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争八保九’是我们对中央的承诺，困难再大也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今天是太空与您相伴的【第1640期 】
—— 纪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 30 周年兰宁远
时光进入1996年，秘而不宣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尽管各大系统的研制团队几乎每天都在倾全力攻克难题，但是苦干了4年多之后，研制进度仍距离“争八保九”的目标晚了一年半。为了兑现对党和人民的承诺，如期发射中国的第一艘载人飞船，一场与技术难关较劲、与时间节点赛跑的战斗在京郊航天城和上海黄浦江畔打响了……
一
1996年深冬的一个周末，一辆深黑色的轿车行驶在虹桥机场前往上海航天局的公路上。坐在车上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荣骏中将，一路上，他的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时，第一艘试验飞船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起飞的期限就已经确定，航天部门把这个承诺称为“争八保九”。
按照这个进度，飞船系统应该在1998年生产出4艘用于地面试验的“样船”，一艘用于整船振动试验，一艘用于结构静力和分离试验，一艘用于在真空罐里做热平衡试验，一艘用于电性能测试。1999年，火箭系统应结合卫星发射，发射一枚试验性质的火箭。
尽管飞船系统的研制团队几乎每天都在倾全力攻克难题，但是，苦干了4年多之后，到了1996年年底，飞船的研制进度仍比原定计划晚了一年半。
沈荣骏掐指一算，照这样下去，1998年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已无可能。“争八”不可能了，要是不采取对策，甚至连“保九”都实现不了。如果“争八保九”不能按时完成，工作延长一年，就要多花几个亿的资金。沈荣骏十分着急，本来经费就很紧张，完不成对中央的承诺，有什么脸再向中央要钱？所以，无论如何“保九”这个底线不能突破！
沈荣骏的态度之所以这么坚决，还有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工程开展的这几年，各系统都在默默无闻地搞科研，一直没有很明显的标志性成果，所以，国内针对载人航天的“下马风”刮得很紧，一些专家甚至提出了质疑。
听到这样的议论，沈荣骏对当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曹刚川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上马，是中央的政治决策，现在如果要是停下来，可就把中国人的面子给丢光啦，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就算是有天大的困难也得克服！”曹刚川听后，果断地表示支持沈荣骏的想法，“对，咱们继续干，最终让事实说话！”
沈荣骏算了一笔账，按照火箭系统的研制进度，1999年进行首次发射应该不成问题。目前最关键的是飞船的发动机没有着落。飞船没造好，火箭打什么就成了首要问题。有人建议，1999年先送一颗卫星上天，这样可以避免浪费资源。而那段时间，我国的航天事业正处于调整期，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卫星来试验火箭，这个方案只能放弃。也有人说，只要有个配重就完全可以验证火箭的性能，按照飞船的样子做一个同等重量的“铁疙瘩”打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方案虽然可行，但沈荣骏却久久没有做出批示。他心想，载人航天的核心是飞船，这样做其实只试验了火箭的功能。对于经费有限的航天事业来说，真是太浪费了。于是，沈荣骏拿起电话接通了戚发轫，开口便问：“如果研制一艘功能简单一些的飞船，借火箭发射的机会进行一次试验，能不能做到？”
这个问题出乎戚发轫的意料，按照以往研制卫星的惯例，火箭试验不需要卫星一并参加，所以飞船系统并没有安排类似的试验。
戚发轫的回答令沈荣骏失望了，“飞船的研制进度没那么快，按照模样、初样、正样的顺序，现在才是初样阶段，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这趟‘快车’了！”戚发轫告诉沈荣骏，上海航天局承担了飞船“一舱两个半系统”的研制任务后，一直在按照时间节点加速推进，在完成两艘结构船、一艘热控船和一艘电性船生产的同时，还要全面完成任务书规定的单机和系统试验，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戚发轫从当时的进度分析，完成整船的所有工作再转入正样和发射第一艘飞船，时间可能要突破1999年。
“不行！‘争八保九’是我们对中央的承诺，困难再大也必须按时完成任务。”沈荣骏回答得毫无余地。
戚发轫沉默了一会儿，发现沈荣骏没有结束通话的意思，便说：“飞船的短线在推进舱，推进舱的短线在发动机，只要上海航天局能完成推进和电源系统，飞船总体就能赶上。”
“好，我这就去上海！”沈荣骏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戚发轫焦急万分。
放下电话，戚发轫立刻把年轻的飞船专家、载人飞船系统的副总指挥袁家军和飞船系统的副总设计师王壮、郑松辉等人请来一起研究方案。
“大家说说吧，怎么才能保证试验飞船按时上天？”戚发轫的话说完了，但却无人应答，一时谁也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只好选择沉默。
“既然打不了正样，不行就把初样电性船打上去吧！”这句话一出口，虽然声音很小，但却像一声平地春雷震醒了在场的每个人。
戚发轫抬起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一个刚刚参加研制工作不久的小伙子。
戚发轫笑着站起身来，走过去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转过头来对袁家军说：“我看咱们就这样定了吧，用电性船改装，按时首飞。”
