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的进展与创获
继2017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之后，今年3月24—25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再度联手，在芜湖合作召开了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32名学者与会，共提交论文27篇，就徽州文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我于会前先行拜读了所有的参会论文，并全程参与了会议的讨论，颇多受益。从总体上看，此次提交的论文皆相当扎实，基本上都是用一手文献（特别是徽州文书新史料）说话，在一些方面具有相当的突破，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运作与民间应对
制度运作与民间应对，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此次会议上，有多篇论文聚焦于制度史相关问题的考察，特别是对较长时段制度史源流的探索。譬如，栾成显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表《鱼鳞图册起源考辨》一文，对“鱼鳞图”之称的首现时间、绍兴经界与所造图籍、砧基图与鱼鳞图等，都做了颇为细致的考证。他指出：“鱼鳞图册起源有各种说法。鱼鳞图之称在绍兴年间已然出现。绍兴经界继承了北宋方田法清丈土地之策，而有新的发展和突破。绍兴经界缘起于按图核实。打量步亩、画图供帐为绍兴经界的核心和关键。以保为单位的鱼鳞图帐，是绍兴经界的基本帐籍。砧基簿与鱼鳞图不应混为一谈。绍兴经界是先攒鱼鳞图，后造砧基簿。鱼鳞图帐以地为母，以人从地；砧基簿以人为母，以地从人，二者属性有所不同，其演变结果亦不尽相同。绍兴经界有关鱼鳞图册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各种鱼鳞册籍雏形已经显现。后世鱼鳞图册实起源于绍兴经界的鱼鳞图帐，不是从砧基簿演变而来。”此一研究探源竟委，就鱼鳞图册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黄忠鑫副教授（暨南大学）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富溪程氏中书房祖规家训封坵渊源合编》中找到多份标明为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的文书，他结合其他史料，介绍了跨越政区与朝代的诉讼案卷、南宋后期的户帖，试图探讨明初土地赋役登记制度之转变、文书中的钱粮代理人员等问题。该文辨正了砧基簿与户帖的关系，可以与栾成显的前揭研究比照而观。黄忠鑫认为，这批资料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对于认识长时段的土地赋税制度、地方社会人群关系等问题颇有助益。
阿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官文书“白牌”之嬗变，作了细致的探讨，他指出：“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白牌’是指白色的木质‘信牌’。作为一种官文书，广泛用于催督公事、拘提人犯、传递政令，同时也是享受国家驿传服务的凭证。明代中后期，随着纸牌、信票及火牌、火票的广泛使用，白牌的使用范围逐渐减少。入清以后，在行政事务中，‘白牌’被纸质的信票、宪牌（票）取代。在驿传中，‘白牌’被‘火牌（票）’取代。有明一代广泛使用的‘白牌’退出了历史舞台。”此一研究，涉及明清之际行政事务中官文书的渊源流变，他以第一手的文书史料，厘清了此前脉络不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上述这些，都与南宋以来制度史上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除此之外，也有文章涉及民间社会的应对措施。刘道胜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考察了明清徽州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现象。所谓“朋名”，是指在赋役户籍登记以及基层职役呈报中所存在的因循故祖姓名、合众串合名称、虚设众存户籍等，亦即以虚应之名佥报官府的做法。这些名称循名责实，乃村族社区利益攸关者的共有名号，并非当时的实际人户。他利用万历《程典》、道光《鼎元文会同志录》等珍稀文献，对图甲总户与子户以及图正、乡约、保长、保正、族正等基层职役之朋名佥报现象，分别作了细致的勾勒，并分析了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朋充在明代徽州即日趋普遍，并作为基层社会清承明制之一重要方面长期延续。由明至清，‘编造户籍’、‘佥报职役’是明清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规范和要求，然而，这种强制规范经历了由国家‘实征’趋向民间‘虚应’的发展历程。从而在基层社会，普遍存在的朋名立户和朋充应役现象，某种程度上说，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实际结果，也是明清基层治理从制度到契约的集中体现。”朋名现象之广泛存在，再次提醒研究者在对契约文书的研究中，应慎重区分契约书写中虚拟人户与实在人名的差别。
（二）更为精细化的徽商研究
