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李白《上阳台帖》真迹展出，引领故宫张伯驹纪念大展

4月2日，“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北京故宫武英殿拉开帷幕，展期至5月6日结束。张伯驹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甚至变卖家产，亦不改其志。他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此次展览名也源自于张伯驹的民族大义。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开幕式上说：“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先生与张葱玉、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启功等诸先生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做了大量工作。时值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发现，张伯驹先生即谏言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开展书画征集。”

此次展出的古人真迹有唐代李白草书《上阳台帖》卷，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宋吴琚行书杂诗帖卷，宋杨婕妤《百花图》卷，明唐寅《王蜀宫妓图》轴等。大家关注度较高的一部分珍贵文物，如陆机《平复帖》卷、展子虔《游春图》卷、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卷等，尚处于休眠期，为保护文物，本次展览无法展出原作，而以复制品替代。

张伯驹是我国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家，也是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购藏了大量珍贵文物，如现存年代最早、有“法帖之祖”美誉的《平复帖》，传世最早的山水画《游春图》，以及唐代诗人杜牧的存世孤品《张好好诗》，宋代书画佳作《道服赞》《诸上座帖》《雪江归棹图》《百花图》，元代钱选、仇远、赵孟頫、王冕，明代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洪绶，清代吴历、蒋廷锡等艺术史上著名书法家、画家和重要流派的作品，被启功先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同时，他在书法、诗词、戏曲等艺术领域均有深厚造诣，享有盛名。本次展览以国有博物馆中经张伯驹先生鉴藏的古书画为限，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三个部分，每部分之下按照文物的时代排序。展品数量共33件套，是张伯驹先生鉴藏书画的一次大汇聚。

《上阳台帖》真迹现身

此次参展的最为重量级的作品就是《上阳台帖》真迹。

《上阳台帖》卷引首有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内容为自咏四言诗，其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徐邦达先生认为此帖较为粗率，用笔缺少唐代硬毫笔的特征，认为是宋人伪作。启功先生认为此帖有李白题款，有宋徽宗鉴赏的题跋、题签，并且与李白豪迈之风相符，鉴定为李白真迹。此帖曾入北宋宣和内府，后归贾似道，元代经张晏处，明藏项元汴天籁阁。清代先为安岐所得，再入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入张伯驹手，新中国建立后献给毛泽东主席，1958年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此次展出的真迹《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为蔡襄（1012—1067）所书。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善诗文，书法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被推为本朝第一，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蔡襄罢福建转运使，召还汴京修起居注，遂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见闻有感于怀者，皆成诗章，此卷所书五言、七言诗即是。书写时间当在诗成之后不久，蔡襄时年约40岁。因属个人诗稿，无意求工，故笔致飘逸流畅，点画婉转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圆润的书风与纯熟的功力。近代朱文均赞云：“此册行楷略备，无不臻美。其婉约处极似虞永兴，而温栗不减柳谏议。盖其能博采约举以自成一家书派者。”此卷原装帧为册，由张伯驹购自朱翼盦，新中国成立后捐献国家。

上图的宋《吴琚行书杂诗帖卷》，作者为吴琚，“字画类米芾”。全卷以行、草书杂录前人诗句共10则，书于10纸之上，裱为6段，其中数则有缺佚字句。点划精意且多变化，风格生动自然，极似米芾书体。然圆熟婉转，欹正互补，与米芾紧结险峻之风有所不同。此帖曾为清代张应甲收藏，后归张伯驹。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献国家。

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此卷为南宋女画家杨婕妤为宋理宗皇后祝寿所绘制的一幅花卉长卷，分别绘寿春花、长春花、荷花、西施莲、兰花、望仙花、蜀葵、黄蜀葵、胡蜀葵、阇提花、玉李花、宫槐、三星在天、旭日初升、莲桃、海水、瑞芝共17段，每段小楷书标示花名并纪年、题诗。书法娟秀平正，绘画用笔工致纤细，敷色浓丽典雅。杨婕妤又称杨妹子，其法书墨迹传世较多，而绘画作品目前只发现这一件，对研究其绘画面貌意义重大。此卷被张伯驹先生所珍视，他曾写过一首《瑞鹧鸪》，结句“白头赢得对杨花”，即指此卷。1965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此卷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院（当时称吉林省博物馆）。