电性船简单地说，就是仅用于地面电性能测试的试验飞船，其性能与上天的飞船相差很大。将电性船改装成试验船进行发射，等于跨越了一个研制阶段，跳过许多要做的试验和程序。这样的改装在中国航天史上从来没有过，风险无疑是巨大的。即便是总设计师，戚发轫也不敢说他有多大的把握与胜算，但这可能是实现“争八保九”的唯一办法。
曾经沉寂的会场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怎样改装飞船展开了。王壮和郑松辉提出了一个建议，把飞船的13个分系统简化成8个，组成一艘最小配置的飞船。虽然13个分系统简化成8个，已经大大减少了工作量，但是改装任务依然很艰巨。飞船发射升空后，是否能稳定飞行、准确变轨，是否能按照地面的指令实施制动和返回，这些都取决于发动机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所以，即便是改装，推进分系统的产品也必须是货真价实的正样产品。尽管上海航天局负责这两个系统的研究单位夜以继日地一步一步往前赶，但对于“争八保九”要求而言，在总体进度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果推进系统还按原来的计划，至少还需要4年时间，到2000年之后才能生产出飞船的发动机。
正是这样，促使沈荣骏一定要亲自去一趟上海。
在机场等候沈荣骏的人，是载人飞船系统的副总指挥兼副总设计师施金苗。施金苗是“863计划”的论证专家之一，长期负责上海地区的运载火箭研制工作，是“一箭三星”技术的主要设计师。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施金苗负责上海地区的飞船推进系统、电源系统、测控通信系统以及推进舱的技术和项目管理。他对载人航天事业的感情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比谁都担心因为飞船的原因而耽误整个工程的进度。沈荣骏的到来，或许能让研制进度再提升一大块，但随之而来的，一定是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攻关，这让施金苗既高兴又焦虑。
“我是来要军令状的。”沈荣骏一见到施金苗，没有一句客套话，便开宗明义地点明了这次到访的目的。
“我带您先到一线看看吧。回来咱们再说。”施金苗没有立刻给沈荣骏肯定的答复。他心里明白，回答这个问题，不能说不行，必须回答行。但这个“行”必须建立在科学论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一向严谨的施金苗不能不切实际地拍这个胸脯。沈荣骏看出了施金苗的心思，微微笑了一下，说了声：“那就走吧！”
考察过程中，沈荣骏发现，上海航天局拖延时间的原因，不是技术上不行，而是试验做得不够。试验需要时间，时间就是工作量，通过加班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条件差点，可以想办法改善。参观归来，沈荣骏心里有了数，连夜主持各系统的“两总”会议，开门见山地说：“我经过考察，认为你们经过努力是可以赶上进度的。希望你们能够顾全大局，千方百计赶上进度。从现在起，你们要钱给钱，要条件给条件。你们说怎么样？”
沈荣骏话一说完，就要求上海航天局的领导和施金苗立即做出承诺。会议室里一片沉寂，领导和专家们有的用手撑着前额闭目凝思，有的用牙齿紧紧咬住手中的笔杆……谁也不吭声。这种场面让施金苗感到非常尴尬，他想开口打破这种沉寂，但军中无戏言，没有十足把握的施金苗左右为难，迟迟没有开口。“老施，怎么样？你说！”沈荣骏直接点了施金苗的名，施金苗不表态就不散会。决不让工程在我们手里误事，是施金苗一直强调的。想到这一点，他硬着头皮说了句口头禅，“办法总比困难多”。
施金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陪沈荣骏考察的这两天时间里，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他列清了所有的差距和困难，逐一考虑了解决措施，其中包括：产品加工短线迅速外协生产、试验测试能力加强、采取人休息而产品不休息等一系列生产组织管理办法，落实质量保障措施来确保后续工作一次成功等质量管理办法，加强组织调度力量等等。如果采取这些措施，风险虽然很大，但拼一拼还是可以完成任务的。除此之外，施金苗还有另外一份盘算。如果这次攻坚成功了，将为上海航天局今后承接载人航天工程项目赢得良好的信誉，是一次锻炼队伍、培养人才的好机会。想到这里，施金苗决心要搏一下，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向沈荣骏承诺：“我们一定千方百计地在1999年把试验飞船做出来，载人航天的列车决不会在上海晚点。”负责飞船发动机研制的801所所长黄瑞生、主任设计师臧家亮见施金苗表了态，也咬着牙说，“我们801所一定全力以赴，决不拖工程后腿”。
沈荣骏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好，太好了！我们齐心协力，‘争八保九’，后墙不倒！”随后，沈荣骏宣布：“试验飞船的发射，按照原计划进行。”
把电性船改成无人试验船，等于抓住了工程当时最关键的环节。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工程“两总”联席会议还没有召开，就遭到了一些专家的反对，说沈荣骏是“蛮干”，甚至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初样怎么能上天？你这是违反科研程序！”沈荣骏对来向他汇报的人说：“第一，试验飞船是相对简化的飞船，主要系统都在上边，其他系统工作量实在完不成的，又不是急需的，这次先不上。第二，上船的产品全部按正样验收。这怎么叫违反科研程序？”随后，沈荣骏对有关同志说：“我的解释就到这儿，‘两总’会议之后，不管他们再说啥，定下来就干！”
根据沈荣骏的指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立即召开了飞船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联席会，正式向总指挥部提交了《用电性船改装成试验船的建议》，此报告一上交，从沈荣骏到戚发轫再到施金苗，便再无退路。