在“徽学”研究中，无远弗届、通财鬻货的徽商一向备受关注。在此次会议上，也有多篇论文涉及徽商的相关问题。日本学者大田由纪夫教授（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聚焦于明清时期徽州“名族”之一的率东程氏，在他看来，对于屯溪发展颇具贡献的程维宗虽然广为人知，但其如何积累起巨额财富却几乎无人知晓。有鉴于此，《率东程氏之兴起》一文，即针对明初率东程氏的崛起提出一些新的史料，并加以细致分析。大田由纪夫认为，程维宗是抓住了明初开中法之机遇而在经济上崛起的富商之一，他的发财使得率东程氏得以跻身“名族”之列。程维宗之业盐交易并非单枪匹马，而是与复数的“商贾”合作进行。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活动似乎不是孤立的例外事例，而是明初徽州社会中已相当普遍的商业行为。“明初率东程氏的兴起与中期以后徽商的蓬勃发展之间是否有历史性的关系、其关系又是如何，今后必须慎重地加以探讨”。他指出：“开中法下盐业所产生的巨额财富，滋润了明初徽州地方，成为激活人们商业行为的原动力。……率东程氏兴起的过程，在理解明代徽商崛起的历史现象上”，可以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揆诸史实，关于徽商的起源，历来有“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之别。根据目前的研究，“东晋说”实为后人对“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史料之误读，而“南宋说”目前虽然仍有人坚持，但绝大多数学者皆倾向于明代中叶说——亦即所谓徽商，不是指个体的商人，而是从明代中叶起以群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群体。不过，近年来学界的一些新探索（包括大田教授的此一成果），则为上述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契机。
王裕明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指出：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经商是徽州人外出谋生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上，徽州人外出谋生手段相当之多，除经商之外，还从事手工业、雇员、务农、塾师、行医和挑力，等等。他根据嘉庆年间歙县桂溪项氏在纂修家谱时对流寓在外之族人所做的调查走访，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旅外徽州人的生计概况，论文展示的徽人生活图景颇为有趣、生动，富有学术价值。此外，梁诸英教授（安庆师范大学）对明清以来徽州与安庆地区之间人口迁移现象及其影响，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他通过对两地之间长时期迁移人口职业特征的考察，揭示了历史和传统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变迁中的作用。马勇虎教授（黄山学院）根据黄山市档案局收藏的吴炽甫账册，初步探讨了茶号资本及其来源、茶业收购地点和销售地点等问题。李甜博士（复旦大学）对近代芜湖烟业及其从业群体的探讨，虽然不完全聚焦于徽商，但也利用了新见的档案史料，对1950年代商人之改造与消亡，提供了一个行业性的案例。此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商帮最终解体的艰难历程。
与徽商研究相关的还有对明清商书的探讨。其中，商编路程是明清商书的一个重要门类，而《一统路程图记》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路程书。冯剑辉教授（黄山学院）根据新发现的黄汴家族之明代谱牒刻本，对《一统路程图记》之编者黄汴做了颇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约山黄氏是明代徽州极为特殊的‘戚畹世家’。该家族依靠强大的皇族贵戚势力从事商业经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黄汴所著的《一统路程图记》，实际上是该家族数代徽商经营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这样极为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经营实践，使该书成为明代商书的代表作，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张舰戈，在《明末清初徽商后裔汪淇与汪昂关系考证——以汪淇“还读斋”书坊为中心》一文中，较为详细地考证了西陵憺漪子（汪淇）与汪昂的关系。她指出：“汪淇与汪昂同为徽商后裔，是出五服之外的叔侄关系，汪淇为明末清初书坊主、小说家，汪淇也评注出版过一些医学类书籍，如《济阴纲目》等书，但未从事过医疗事业。汪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不仅是一代名医，同时还编辑出版过多部医学书籍。不过，他虽编著医书，却并不是一位书坊主，也没有继承书坊还读斋。汪桓是汪淇的长子，年龄应该比汪昂小几岁，是一位继承父业的书坊主，一生主要从事编辑刻书事业。由此可知：‘还读斋’在汪淇逝世后的主人应该是居住于杭州的汪淇长子汪桓，而不是已出五服的同宗侄子汪昂。”上述二文，对于厘清晚明清初商业书传承的源流脉络，颇具新意。
（三）徽州族谱及宗族活动的多侧面解读
