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需要守住“保障一线作业者基本生活”的底线

环卫工人对城市物价极其敏感

笔者曾对华南某市的环卫工人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环卫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社会平均工资30%~40%，比最低工资标准略高；工资增长速度低于GDP和一般性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长水平。环卫工人队伍中，非本地户籍占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大多为初中以下。

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环卫工人工作在城区、居住在郊区，通勤时间比较长，刮风下雨天尤其危险。环卫工人基本上要在早上5点以前到达工作岗位，22点以后才下班。这意味着，他们大多无法搭乘公共交通，而要骑自行车或电瓶车上班。大部分环卫工人要自己解决食宿，这方面的开支占到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再除去寄到老家的钱，他们留给自己可支配的钱就非常少。所以，他们对收入及物价的变动非常敏感。

城市对脏乱差进行清理，对非正规服务、低端就业人群进行整治，反而让环卫工人找不到适合的消费场所。比如，小区的环境变好了，解决了群租问题，房租的上涨使得环卫工人租不起房子，必须住到更远的地方。路边摊被整治，小门面被关闭，环卫工人找不到价廉物美的吃饭的地方，要跑很远的路找便宜的饭馆，或自己带饭。

当然，环卫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会水涨船高，但有一定的时间差。很多问题就出现在时间差里。市场的变化很灵敏，蔬菜价格上涨了，房租价格上涨了，他们就得马上多掏钱；而获得更多工资，则要经过一系列程序。

首先，政府要计算物价水平上涨指数，然后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而涉公的部门的工资调整，要经过法定程序，这很有必要，但难免会造成一定的时间迟滞。这也就要求在工资收入与生活支出之间保持一定弹性空间，不能对这个空间急剧压缩，要合理地保持这个度。从这个角度说，此类的问题和矛盾不是结构性矛盾，而是技术性问题。

当然，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只要涉及利益的波动与调整，都会出现类似问题，尤其是新技术、新业态产生的替代现象。比如，由于网络专车的出现，出租车司机出现抗议。主要是因为这些出租车司机对经营权进行了买断。如果按照以前的测算标准，他们是可以盈利的。可是，专车的出现让他们丧失了原有的市场地位，收入没有办法保证，但支出已经发生了。这中间就出现了极大的差距。

一线作业者的管理困境

原先企事业单位内部工资差别不大，大家的身份也相同。后来为了提升效率，引入市场化的机制。于是，许多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进行了改革。一般是生产一线先进行改革。因为一线生产最容易计件，最容易产生效率。很多误区就出现在这个过程中。

一是认为一改就灵，认识简单。

许多人认为，只要是进行改革了，把工作推向市场，就解决了问题，起码自己单位的人员减少了，开支减少了，至于其他后果则不在考虑范围内。所以，出现了改革过粗、过快的问题。

二是认为所谓的招标就是寻找最低价格。

单位改制以后，原来的工作不是不做了，而是寻找有竞争力的企业来做。而原单位要做的就是购买服务。为了体现改革成效，实行的标准是“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许多人就以花钱少为标准，尽量压低购买服务的价格。而中标的企业要盈利，在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尽量压低工人工资，工人为了有收入，也接受这个市场价格。可是，当劳动力的供给矛盾发生变化之后，企业依然按照这样的标准执行，就容易出现问题。

虽然，国家规定了相关的工资增长标准，但许多企业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就造成改制后，市场化的一线人员和依然保持事业身份的管理人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事业单位在考评合格后工资会逐年上升，也有相关福利，但企业很难保证。对许多单位来说，本来是要进行生产的，但最后演变成管理者将生产任务进行外包。这也就产生了“弯腰干的临时工，站着干的是合同工，坐着管的是正式工”，“弯腰干的不如站着看的，站着看的不如坐着管的”的局面。

三是改革不彻底，作业归市场，管理老办法。

改革不彻底的情况，在许多地区、部门都存在。对工人提要求时，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当工人讲待遇时，则按照机关的管理办法。尤其在资金的使用上，购买服务的单位还要管被购买服务的单位怎么花钱，让对方按自己的标准执行。如果是公共财政的钱，理应有严格的制度，要清楚知道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可是，当向企业购买了服务之后，就相当于已经把钱花出去了，至于对方怎么花钱，可以进行审核、审计，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执行。

改革不彻底还有一种表现是，没有培养起来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改制后的企业依然具有下属单位的性质，很容易在管理上出现两张皮的状况。工人的待遇是市场化的，但是花钱的制度是事业单位性质的。

基层治理的底线思维

改革是个过程性问题，矛盾会一直存在，不可能一劳永逸，甚至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新问题。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几个问题：

一是竞争性与公益性。

竞争性可以按照市场的原则，让其进行充分竞争，政府只需要做好保底工作即可。但是，公益性不能只考虑保底，还要有尊严。公益性事务本身就不会有太多盈利，大部分是在做人的工作，事务繁杂，不一定有相应回报。所以，对于这类工作，应尽量采用社会平均工资标准，而不是社会最低工资标准。

二是收入问题。

既然是改革，就会对利益进行调整，部分人利益受损在所难免。这其中要有度的把握。倘若差距太大，就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问题。

三是市场化改革与社会性保障的问题。

在改革过程中，既要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改革，也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做好托底工作。同时，要对这个底线以及群体的忍受度有清晰的认识，了解他们应对的空间和措施，避免出台过激的政策。

这对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利益调整可能会涉及许多群体，但大部分是从低收入群体开始，然后才会蔓延到高收入群体。也许，反应呼声最强烈的是高收入群体，但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本来就很少，应对的措施和空间非常有限，稍不留意，就可能会影响到生存问题。

所以，这就要在基层治理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要紧紧抓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基本生活。当然，由于基层治理的复杂性，由于对问题的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容易出现应对不及时、不适当的情况。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困难问题是基层政府应该做的，增加群众生活的困难是绝对不能做的，这一条底线不能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