1998年1月9日，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第15次联席会议，正式决定：1999年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试验的机会，发射一艘试验性飞船，并同意以电性船为基础进行改装。沈荣骏对大家开玩笑说：“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天！”整个飞船系统就像一部开足马力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
施金苗更是一诺千金，背水一战，在他的“高压政策”和身体力行下，一场与技术难关较劲、与时间节点赛跑的战斗在黄浦江畔打响了……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年轻的卫星专家杨宏被任命为电性船的总体技术负责人。1998年11月，杨宏以电性船为载体，成功地进行了整船级的电磁兼容性试验，检验了飞船自身以及飞船系统与火箭、发射场等其他系统间的电磁兼容性，拿到了飞船的电磁兼容数据。
在电性船改装的过程中，非重点的5个分系统也不想错过这次上天试验的机会，他们的主任指挥和主任设计师们一次次找到戚发轫，向他请缨要求参加任务。经过飞船系统“两总”会议研究，戚发轫同意了这5个分系统在不影响主系统试验的前提下，可以上船。这样一来，这艘飞船实际上已经是一艘完整的飞船了，只是5个非重点分系统没有参加考核而已。
1999年7月23日，装载着试验飞船的专列从北京出发。8月15日，运送长征二号F火箭的专列也驶向大漠深处。在热浪滚滚的戈壁滩，戚发轫带领试验队昼夜兼程，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飞船的全部技术流程的演练，并与火箭和发射场系统进行了成功对接。
至此，立项已7年之久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有了一艘达到上天要求的试验飞船。
二
1999年，载人航天工程从初样研制阶段转入了正样与无人飞行试验阶段。5月18日，工程指挥部召开首次飞行任务工作会议。曹刚川神情庄重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大庆、澳门回归、飞船首飞，是今年中央提名的三件国家级大事。所以，神舟一号发射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大战来临，最先入场的是飞船和火箭。7月26日，一艘专列载着神舟一号试验飞船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个月后，火箭也抵达了发射场。
为确保试验成功，指挥部决定在正式测试发射之前，飞船和火箭进行一次联合演练。单机仪器测试进行得很顺利，产品已经安装上箭，各系统的模拟飞行测试行将展开。可就在这时，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出现了。飞船上的一台环控生保仪器在测试时突然出了问题，几次加电都不成功。航天员系统的专家建议取出仪器进行检查。但如果要把仪器拿出来，就得将焊接组装好的飞船拆开，拉开返回舱的底座，打开飞船的隔热大底。而飞船是一个整体，隔热大底严丝合缝地焊连在舱体之上，连接技术和工艺都非常精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在拆装过程中，有96.3%的概率会产生新的故障。
本来就是电性船，如果大底再开坏，整个飞船就报废了，更严重的是，飞船上的火工装置都已经装好，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发生爆炸。谁敢冒这个险？特别是飞船系统的专家不赞同这么做。他们的解释也很在理，这台设备不是这次任务的关键环节，即使有问题也不影响任务的成败，完全可以忽略。
两个系统的专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合练无法进行下去了。
发射场系统的副总指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张建启闻讯后，赶到两个系统的专家中间，提了个建议：“要不我们先不谈开大底的事，先做其他测试，如果后面的测试顺利，另当别论，要是再出现关键设备的问题，不得不开大底时再说？”张建启的建议合情合理，大家都表示赞同。合练重新开始后，飞船系统也碰到了一个新问题，一个定向陀螺的遥测数据出现异常。定向陀螺是飞船上最关键的设备。在太空中，因为没有明显的参照物，飞船在调整姿态时无法凭自身的感觉判断旋转的角度大小，要靠陀螺仪计算角速度得出旋转的角度。鉴于陀螺仪的重要性，为了保险起见，飞船上安装的陀螺仪不止一个，还有其他备份。按说，只要有一个工作正常就不会出现问题。专家们虽然很想更换这个陀螺，但开飞船大底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既然有备份，专家们还是想放过这个故障。
矛盾再次聚焦在张建启身上。备份是给飞船上天后预备的，还没上天就用了备份，那上天后再有问题怎么办？这样的质量关把不住，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科技工作者交代？想到这儿，张建启向徐克俊征求意见。徐克俊的意见是开大底，把问题解决在上天之前。但他也担心万一大底开坏了，岂不成了罪魁祸首？可要是让飞船带着隐患上天，一旦出现问题，更是罪责难逃。一夜的思索过后，徐克俊还是没有想好怎么办，只好去找王永志。
王永志刚刚从北京参加完国庆50周年大庆观礼来到发射场。载人航天工程好不容易走过了7年，即将开花结果，一旦稍有不慎，也许会前功尽弃。从内心讲，王永志个人倾向于不开大底。但作为总设计师，他得权衡各个系统的意见，而且开大底的意见理由又是充分的。到底怎么办？王永志犹豫不决。
正在这时，张建启带着厚厚的一叠文件笑呵呵地走了进来，“开大底！这回可以放心地开大底了！”他把这份文件递给王永志。
王永志诧异地接过文件，封面上的两行字已然让眉头舒展开来，“飞船开大底必备——开大底风险及对策”。
这份材料是北京卫星制造厂的副厂长、这次飞船总装试验分队的队长张志礼提供的，列举了飞船开大底会遇到的50种风险和应对措施。王永志边看边频频点头，等他全部看完后，已如拨云见日一般，心里明朗了许多。