明代中叶以后，徽州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族谱之编纂与宗族的活动更趋频繁。有关族谱与宗族活动，也有好几篇论文涉及。如刘伯山教授（安徽大学）的《徽州谱牒的存世数量与种类》一文，在估计存世谱牒数量与种类的基础上，具体介绍了即将出版的《徽州谱牒》之编纂原则。廖华生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发表《文献传播与明清徽州族规的发展》一文，分析了文献传播的方向性和时代特色。他认为，明清徽州文献尽管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其个性也很鲜明；同质性很强的族规文本，是一些家族实现标准化或正统化的标签。董乾坤、张晓博士（安徽大学）合撰的《“谱”“志”之间：宗族发展与地方史的书写》，透过对胡曈、胡学父子在族谱中的记载并最后进入方志过程的考察，分析了宗族发展与地方文献编纂之间的联系。
卞利教授（南开大学）长期从事徽学研究，曾出版《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此次提交的论文，即基于前期收集的丰富史料基础上，对明清以来清明会设立之缘起、功能、特点、资金筹措、运行机制及其存在的弊端等问题，作了极为细致的探讨，系统地勾勒出明清数百年清明会的嬗变过程。他指出：“明代中叶以降，原本由宗族族长、宗子主持的清明祖墓标祀和祭扫活动，在徽州科第勃兴与徽商异军突起等时代背景下，开始转向由清明会主持。这一转向，反映了徽州纯粹由单一的宗族族长、宗子以尽义务形式主持的墓祭制度越来越难以维系，不得不面向市场，采取由经济实力较强的族众以会员入股集资的清明会或墓祀会出面主持方式，组织和开展墓祭活动，这就为规模庞大、费用不菲的墓祭活动开支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更为重要的是，清明会采取会首轮流值守司年制、会员入股资金等或田地山场生息增值制，激发了清明会首和会员组织与参加祖墓标挂与祭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了一年一度的清明墓祭活动能够得以及时有效开展和持久维系，这是宗族族长主祭和清明会首主祭墓祀活动的最大区别。尽管清明会等墓祭组织的祀产中的一大部分依然来源于宗族的祭田、祀金和族众必须缴纳的添丁、嫁女等资产，并不影响清明会主祭下宗族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但它确实维系了墓祭活动的及时有序和持续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说，清明会主持的清明墓祭等活动，不仅没有削弱徽州的宗族控制，反而强化了宗族上层精英在祖先名义下对宗族成员的控制。”
我本人的研究则以一册徽州家族文献，聚焦于祁门西乡，从家族的日常生活、村落公共事务之运作以及跨村落组织与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展开，指出：在当地，既有像以‘文堂乡约’著称的文堂陈氏那样的传统世家大族，也有如云村李氏那种清代以来新兴的较小规模之宗族组织。两种不同类型之形成，与各该宗族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移民背景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研究显示，徽州乡村的不少民事惯例源远流长。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社区生活中，外来棚民已作为重要的一员，受到当地土著的接纳，从而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中。此外，佃仆也逐渐开豁为良，原先的佃仆、小姓通过捐输，被允许进入都约，书院、考棚、文会也出现了有限开放的倾向。所有这一切，皆与祁门西乡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也显示出晚清以来徽州群际关系之变化与祁门农村社会的弹性与包容。
（四）徽州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新探索
日本学者伊藤正彦教授（熊本大学）的《地主与佃户关系实态探究》一文，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万历9年休宁县27都5图丈量保簿》为中心，通过大量细致的统计，分析了土地的出租状况，并藉以探讨明代徽州的租佃关系。此一成果，与他在首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一样，是其对相关问题的系列研究之一，做得颇为精细。对此，阿风的评论认为：“明末徽州的租细关系研究对于探讨明清徽州佃仆制与身份关系的形成过程，了解徽州社会结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伊藤正彦的研究正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填补了研究空白。”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关于徽州租佃关系研究，还需要结合更多的史料，比如租谷簿、分家书以及各种租佃关系文书，进行综合实态分析，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得出更多的明确的结论。同时，徽州租佃关系的形成，与徽州田土形态及农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零散化的田土所有特征，有时候会对佃户有利。”
