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布朗去世，她“结束”了美国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
2018年3月25日，林达·布朗（Linda Brown）在家中去世。美国社会各界闻讯，纷纷表示敬意和哀思。她的名字随着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永载史册。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裁定，堪萨斯州托皮卡市小学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从而推翻了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S. Ferguson）判决中确立的“隔离且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成为日后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的依据。
与该案家喻户晓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媒体对林达·布朗在案件之外的人生经验知之甚少。部分网站在刊登讣告时大致梳理了一下她的人生履历，但大多缺乏更细致的内容，英文维基百科都没有她的词条，大家甚至对她的出生年份莫衷一是。许多媒体提及，林达·布朗在1970年代末接受采访时便曾抱怨，人们只是将她视为案件的代表与符号，忘记了她在案件之外有着自己的人生。学校图书馆报纸数据库资源中关于她的报道大多集中在案件逢五或逢十的周年纪念日，这进一步证实了她所言非虚。笔者根据这些资源和近日媒体报道，意在最大程度地还原林达·布朗的人生故事，以及她的人生如何与广阔的时代背景发生联系。
林达·布朗生于堪萨斯州托皮卡市。该市在1854年至1861年间爆发的流血堪萨斯（Bleeding Kansas，意指从外州而来的移民围绕着该新建州是否应该允许奴隶制存在而展开的一系列冲突）事件中向来是自由派的堡垒，并自1870年代起迎来了非裔美国人移民潮。内战后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开始迁往北方，而北方的自由黑人也继续着他们的跨州迁徙，以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林达·布朗的父亲奥利弗·布朗1918年生于托皮卡，母亲利奥拉·布朗生于阿肯色州，在两岁时随家人迁来托皮卡。而日后将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出现的门罗小学也在1870年代建成，以接纳日益增多的非裔美国人学生，利奥拉·布朗后来也就读于此。
布朗家居住在一个多族裔社区，在林达·布朗达到入学年龄时，她的朋友中有白人、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于是她自然而然产生了困惑：为什么自己可以在假期时与白人伙伴一起玩耍，却不能上同一所学校，并且白人伙伴上的萨姆纳小学离家只有4个街区，而自己却得走6个街区到巴士站，再乘坐巴士到离家20个街区之外的门罗小学就读。父母试着向她解释，但她还是无法理解。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加深了林达·布朗的困惑。那天她的父亲并未像往常一样送她去门罗小学，而是带她来到了萨姆纳小学，要求注册入学，该要求立即遭到拒绝，成为日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起点。
对于父女两人在萨姆纳小学的经历，林达·布朗也记忆不深，她只记得父亲和校长有过对话，以及父女两人之后疾走归家，“我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I could just feel the tension within him），而从回家后父母的谈话中，“我知道有什么很不对劲的地方”（I knew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terribly wrong about this）。人们毕竟无法强求当时只有八九岁的她记住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事实上，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不仅牵涉布朗一家，还包括十多位其他同样来自托皮卡的非裔学生家长，布朗的名字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排在第一位，成为案件名称的来源，载入史册。
在案件带来的盛名之下，林达·布朗继续着她的人生。在案件宣判时，她已升入初中，而在托皮卡市学校系统中，仅有小学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因此判决实际并未影响她个人的教育经历。随着奥利弗·布朗于1959年被委派到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任职，布朗家搬离托皮卡，林达·布朗进入斯普林菲尔德中部高中求学，并于1961年毕业。不幸的是，同年她父亲中暑去世，布朗家又搬回托皮卡。她接着就读于当地的沃什伯恩大学（Washburn University），该校建立于1865年，原名林肯大学，校址位于废奴主义者约翰·里奇（John Ritchie）捐赠的土地上。但在与查尔斯·D.史密斯结婚后，她便离开了学校。在贝蒂·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一书的年代里，这是不少进入大学的女性所做出的选择。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却最终以离婚告终，由林达·布朗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他们都在离家一个街区远的种族融合学校上学。她后来与莱纳德·巴克纳结婚，却因为后者在1980年代末的去世而再次单身。1996年，她又与威廉·汤普森结婚。
林达·布朗长期回避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相关的问题。在1974年一次采访中，她表示厌倦了人们的打扰。“人们会彻夜打电话给我，既没考虑到我在工作（此时她在托皮卡固特异轮胎厂做数据处理的夜班工作），也没顾及我有家庭。这侵犯了我的私人生活。这类事情发展到极端程度，仿佛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象征，他们像对待象征那样对待我，并且觉得理所当然，仿佛这是我作为象征所应尽的义务。”而与公众的打扰相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这里没有太多人知道我是谁。我想我是个迷失在人群中的象征。这里的太多人记不得我是谁，甚至不知道这个案件”。她也提及当下托皮卡学校系统中因经济因素而事实上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但表示“在短期内我看不到解决之道”。
直到1978年8月，她才辞去了夜班工作，回到沃什伯恩大学，重拾学业，并更积极地投身公共事业中。在1984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表示自己并不怨恨公众对自身隐私的侵犯，“因为我感受到我家人在改善非裔美国人黯淡前景一事上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布朗案的胜利推动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而不必带着这份耻辱生活对非裔美国人的理想与抱负而言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她也提醒大家注意，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在当今美国学校系统中依然存在，经济因素与地产开发商的考虑造成不同族裔分区聚居现象严重，进而导致学校中的种族比例失调。因此当年她的父亲努力为她争取就近入学的权利，而现在她则呼吁地方划分学区和设置学校时将种族平衡因素考虑在内，必要时多动用学校巴士接送学生上下学，以真正实现学校中的种族融合。这也就是为什么1979年她和另外七位家长再次提起诉讼，要求托皮卡市切实落实学校系统中的种族融合。1993年上诉法庭最终裁定，学校系统中仍旧存在种族隔离现象。作为对判决的回应，当地建立起三所学校，以进一步促进种族融合。此外，她还在为低收入群体开办的学前项目中教课，给孩子们读书，并在父亲任职过的教会弹钢琴。
林达·布朗去世后，现任堪萨斯州州长杰夫·科利尔在推特上向她致意：“64年前一位来自托皮卡的年轻女孩提起诉讼，结束了美国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她的人生提醒着我们，有些时候，那些看似最不起眼的人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然而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林达·布朗早年只不过是被命运和历史浪潮推到前台的人物，媒体在关注作为象征的她的同时忽略了她有血有肉的生活，这导致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参与公众事务产生了抵触情绪，只想着过好自己的生活，守护孩子们。此外，这类关于某件事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叙事也过于粗略，从林达·布朗下半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经济不平等导致的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离在美国不少地区仍然存在，种族融合与平等之路仍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