“这大底可以开。”王永志得出了结论，“开大底的风险基本上就是这50条，只要把握住这50条，仔细操作，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张建启立即回到办公室，拨通北京的电话，向沈荣骏请示开大底的事情。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在电话里定呢？”沈荣骏谨慎地说，“你们先做工作，我明天就赶到发射场。”
第二天傍晚，沈荣骏一赶到发射场就召集发射中心内部人员开会。“你们到底有多大把握？如果我做了这个决策，飞船万一开坏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沈荣骏开门见山。
张建启回答说：“第一，开大底风险确实很大；第二，如果组织严密，风险可以避免；第三，如果不开大底，飞船带着故障上天，也是不允许的。综合利弊，大底还是得开！”
“你怎么肯定风险就一定能够避免？”沈荣骏追问。
“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张建启回答得很干脆。
沈荣骏听后沉默了好久，才说：“那好，开！”
会议结束后，戚发轫急匆匆地来到沈荣骏的房间。“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戚发轫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
“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也很难。电性船上天，我们已经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可让飞船带着问题上天，却要比开大底风险更大。陀螺是多么关键的设备，你最清楚啊。苏联好几次事故都是因为陀螺出了问题。我们必须要有绝对的把握才能放行。如果神舟一号失败了，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对不起全国人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
听了沈荣骏的这番话，戚发轫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便不再吭声。开大底的事也就这么定了下来。
开大底的那天，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庆伟亲自到飞船试验队进行动员，然后他和戚发轫一直守在飞船旁边，仔细盯着工作人员的每一个动作，一再叮嘱他们，小心，再小心。
按照逆操作方案，操作人员打开了飞船大底，小心翼翼地取出了数据异常的陀螺，更换了新的陀螺。经过逐一排查后发现，最早被怀疑有故障的那台环控生保设备并没有失灵，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一根信号线上，是飞船在合拢大底的时候，一颗螺丝钉的尖锐处将导线划破，造成了设备短路。更换了新的信号线后，问题便迎刃而解。
开大底的整个过程完全是按照张志礼的方案进行的，由于方法得当，没有发生任何失误，结果非常圆满。大底合上后，飞船和火箭、发射塔、逃逸塔的联合测试从此一路绿灯，顺利完成。神舟一号终于可以不带着任何隐患起飞远航了。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到了，随着一声“点火”命令的下达，大地震颤，烈焰喷腾，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舟一号飞船冲上云天。人群沸腾欢呼的声音，盖住了火箭渐渐远去的轰鸣声……
飞船升空7秒之后，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指挥大厅里，描绘着我国西北地区版图和理论弹道曲线的大屏幕上开始出现一个小小的亮点，标示着火箭飞行的曲线吻合着理论运行弧线，开始向前延伸……来自地面测控站和远望一号测量船的测控数据，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里。
“箭船分离正常，火箭反推点火！”
“青岛站完成双向捕获，飞船准确入轨！”喜讯传来，北京和酒泉的两个指挥大厅里同时欢腾起来。大家相互握手、拥抱，许多老专家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11月21日凌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寂静的内蒙古主着陆场孕育着一次惊心动魄的辉煌。“各号注意，飞船进入黑障区。”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时刻。飞船返回舱距地面已不到100 公里，正在以每秒7.8公里的速度高速飞行……所有人的心缩紧了。“回收一号发现目标！”突然，一个高亢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前置雷达站的雷达成功捕捉到了神舟一号。当距地面还有10公里时，返回舱开始依序打开引导伞、减速伞、主伞，1200平方米的降落伞像一朵祥云飘然而落……在距离地面大约1.5米的一刹那，船载着陆缓冲发动机喷出一股烈焰，返回舱稳稳地降落在大地上。
“成功了，成功了！”欢呼声震动了夜色中的草原。一直守候在着陆场上的飞船系统的专家们紧紧揪着的心悄悄放平缓了，他们默默地擦拭着喜悦的眼泪。
飞船返回的当日，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刊登了一条同样的消息：北京时间11月20日6点30分，中国第一艘“神舟”号宇宙飞船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并于21日凌晨在内蒙古中部着陆……这个消息如同39年前罗布泊升起的“蘑菇云”一样，成为令全世界“惊天动地”的又一壮举。
三
