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李政道受聘上海交大；民办西湖大学开出新格局

李政道先生受聘上交李政道研究所荣誉所长

4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22周年纪念大会上，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授予仪式举行，李政道研究所聘任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92岁高龄的李政道先生担任名誉所长。李政道先生寄来亲笔贺信，并通过视频向科研人员致以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非常高兴能够担任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我将一如既往，为李政道研究所提出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为扩大李政道研究所的国际影响力做出努力。衷心祝愿李政道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永攀科技高峰，在建设世界顶级研究机构和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中不断取得进步。”

2016年11月28日，在李政道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60周年之际，李政道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学宣告成立。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李政道研究所将着眼于21世纪国际公认的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在粒子与核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量子基础科学三个方向开展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寻找宇宙中极大和极小间的关联，探索自然界最基本和最深刻的相互作用规律。目前，李政道研究所将重点建设暗物质与中微子、实验室天体物理、拓扑超导量子计算三个实验平台，在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在暗物质领域，PandaX团队连续两年取得世界领先的探测成果；在量子物理方面，相关团队制作出拓扑绝缘体并全球首次观测到马约拉纳费米子，这两项科研成果都列入了《科技导报》2016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民办西湖大学能够找到高等教育新出路？

4月2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立西湖大学的函》，宣告西湖大学正式成立。4月3日，浙江省第五批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仪式在西湖大学云谷校区校园建设工程现场举行。

作为“高起点、非营利、新型民办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的创新之处，首先是办学定位标举“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西湖大学将从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起步，适时开展本科生教育；学科设置上以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理学、前沿技术、生物学、基础医学等4个研究所为基础，组建理学院、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以优先形成理学、工学、医学三大门类，聚焦基础学术研究和科技转化应用，致力于创造影响世界、造福人类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西湖高研院的四大研究所分别由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十一、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理学部主任饶毅担任。西湖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学前身与筹建主体）的官方主页上显示，西湖大学将借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规模和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加州理工大学的规模小而精的特点为众人所知，“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也许指的是学术自由之下的产学研结合，鼓励创新创业。

其次，在治理体系上，西湖大学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施一公院士将全职投入应聘首任校长。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探索董事会和校长依法行使职权、教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大学治理体系，表明了西湖大学结合中国国情及优势，以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努力探索创新办学体制机制。”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官网的成立公告里特意单列了一项“西湖大学（筹）和体制内高校的关系”，其中提及西湖大学和许多著名高校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并希望“争取到更多体制内高校的支持，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加强在高端科研项目上的合作与交流，致力于培养国家尖端人才”。

最后，在经费来源上，西湖大学采用基金会筹资的办学模式，经费来源主要为社会捐赠、办学收入、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及人才政策支持经费和政府扶持资金等渠道，主要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承担，基金会理事会由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甘中学、赵伟、陈越光等构成。在成立大会上，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正式宣布西湖大学暨西湖高研院创始捐赠人分别是王东辉、王健林、邓锋、葛航、黄昌华、马化腾，西湖高研院院长施一公在大会现场与参会创始捐赠人或其代表签署了捐赠协议。

作为一所中国首个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定位于“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从计划之日起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政府支持、商人投资、专家办学、体制创新……这所大学的出现让人们为之瞩目，但期待它日后辉煌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担忧。身为西湖高研院顾问委员会代表的杨振宁教授也说，西湖大学是几位教授所发起设立的，“他们的目标和他们的雄心，我当然都是非常赞赏的，可是他们当然也会面对很多种种的困难”。

目前有许多评论意见不一，持悲观态度的一方大多关注的是西湖大学目前的学科规划。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星日马”认为，西湖大学目前的生物、医学、理学以及前沿技术这类学科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发周期很长，投入产出比很低，短期社会效益不显著。作为功在千秋却未必利在当下的基础研究，与逐利的民间资本之间存在天然的错位，既然决定了企业投资热情的是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不如先专攻计算机科学等低投入高回报的应用型科研学科，再逐步发展基础学科与人文学科的研究。

朱迅垚在发表于“团结湖参考”的《西湖大学会不会是破局大学改革的一条鲶鱼？》一文中认为，西湖大学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的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西湖大学的出现跟中国很多领域的改革突破起点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在一些非常重要又敏感的领域，假如一时无法确定全局性改革的风险可控度，那就先进行局部试点，如果试点有效，那就再进行相对更广的推广。它对标的是小精尖的加州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而且主要是在理工科、医科、生物科以及前沿科技上发力。在此过程中，依旧有两个问题需要等待时间给出答案，一是它会跟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产生怎样的碰撞，它最初的制度设计和办学理想会不会得到彻底的贯彻；二是它是否可能如施一公所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现代科技人才，获得让国人兴奋的学术成果。

澎湃新闻社论提及，上一次高校进行如此大刀阔斧式创新改革，还是八年前的南方科技大学。只不过，南方科技大学是公办大学，而西湖大学是私立大学。西湖大学堪称是探索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试验田”。中国的民办大学在发展了20多年之后，仍没有打破“玻璃天花板”，民办大学在很多时候还是二三流学校的代名词，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它们都不能与公办高校相比。中国民办高校“发育不良”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严格的行政限制，民办高校在学术职称、政府项目基金、规模、学科设置等方面都不能与公办高校进行公平竞争。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让我国的高校体系更加多样化，为人才提供更多提升自我的选择，也希望能为中国教育开启新的格局。