在民间文献中，反映租佃关系的文书相当不少。其中，置产簿无疑是颇为重要的一种。对此，封越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指出：“契约文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文书学的整理和研究，第二层面为利用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研究史学问题，即将文书作为一种史料。目前契约文书的研究主要在第二层面，其成果极为丰富，但第一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有鉴于此，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置产簿为中心，相当细致地考察了置产簿之形成目的、形态以及史料价值。封越健认为：“抄录置产簿之目的是为便于检阅散件文书，以免遗失，从而避免争端，保护产权。其置产簿不光有家族置产簿，还有非家族置产簿。置产簿的抄录并无固定形式。置产簿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些是散件文书所不具有的，尤其是综合性誊契簿的内容极为丰富。”由于置产簿能够动态反映一个家族置产数量、规模和财产分析过程，故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徽州文书置产簿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对于19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购藏徽州文书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交代，这对于我们将来探讨徽州研究的学术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置产簿，康健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的《明代徽州山林经济规模初探——以置产簿为中心》一文，就聚焦于明代的九部置产簿，对徽州山林经济的规模加以探讨，并藉此讨论了明代民间交易中通货之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相关问题。
除了置产簿外，分家书亦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朱玫的关注。她的《朝鲜“分财记”与明代“分家书”的比较研究——兼论中韩近世的家产析分与继承》一文，从东北亚传统社会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徽州文书与朝鲜安东文书中的分家文书作了比较、分析。通过对中韩近世分家文书的细致梳理，朱玫指出：“中国近世汉人的家及其延伸房、族等单位都是以男系主义为中心的；而在朝鲜时期的家族制度中，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家族制度上的不同特征，是导致中韩近世家产析分与继承习惯出现差异的重要背景。”
此外，郭锦洲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发表《明朝祭祀与控产——以徽州篁墩忠壮庙为中心》一文，探讨了徽州社庙内的祭祖活动，以及明朝的祭祀政令所带来的变化。他透过忠壮庙的个案，指出：“早在宋朝时期，徽州人对神明和祖先的观念是没有明确的界线，两者的形象是重叠在一起。但在祭祀时，因为王朝的政策，往往是以神明祭祀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到了明朝，这套神明祭祀已不能切合地方发展的需要，所以祠堂祭祖仪式便应运而生。”
（五）旁涉艺术、文化的其他研究
除了明清社会经济史之外，一些论文还旁涉其他的相关领域。例如，汪庆元研究员（安徽博物院）在《明清徽州彩版契纸考略》一文中指出：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鲍文宿议券，其上所署之“汪心斋”为徽州本土作坊，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徽州彩版契纸原件。由于空白契纸彩印在先，买卖契约书写在后，故而该契纸之印制时间应早于天启三年。此一彩版契纸之发现表明——在金陵十竹斋之前，徽州本地已制作彩印契纸应用于社会生活。换言之，鲍文宿议券彩版契纸之出现，早于明天启七年（1634）胡正言的《十竹斋书画谱》。此一现象，对于学界重新思考中国版画史、印刷史上的彩印技术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上述的例子，实际上触及到艺术史研究的领域。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范金民教授（南京大学）的《明末徽州书画商王越石与鉴藏家的交往》一文。范金民指出：“明末徽州书画商王越石，活跃于江南书画交易领域，与著名书画鉴藏家李日华、董其昌、汪砢玉、张丑等时相过行，频繁互动，关系密切。王越石及其家族虽确实是一帮博求刀锥孳孳求利的骨董商人，但其目力过人，书画眼光为人服膺，颇负时誉。书画古董经营商与鉴藏家的博弈过程，营造着艺术市场，提高了鉴藏水准。对具有眼力、经营成功的王越石等书画商人，我们不能动辄以‘附庸风雅’等闲视之。”此一实证研究，涉及明代以来江南鉴藏风气中徽商角色的再评价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丁修真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指出：“地方科举史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数量结果的呈现，而应该是一个立足地方社会，通过时空变化重新演绎各要素间关联的历史过程。”迄至今日，学界对于科甲蔚盛之区的关注较多，而对欠发达地区则甚少留意。为此，他所发表的《“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一文，通过对科举、理学、宗族三者互相交织的历史图景之细致分析，揭示了“小地方”的科举史，与科举发达地区实际上同样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