2000年，作为载人航天工程转入正样发射阶段的重要标志，神舟二号任务进入了倒计时。神舟二号是正式发射的第一艘正样飞船，13个分系统全部参加飞行试验，飞船所有分系统设计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与其他大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和可靠性，都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2000年11月8日，一架大型运输机降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附近的鼎新机场。这一次，飞船系统对飞船的运输方式进行了调整，由曾经的铁路运输改为了空运。飞船运抵发射场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结果表明，600多台设备的技术状态同在北京时完全一样，飞船第一次整船空运进场成功了。
得知飞船系统测试一帆风顺的消息，火箭系统的领导和专家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因为在12月3日那天，火箭正在做单元测试时，技术人员向总指挥黄春平报告说，火箭控制平台的陀螺出现异常，但经过反复检查，却找不到原因。正当黄春平一筹莫展时，刘竹生向他建议说：“要不，请老徐来试试？”
刘竹生说的“老徐”，是中国火箭控制平台的权威专家徐云锦，年近古稀的她有着“平台皇后”之称。
徐云锦听了刘竹生的描述后，先是凭经验提出几条建议通过电话指导一线的技术人员，但故障还是没有排除。
“把平台运回北京吧，发射场试验条件太简陋了。”徐云锦建议说。
刘竹生打电话征求黄春平的意见，黄春平没有同意。75公斤重的控制平台运回北京，经过一路颠簸，状态肯定会发生改变，万一旧问题没解决，再把新问题折腾出来，怎么办？就算问题能解决，谁又能保证再次转运到酒泉的途中不发生问题？
刘竹生三顾茅庐，把徐云锦请到了酒泉。徐云锦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几天几夜过去了，终于找到了故障的原因，是控制平台内环轴端有一根导线碰到了内壁的电缆束管。徐云锦请工作人员把导线取出之后，控制平台瞬间恢复了正常。徐云锦让工作人员把这根导线放在天平上称了一下，只有17克重。黄春平拿起导线，若有所思地说：“17克却让75公斤转不起来，分量真是不轻啊。”
就在火箭系统排除故障的同时，飞船系统也遇到了一个意外的难题。12月11日，飞船试验队正在进行飞船、火箭和发射塔的联合检测，电源刚接通，就收到了“箭船分离”的错误信号。
“箭船分离”是载人飞船与二级火箭分离后，进入预定轨道时才可以进行的程序。如果在不该出现的时候收到“箭船分离”的信号，就意味着飞船还没有入轨就与火箭分离了，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戚发轫和袁家军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复查，可信号却消失了。再次进行复查，信号还是没有出现，第三次、第四次……复查接连做下去，信号再没有出现。有人说，也许只是一个意外，要不算了。但戚发轫坚持认为，既然出现这个信号，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继续查，直到查出问题为止”，戚发轫下了死命令。复查一遍遍地做下去，直到做到第60多遍的时候，“箭船分离”的信号又一次出现了。袁家军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经过仔细排查，故障原因找到了，原来是一个开关电缆保护层上的镀铝薄膜与一个节点发生了接触，造成了短路。
飞船和火箭的故障都排除了，接下来的测试一切顺利，这才让在发射场的人们稍稍松了口气。
2000年12月31日，新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各系统的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一次辞旧迎新的晚餐和联欢。
15时30分，所有测试工作均已完成，火箭托举着加满燃料的飞船，准备第二天转运到发射塔架上。
静谧的火箭试验队的营区里，劳累一天的黄春平回到房间，刚想躺下休息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黄春平拿起听筒还没出声，那边急促与不安的声音几乎要震破他的耳膜了。“黄总，总装测试厂房出事了。” 黄春平打了个冷战，但多年的历练让他很快冷静了下来，“什么事？”
“咱们的火箭被撞了，您看怎么办？”闻听此言，黄春平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他脑子里想过多种火箭发生问题的可能，但就是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他叫上刘竹生和年轻的副总指挥刘宇，立即赶往测试厂房。
现场的情况有点出乎黄春平和刘竹生的意料，火箭被撞了十几处，原本直立的箭体发生了明显的倾斜。
“什么原因造成的？”黄春平问。
“是操作人员在给发射平台备份电源通电时，把备份电源和正式电源接反了，致使不该行走的活动发射平台意外向前冲去，直接撞在了火箭身上。”听到现场技术人员的回答后，发射中心发测站的领导当时汗就下来了，在戈壁的寒冬里，竟然湿透了棉衣。他们知道，如果因为这次操作失误而影响了发射，且不说对发射中心、对火箭系统是怎样的打击，更无法面对中央的期待和全国人民的期待。他们和火箭试验队员们一样，眼睛紧紧盯着一言不发的黄春平，流露出的目光都在问：这“受伤”的火箭还能发射吗？
黄春平和刘竹生爬到了90多米高的总装测试厂房顶层，一层一层，或跪或趴地查看火箭伤在何处、伤势如何。等到他俩下来时，所有的人都围拢了上来，急于想知道答案。黄春平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皮外伤’看不出什么来，先给火箭‘体检’吧。”火箭出事的消息传开，中心后勤部门的领导请示张建启，会餐和联欢活动还照常吗？张建启叹了口气说：“取消吧。”
新年第一天，曹刚川、沈荣骏、王永志便赶到了发射场。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出现在了临时举行的指挥部紧急会议上。会场上下显得紧张而又沉闷，节日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
胡世祥先是问戚发轫和袁家军：“飞船怎么样？”
“我们的飞船没有问题，”袁家军回答道。
“发射时的震动是很大的，这点碰撞应该没什么问题。”戚发轫的话让大家相信飞船的状态是正常的。
“那火箭呢？”胡世祥继而问黄春平。
黄春平刚要开口，有人在耳边悄悄地提醒他：“慎重些，你的发言可是要‘一言定乾坤’的。”