高校性骚扰问题

4月5日，李悠悠《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一文迅速引爆舆论，沈阳疑似性侵女生致使后者自杀一事从尘封20年的档案中浮出水面。高岩曾经的同窗徐芃、王敖均发文，尽管当事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矢口否认，明确表示“当时北大中文系党委和北京海淀警方均有调查和明确结论，根本不存在上述事实”，但有关各方便迅速做出回应展开调查，当年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费振刚在受访时表示，“从师德讲，这个年轻老师是有问题的”。

4月7日上午，南京大学文学院在其官方网站发表《南京大学文学院关于北大校友网上发文的声明》，表示“经讨论，决定支持两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声明……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该声明说明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聘任时基于沈阳具有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等高端人才身份，没有向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请求前往北京大学外调查档。而南京大学文学院前任院长丁帆也在发表了个人说明，自责引人失察并愿承担责任。旋即，上海师范大学通过其人事处官方微信，发布《声明》，称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建议并经人事部门讨论决定，从4月7日起终止2017年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4月8日上午，北大校长林建华主持召开了北京大学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专题会议，根据当年的档案材料，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治安处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组对有关案件进行了调查取证，于1998年3月作出了“事实认定”，调查结论涉及沈阳行为不当、违反师德；同年7月，北大中文系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事实和调查结论，决定给予沈阳警告处分，并报学校批准，随后在中文系召开全系教师大会，通报了学校和中文系的处理决定。

举报人李悠悠在受访时表示，已联系到受沈阳侵害的另几位女生。当我们串联起前段时间陈小武、徐钢等接连发生的几个案例、杳无回音的北影阿廖沙事件，以及武汉理工和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自杀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高等学府中导师对学生的畸形权力关系和性骚扰问题绝非鲜见的个例。在全球的#MeToo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学术界中的性侵犯、性骚扰事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发声。

针对最近频发的高校负面事件，在《“性骚扰”问题引发关注的背景》一文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回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各大学制定的关于“性骚扰”的严格标准，以及对“性骚扰”的性质、边界、涉及的法理与道德等方面的问题的理论性的探讨。张颐武提及，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1995年就已经以建议性声明的方式提出了相关的标准，指明了“性骚扰”的范围，以及“性骚扰”和正常的活动和交往的界限——一是与性相关的表示或要求并承诺给予利益或好处的行为；二是不顾对方反对的言行上的伤害；三是在教学或其他场合的言语等方面的不当的伤害。值得注意的是，判定的关键在于，让对方感到不适不快即构成性骚扰，当事人不必受到伤害即可举报。“感受”成为了相当重要的指标，对他人感受的侵犯与否成为了判定性骚扰问题的关键参照。张颐武教授认为，在我国过去往往从“作风”“小节”等方面理解的问题，或者将其视为某种私人领域的事情的观念，随着这一议题的扩展和深化，需要完全不同的要求和认识与更为严格的标准，在自媒体和公共媒体讨论中，公众对投诉和问题的处理也亟待建立更为规范的程序和更为明确严格的标准。

南方都市报的《为何大学教师性侵事件的举报者多是海外学者？》一文切中肯綮，指明了高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权力体系，面对一个封闭的堡垒，如果要清理高校教师中隐藏的败类，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要确保受害者举报不必付出高昂的代价。假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媒体舆论介入催生的，那么所谓的“规范师德制度”无疑是失效的，必须建立新的防范机制。而从近期陆续出现的举报者身份来看，他们清一色都具有海外学者的身份背景，这意味着举报者在学术资源上成功摆脱了国内的学术环境。反向推之，只要目前国内的青年学者和学生无法摆脱导师的资源供给体系，那么就很难撕下导师伪善的面具。无论任何学校，既要敢于还教授清白，也要确保受害者举报通道的顺畅，维护教师群体的基本道德和学校层面的良好声誉是大学的底线所在。

郦菁发表于澎湃思想市场的《反高校性骚扰：如何将“网络风暴”变为“制度性防范”？》一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学术界性骚扰的相关问题。作者提到，学术作为一种专门职业（profession），和其他技术工种（technician）存在两个区别：一是专门职业能够在社会价值序列中树立更高的权威，依靠其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掌握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二是专门职业服务于特定的公共价值，所以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上，其成员往往自愿接受职业共同体内部特定的道德约束和行为准则，由共同体来规范和裁决个体的行为。换言之，职业道德承诺是专门职业独立权威的重要来源，并且部分独立于作为道德裁判主体和权力/信用分配者的国家政府。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学界，因为国家通过科研项目系统和各种评审排名把高校纳入瓠中，并日益成为学术职业权威的裁判者和背书人，学术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共识和规范反而日渐崩解。现在高校与学者之间的关系毋宁是公司式的，高校将学者视为能提高绩效的“资产”，而这种逻辑使得通过共同体内部的规训和监督以保障公共价值的承诺不再重要。

郦菁认为，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而草率开除自身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本身亦是草率粗暴的行政应对方式，性骚扰的问题化与泛化，不免又加强了高校行政系统予取予夺的权力，再一次确认了行政权力作为学术职业道德资源的来源和行为规范最终裁判者的地位。郦菁还构想了建立有效的制度性防范的措施：一方面可以参考美国的雇主追责制形成单位追责制，由高校提供反骚扰教育和必要的资源，并对相关行政领导追责以平衡人事和行政权力，实现责权对等；另一方面，逐渐建立相对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申诉、调查和评判的渠道，如无行政职务的高校教师所组成的拥有否决权力的风纪委员会，并以学术职业共同体的道德承诺重建与集体评断为基础，以保证所谓“师风师德”不沦为一种新行政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