成其未来行为与想象的内在限制，眼界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此外，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所有物”（见李猛《福柯》，收入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90），需在关系中理解“权力”及其运用，在古代中国，即应放在君臣关系（复数）中来把握。其作用，要我看，王朝时期是引起变化的最直接与重要的来源，小书实际就是在围绕此来分析，当然，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这些变化往往是反复，乃至循环。
侯旭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历史乃人类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一环，其展开的逻辑与机制，应该成为历史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灵感来源之一。就目前情况看，可能还是以学习、吸收与利用（消费）这些学科的成果为主，当然不是词语或观点层面，更重要的是领会其提问方式与思考方式，创造性地和中国历史研究融会贯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成为“水中盐味”，而不是“眼中金屑”。借助这些学科的提问方式，会丰富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激发更多元的思考与研究，在学者的反复交流、辩难中提炼出带有理论性的解释，只有这样带有理论意识与追求的成果积累多了之后，可能才会对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理论有所贡献。
这方面需要对社会科学理论有知根知底的掌握，了解其来龙去脉、产生背景、价值与局限。
对未来的史学工作者而言，需要贮备更为复杂多元的知识与能力，养成的时间也会更长。
徐冲：大著以关系过程（信-任型君臣关系）与事务过程（礼仪型君臣关系）的共生缠绕和循环往复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展开的主要动力。这一思路对我们理解王朝体制下的诸多历史层面提供了分析的利器，但似乎是建立在王朝体制在现实中已经确立的前提之下。不知道利用这一思路，是否还可以对理解中国古代王朝的创建与衰亡有所帮助？
侯旭东：对于认识古代王朝的兴亡可能会提供新的观察角度，目前的分析仅限西汉一朝，只是对王莽如何鼎移汉家，有些分析，并无新意，只是用更多的笔墨印证了班彪对隗嚣所言“国嗣三绝，危自上起”（《汉书·叙传》，4207页），问题出在宫中，并非社会矛盾之类所致。至于对通过战争方式建立政权的王朝，是否有效？没有认真考虑过。粗略思考，恐怕不行。这涉及到背后更大的问题，即兄所说的古代王朝体制问题。
确如兄所言，该书的前提是王朝体制既存，要揭示为何出现这种体制，还需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宠》完全没有涉及此点，实际亦无法解释其产生的缘由、路径等。这需要对春秋战国历史的综合分析，日本学者太田幸男《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論》（汲古书院，2007）对此有颇多分析，读后深受启发。现在战国秦代出土资料更多，这一头等重要的大问题未来应该产生更多的研究。
侯旭东：某种意义上，小书目的之一即是在提醒读者，先人一路走来并非尽是在进化，很多时候是在循环乃至反复。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与反复乃是时间与生活（中医有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说，指的是人的活动，即生活）的基调之一。进化论一枝独秀的氛围下，这些侧面均被遮蔽或遗忘了，结果使我们疏离了过去与现实，仿佛一直在全力向某个目标奔跑。现实生活中的确不乏这一面向，人生也常常如是，为自己或国家制定各种各样的目标，生活似乎就是因这些目标而存在。其实这只是生活或历史的部分，而非全部。我们同样是在循环与反复中伸展，时间标尺不止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是多元的，既有直线向前的公元纪年，也有从秒、分到四季与年的循环反复。
历史解释层面，私意以为循环论与停滞论，并非全无道理，背后是比较的视野，是以西方为参照的比较而生的看法。对两者的排斥，实际亦是基于进化论的看法，以及日本战后史学的反思，但此点，鄙意以为实际成为日本战后史学的一大问题，这里无法过多展开。循环论与停滞论带来的是多元化的时间观，会将进化论相对化，颇有正面意义。
进化论支配下的一个后果是聚焦于变化与进步。诚峰、振萍和我一起开过一门《中国学术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问题》的课，其中一个专题是“古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与分期”，整理过迄今中外学界出现的各种变革论、分期论，从殷周一直到当代，几乎无朝不存在变革论。这种思路下很容易忽略“变”背后的“不变”，以及反复与循环，会让我们迷失在变革的幻象中，而忽视对古今连续性的感悟与把握。变与不变，以及两者的关系均应关注，无需因惧怕“停滞论”与“循环论”而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
换个角度看，很多貌似变化，短时段看，确实有此种感觉；长程看，可能是反复，只是马甲不同。汉代出现的内朝外朝化，后代官制的名称叠有变动，但类似的情况，不时发生。正在发生的某些调整，仿佛又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宠”，按我的看法，也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