黄春平笑了一下说：“‘体检’结果没有出来，我表不了这个态。”
“那什么时候能有结果？”胡世祥问。
“4天以后。”黄春平肯定地回答。
“好，4天后我们再做决定。”胡世祥还特意对戚发轫和袁家军说：“为稳妥起见，飞船也要重新测试，特别是要查一查是否有燃料泄漏的问题，看看各项参数有没有变动。”
“火箭那边也一步一步来，不要忙中出乱，”曹刚川强调说，“火箭都安装了火工品，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一定要万分谨慎。”
曹刚川说得没有错。重新检测火箭，凶险多多。一个58.3米高、几百吨重的庞然大物矗立在厂房，五脏六腑、里里外外都要“体检”一遍，尤其是火工品已经安装在了火箭身上，每一个都像一颗定时炸弹，倘若忙中出乱，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而且，火箭测试时间极其有限，必须在三五天内解决问题，因为几天后戈壁滩便进入最寒冷的冬季，气温将下降至零下30多度。要是真拖到那个时候，即使火箭的伤疗好了，发射的“窗口”却没有了，那神舟二号飞船的发射就势必泡汤。于是，黄春平紧急调动北京的火箭探伤专家连夜火速登机启程。任新民、曾庆来、王德臣等各系统的老专家在火树银花的新年之夜赶往了发射场。电器系统通电检查、动力系统气密检查、固体发动机探伤……一系列给火箭“体检”的措施相继展开。
2天后，黄春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达52页的厚厚一叠分析报告证明，火箭只是受了“外伤”，核心部件没有问题。
1月5日，由13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事故的分析结果和处理措施进行了严格的评审，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发射。
1月10日1时，0号指挥员的“点火”命令下达，神舟二号飞船实现了新世纪的第一飞。当总指挥宣布“发射成功”后，张建启和黄春平站起身来再次紧紧相拥、热泪盈眶……
四
神舟一号作为试验飞船发射过了，神舟二号作为正样飞船也发射过了，那么，接下来要发射的神舟三号一切都要按照“载人”的标准来进行研制，特别是要保证它的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
2001年9月30日，神舟三号飞船和长征二号F火箭全部经空运抵达发射场后，立即展开测试。10月3日，飞船的测试进行到了第三天。三舱单元测试工作顺利结束，按计划即将开始三舱对接，然后进行电缆导通测试，对于庞杂的测试工作来说，这是个最平常的测试。可谁也没有想到，问题偏偏在这时发生了。三舱完成对接后，工作人员进行某项回路测试时发现，传输飞船关键指令的穿舱插头有一个连接点出现不导通的问题。尽管这只是所有同类插头2000多个接点中的一个，而且所有使用这个插头的信号都是双点双线连接，一个插头有问题，未必会导致任务失败，但考虑到神舟三号要严格考核飞船的性能，必须按照载人的标准来要求。指挥部决定，既然发现问题就要查彻底。工作人员测试了全部插座后，发现某型穿舱插座存在缺陷，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生产，全部更换。但换插座是非常困难的，一是飞船又要开大底，二是更换工作全部要在飞船狭小的空间里操作，难度极大。而且重新设计、重新投产，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当时试验队已经进发射场了，撤场必然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和发射时间的延误。工程总体的压力很大，一时难以下决心。最后，还是曹刚川拍了板，先“归零”吧，看看是什么问题，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穿舱插头返回北京“归零”，袁家军赶往生产插座的厂家从源头查起，结果发现是设计上的工艺缺陷。这种故障一旦显现，将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问题找到了，各系统的“两总”紧急云集北京，研究是否推迟神舟三号发射时间的事。400多人的试验队留在发射场等候消息。这次“两总”会开得很沉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表态。
就在这时，中央领导闻讯给曹刚川打来电话，要求大家一定要保证产品质量，进度服从质量。曹刚川把中央领导的指示传达给了大家，及时解除了大家的思想负担，最终决定对70多个相同的插座重新设计、重新生产、全部更换。飞船拆除旧插座、电池，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封存在发射场，等新的插座到位后，再开始工作。
飞船推迟发射、试验队撤离发射场，这是中国航天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现场的技术人员谁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离开发射场时，戚发轫一边默默地收拾着资料，一边在心里默默叹息：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原本满头银发的他，一夜之间又憔悴了许多。三个月后，一批经过重新设计的神舟三号飞船专用插座生产出来了。袁家军亲自带队来到厂家，逐个进行了可靠性试验，并在北京通过专家组的鉴定验收后，才运往发射场。
2002年3月25日，发射场皓月当空，群星闪耀。22时15分，在夜幕的衬托下，烈焰喷吐，雷鸣大漠，火箭载着神舟三号向茫茫太空昂首飞去……
五
2002年11月的戈壁滩已是寒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会议室的玻璃窗上，覆盖上了一层薄雾。有关神舟四号发射的话题，让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热烈。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宣布了中央专委批准的神舟四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2月29日。