明唐寅《王蜀宫妓图》轴，此图原名《孟蜀宫妓图》，俗称《四美图》，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網•画录》最早定名，沿用至今。近经专文考证，当改为《王蜀宫妓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作者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29岁得中应天府（今南京）第一名“解元”，30岁赴京会试，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被斥为吏，此后以卖画为生。其绘画擅长山水、人物、花鸟各科。画法早年受沈周、文徵明影响，30余岁时拜周臣为师，主宗南宗“院体”一路，后泛学宋元诸家，自成一体。绘画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诗文上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画面中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此图为唐寅人物画中工笔重彩一路画风的代表作品，设色鲜明，既有浓淡、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又有相近色泽的巧妙过渡和搭配，使整体色调丰富而又和谐，浓艳中兼具清雅。作品画风带有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一生半在春游中

张伯驹曾说：“余昔因隋展子虔《游春图》，自号「春游主人」，集词友结「展春词社」。晚岁于役长春，更作《春游琐谈》、《春游词》，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张伯驹此话，极言《游春图》对自己的影响。

隋展子虔（传）的《游春图》，为绢本，幅前宋徽宗题“展子虔游春图”。描绘了官宦贵族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郊外“踏青”的游乐场面，整幅以自然风光为主，人物殿阁点缀其间，人们或骑马，或步行，或乘船，在花团锦簇的湖光山色中流连忘返。画家在创作中较好地表现了“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比例关系适宜，改变了六朝“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无空间山水面目，造型手法更为丰富，写实能力明显提高。在用笔设色上，以青绿勾填法绘山石，局部则以金线勾描，鲜明纯净，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古拙美。此图的时代归属在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议，但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它仍然是早期青绿山水里程碑式的佳作。

游春图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此次《游春图》展出的为复制品。

《游春图》为张伯驹在1945年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三亩的房院出售，凑足二百二十两黄金购得。

同样价值极为重要，但这次展览中以复制品出现的是晋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

此卷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303）写的一封信札，共9行，计84字，是用秃笔写于麻纸上的。因文中有“恐难平复”之语，故名。全帖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它一方面是隶书发展过程中的标本，更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平复帖》内容涉及3个人物，贺循，字彦先，是陆机的朋友，身体多病，难以痊愈。陆机说他能够维持现状，已经可庆，又有子侍奉，可以无忧了。吴子杨，以前曾到过陆家，但未受到重视。如今将西行，复来相见，其威仪举动，自有一种较前不同的气宇轩昂之美。最后说到夏伯荣，他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此帖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后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訢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张伯驹、潘素夫妇于1956年将此帖捐献国家。

该卷书用麻纸，制作相当精细。书用硬笔，笔法劲健，颇多叉笔。这些都是唐代书法的用纸、笔法的特点。《宣和书谱》一书评杜牧书法：“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是说作者诗文、书法有统一的风格。卷前有宋徽宗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

其他以复制品出现的书画：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先生收藏，初时出于爱好，后则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甚至变卖家产，亦不改其志。他曾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体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伯驹先生化私为公，陆续将所藏大部分精品书画捐献或转让给国家。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于张伯驹先生予以高度肯定。在开幕式上，单院长说：“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先生与张葱玉、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启功等诸先生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做了大量工作。时值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发现，张伯驹先生即谏言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尽早开展征集工作：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经过张伯驹的考订，1198件中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有关历史艺术价值之品约有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无需过巨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带回20余件文物推荐给故宫博物院。张伯驹先生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而且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故宫博物院。他曾向马衡院长建言：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所以，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如范仲淹《道服赞》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他居中协调，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