王世华教授（安徽师大）以其新见的《新安女行录》、《新安女史征》为例，探讨了徽州妇女守节之“经”与“权”，细致分析徽州地方知识精英对于“守经”、“权变”的态度及其得失，提出了对传统时代妇女守节问题的一些思考。
此外，李翼恒（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明代徽宁兵备道考》，利用徽州文书新史料，对明代南京上江的徽宁兵备道之设置时间、变动情况、职责等加以考察与分析。赵思渊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夏建圩副教授（合肥工业大学）分别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馆藏地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和《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佚文三则。而朱小阳博士（安徽师大）则通过实地考察，以芜湖县西河古镇为例，分析了交通便塞与城镇兴衰的关系。梁仁志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通过对歙县张良璧采阴案为中心的考察，探讨了社会舆论与清代诉讼的关系。上述论文，都力图推进相关研究的进展。
（六）余论
在此次会议上，每篇论文发表之后皆有相关的评议与讨论。例如，针对栾成显《鱼鳞图册起源考辨》一文，阿风认为：“该文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充分地挖掘南宋时期的各种史料，通过细致地分析，探讨了鱼鳞图册给与南宋绍兴经界的关系。……极大地推进了鱼鳞图册的起源研究，也厘清以往学术界将砧基簿与鱼鳞册混为一谈的错误。”与此同时，他也建议：“关于鱼鳞图册的考察，还可以从汉唐以来中国古代户籍与地籍制度演变的角度，结合中国古代的‘上计’、‘计帐’来探讨鱼鳞图册在整个中国古代户籍与地籍制度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卞利在对相关论文的评点中亦提醒：对于族谱文献中誊录的宋元时代之契约文书，应当慎重使用。
从此次提交的论文来看，有一些研究是与即将刊行的文献资料集（如刘伯山主编的《徽州谱牒》、封越健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以及我本人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卷）有关。在这些资料集中，既有以前深藏于公藏机构人所未知的珍稀文献，也有来自田野新近发现的民间文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文书的来源相当丰富，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与研究。
近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民间文献可谓层出叠现，但在众多的地域文献中，徽州文书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内容丰富。迄至今日，仍然偶尔可见新的珍稀文献面世，因此，努力发掘新的文书史料，与其他传世文献多元参证，仍然是今后“徽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徽州文书研究中，尤其应加强对明清时代制度史相关问题的探讨。此次的会议成果亦表明，具体而微、质量上乘的徽州文书，为明清经济史、法制史等诸多领域的制度性探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重要史料。与此同时，亦应拓展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与其他不少地域文献之相对单一性不同，迄今所知近百万件（册）的徽州文书中，不仅有着随处常见的田土买卖、山林经济之契约，而且还有大量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内涵的生动史料，这为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多侧面、内容丰富的重要史料。
毋庸讳言，目前对于区域史研究成果的某些评价，存在着颇为功利的一类意见——有的学者恨不得所有的成果都能立马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这导致一些宏议阔论强作解人，好像乡僻荒野间的区区数份契约之研究，很快便可与东亚历史进程乃至全球史的脉动密切相关，否则，便会被他人视作“碎片化”的饾饤之作。其实，史学研究是藉由诸多“碎片”之缀合展开对整体历史的考察，具体而微的探讨，在大的时代叙事和历史脉络中亦并非毫无意义，因此，绝不可轻忽个案的积累和局部之考察。惟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夯实历史研究的基础。“致广大而近精微”，既要有宏观的学术视野，积极思考更大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分殊多样、扎扎实实的精细探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连续召开一年一度的徽州文书研讨会，通过海内外学界同行认真的收集资料及仔细之研读，相互切磋，以期利用巨量而丰富的徽州文书，为中国史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会议的另一组织者刘道胜教授以及康健副教授等的帮助，特此谨申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