李继耐很熟悉航天事业，也尊重专家，他和蔼地对早已是老朋友的“两总”们说：“我们国力有限，没有过多的子样。神舟四号可能是首次载人飞行之前最后一次发射无人飞船了。”说到这儿，有位专家插话说：“您说的‘可能’是什么意思？难道计划还没定吗？”李继耐笑了一下，解释道：“说‘可能’是因为后续计划都压在神舟四号上。成功了，就是最后一次。如果出现闪失，后期计划将会被全盘打乱。”
王永志拿出一份气象分析报告，接过李继耐的话提醒大家，“现在已经入冬了，根据气象报告，寒流会提前到来，预测温度会降到零下20℃以下，要做好低温发射的准备。”王永志的话让大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低温发射会导致火箭密封圈失效，引起燃料泄漏，诱发管路堵塞，造成电缆插头接触不良。尤其是火箭发动机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倘若低温环境超突破线，后果不堪设想。1986年1月，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就是因为一个O型橡胶密封圈低温变形失效而导致的。所以，按照有关规定，发射火箭时，最低气温不能超过零下20℃。温度问题一下子成了发射场关注的焦点，罕见的低温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12月15日，势头强劲的西伯利亚寒流如期到了。12月20日下午，星星点点的雪花开始飘洒在发射场上空，能见度开始急剧下降，不久，地面就被大雪覆盖了，最低气温降至接近零下30℃，远远超过了零下20℃的底线。大家都心急如焚，都担心低温会影响火箭按时发射。
大雪整整下了两天，22日夜里终于停了。根据天气预报，24日下午的最低气温为零下9℃，符合转运条件。
24日17∶00，火箭转运到了发射区。这时，距离预计的发射时间只剩下了5天。胡世祥代表指挥部下达命令，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对火箭进行保温。发射场成立了临时“火箭飞船抗寒抢险小组”。官兵们奋战在70多米高的塔架上，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手碰到冰冷的铁架，就会被粘下一层皮。工作人员先是弄来两台小型热风机，放在发射平台上，向火箭发动机舱内送热风。但火箭舱体为金属材料，受热快，散热也快，热风送进去很快就凉了。张建启下令启动了20多台大功率空调，昼夜不停地给火箭强行送暖。接着又给火箭和飞船套上“防寒服”，贴上泡沫塑料，再用几千瓦的电灯泡照烤。但是，火箭毕竟袒露在戈壁滩寒冷的冬夜里，热量很快就散去了。这时，发射中心的战士们扛来200多床棉被，一床一床地包裹在火箭和飞船的关键部位上，就像照顾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连续三个昼夜守护在火箭身旁。
原计划的发射窗口时间是12月29日，但天气预报说那天气温是零下24℃，不具备发射条件，而30日气温可以回升到零下20℃的允许范围之内。黄春平、刘竹生等火箭系统的专家们纷纷建议推迟一天发射，胡世祥将这个意见上报了中央专委，获得同意。
12月29日下午，发射场的气温仍没有回升的迹象，还是零下28℃的低温。12月30日深夜，距离新的发射时间仅剩半个小时了，大家纷纷猜测还能不能正常发射的时候，发射场忽然刮来一阵东南风，气温迅速回升到零下18℃。指挥部立即下达命令，按照原定的发射窗口时间组织发射。
0点40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火箭腾空而起，神舟四号飞船发射获得成功。
“发射一次，前进一步”，“神舟”飞船经过4次飞行试验，就达到了美俄近地轨道飞船的水平，并且还具有轨道舱多用的优势，表明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技术日臻成熟。按照王永志制定的《首次载人飞行放行准则》的要求，神舟三号、神舟四号飞船在全载人状态下连续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人“摘星揽月”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六
在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的设计中，“神舟”飞船具备3人7天的飞行能力，神舟五号飞船也可以搭载两名航天员飞行7天，所以，神舟五号任务原本是准备送两名航天员上天的。但在距离发射仅剩10个月的时候，方案突然改变了。
谁都无法否认，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的领域，即便是美俄等实践比中国多得多、技术也成熟得多的国家，也有出现意外的情况。为了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工程总指挥部决定，神舟五号改为“1人1天”“白天发射、白天回收”的方案来实施，只要实现技术突破就达到目的。对于这个方案，包括戚发轫在内的很多技术人员起初难以接受。一位工程领导给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们有一对双胞胎，都是航天员，你们说，是让他们一起上呢，还是上一个？大家回答说，还是上一个吧。答案不言而喻，问题豁然开朗。
2002年10月17日，中央专委会议同意在2003年，按照“1名航天员、飞行1天”的方案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正当各大系统紧锣密鼓地开始部署任务的时候，世界航天领域却噩耗频传。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发生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遇难；5月4日，俄罗斯“联盟TMA-1”号飞船返回时，落点偏离400多公里，险些酿成严重后果；8月22日，巴西第三枚“VLS”系列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俱毁，21人不幸丧生……
获悉“哥伦比亚号”失事的那天，正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李继耐彻夜无眠，他在满城的鞭炮声中，拿起笔给胡世祥和各系统“两总”写了封信。他提醒大家，要以“哥伦比亚”号为教训，用更加严格、细致、谨慎、务实的工作态度对待即将到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第二天一早，焦急万分的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宿双宁就从家中赶到了航天员公寓，请大队长申行运把14名航天员召集在一起，想听听大家对这件事的想法。宿双宁没有想到，本以为话题沉重的座谈会，竟变成了一次群情激昂的请战会。大家都表示，航天员的光荣，就在于把生命融入了人类探索太空、征服宇宙的历史征程中。从志愿成为航天员的那一天起，“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就成为他们不变的誓言，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动摇他们飞向太空的决心。这样的回答，让宿双宁和工程指挥部的领导们把心放了下来。随之，所有的工作一切照旧。
春节刚过，中国航天员大队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考评即将展开，要对14名航天员从思想、学习、训练、医学评价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的考评，然后再根据成绩进行首飞梯队的选拔。
根据我国载人航天的计划，载人飞行任务的密度不大，是用不了14名航天员的，当初之所以选拔了14个人，主要是考虑到了“淘汰率”的问题。美国和俄罗斯在航天员训练过程中的淘汰率一般为50%。借鉴国外的经验，工程指挥部决定，在最后的评定考核中，不合格者将被淘汰。7月3日，评选委员会揭晓了考评结果：经过5年零6个月、3000多个学时的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同时，根据首次载人航天任务的需要和考试成绩排名，杨利伟和翟志刚、聂海胜三位航天员入选了“首飞梯队”。
2003年的夏天，首飞载人飞行任务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戈壁深处的东风航天城气氛越来越紧张。各路航天队伍又一次汇聚大漠深处，实现千年梦想的决胜之战即将打响，发射场到处都是一种临战的状态，从每个人庄重严肃的语气、一丝不苟的神态和热切期盼的目光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那个神圣的时刻近在咫尺了。
10月14日16时，距离飞船发射只有17个小时了，工程指挥部举行发射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杨利伟为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为候补航天员。
10月15日清晨，寥廓的戈壁滩上空晨星闪烁。在“问天阁”会见厅，任务指挥部为首飞梯队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航天员出征仪式”。3名航天员通过“问天阁”的专用通道，来到“圆梦园”广场。欢送队伍里，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为“神舟”“神箭”付出心血的参试人员，还有手拿鲜花的少先队员、锣鼓队员。人群中传来了沸腾的欢呼声：“杨利伟！杨利伟！祝你成功！祝你凯旋！”人群中，杨利伟看到任新民、王永志、戚发轫、刘竹生等科学家们正在注视着他，从他们的眼神中读懂了要说的话：“放心吧，我们的火箭是金牌火箭,我们的飞船是最好的飞船，你一定能平安归来！”杨利伟充满感激地向他们微笑示意，然后走到预定的位置站定，向李继耐立正、敬礼、报告：“总指挥同志，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
“出发！”李继耐下达出征令。
“是！”杨利伟向李继耐再次敬礼。随着这个标准的军礼，中国首飞航天员的英姿定格在记者们的镜头里，记录在摄像机的画面里。
“10，9，8，7，6……”，“点火！起飞！”载着神舟五号的火箭划破了秋日的戈壁长空。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位中国访客，太空中没有中国人足迹的历史宣告结束。
10月16日，神舟五号环绕地球飞行了整整 14 圈。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下达“返回制动开始”的命令。
“回收一号发现目标”，10月16日凌晨，清晰的报告声打破了内蒙古阿木古郎草原黎明的寂静，墨蓝的天幕中，一片彩云冉冉飘来……
当初升的太阳把第一缕晨曦播撒到草原上时,跨出舱门的杨利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现场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人们的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蒙古族牧民给他献上了洁白的哈达。许多双手把他抬了起来，深秋的草原已然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刊于《草原》2022年第10期
· 作者简介
兰宁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神剑》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飞天梦》《挺进太空》《飞天纪》，散文集《霓虹烈焰》《守望天堂》《蓝色苍穹》，话剧《莫道桑榆晚》《顶天立地》《古都春晖》《父亲·李大钊》《新北平市长》，现代京剧《横空出世》，艺术评论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曾获冰心散文奖、中国戏剧文学奖、全国戏剧文化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战士文艺奖等。
来源 | 草原文学月刊原标题：《“不行！‘争八保九’是我们对中央的承诺，困难再大也必须按时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