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鼎vs孔祥熙：成志会与抗战局势

经陈立夫隔岸“吹捧”，冀朝鼎（1903-1963）已成为神一般的存在。他对蒋介石集团的失败确有贡献，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一些离奇的传说缺乏史料依据，过分突出个人也遮蔽了团队的作用。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能来到孔祥熙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山西同乡因素有一定关系，但“成志会”兄弟的因素或者更加重要。

陈立夫的指责

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1924年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1927年加入中共，1928年起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3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入太平洋关系学会，通过“成志会”关系接近孔祥熙，1941年起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孔祥熙机要秘书等职，1949年初协助促成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起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1963年病逝。冀朝鼎因有力破坏国民党货币体系而被誉为“中共第一经济间谍”。

国民党失去大陆，陈立夫在回忆录《成败之鉴》检讨原因，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步棋都走错了，”“都是冀朝鼎给宋（子文）出的坏主意”。检讨国民党惨败的原因，陈立夫不能把矛头对准蒋介石，最好的办法是找个替罪羊。

陈立夫指责冀朝鼎给宋子文出主意，让金融当局失去信用，举了两件事：一是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二是美金储蓄券到期不用美金兑付。陈立夫此说十分可疑。孔祥熙、宋子文郎舅两人，长期因争权而对立。1944年11月孔祥熙被迫辞去财政部长，次年5月辞行政院副院长，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实际是宋子文联合各派系“倒孔”。冀朝鼎是孔祥熙贴身秘书，“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第319页）。这样的人物，宋子文不会加以重用。

陈立夫对冀朝鼎在金融方面“搞破坏”的指责，被一些人曲解为冀朝鼎给国民党设计金圆券方案。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的方案，是财政部长王云五提出，行政院长翁文灏支持，蒋介石拍板。吴相湘就此事专门采访过晚年王云五，证实他在财政部内“除与两次长及钱币司长、帮办会商外，他人均不能与闻”（吴相湘：《民国史纵横谈》第232页）。冀朝鼎与王云五毫无渊源，应该是“不能与闻”金圆券方案设计。

陈立夫还含糊地提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比1的悬殊比率收兑沦陷区伪币，把沦陷区人民都变成政府的敌人，似乎暗示冀朝鼎也参与此事。抗战胜利时，孔祥熙已辞去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领导职务，财政金融决策由行政院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主持，与孔祥熙毫无关系。没有证据表明，宋子文、俞鸿钧在收兑伪币问题上听取过冀朝鼎的建议。

冀朝鼎对国民党政权破坏最力的，是利用他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财政部、自由派媒体中精心编织的关系网，成功地在美国建构蒋介石集团贪污腐化、抗战不力的形象，有效阻延美国对蒋集团的援助。这种高层次的战略运用，不仅有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工作网络支撑，更重要的是国际“友军”的配合，不应过分突出某个人的作用。

接近陈光甫

从1941年起，冀朝鼎得以晋身外汇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主要是利用“成志会”这个留美学生组织的关系，以陈光甫的世界贸易公司为跳板，打入到孔祥熙身边。当然，山西同乡、世交的身份，对他获取孔祥熙信任也有帮助。

朱继圣、凌其峻在《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一文中回忆，该公司股东多为成志会会员，包括孔祥熙与冀朝鼎。冀朝鼎是成志会会员，这一点可从《黄炎培日记》中得到证实。1924年，冀朝鼎从清华考上芝加哥大学，次年当选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最活跃的学生领袖，从来都是成志会的招募对象。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加入成志会后，与孔祥熙密切合作，在帮助蒋介石筹措军饷方面立下汗马功劳。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采取全新经营管理方式，取得骄人业绩。陈光甫借助成志会这一层关系，成为孔祥熙最得力助手。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财政极度紧张，1938年孔祥熙派陈光甫赴美商谈借款。因美国当时仍顾忌日本，陈光甫用“世界贸易公司”作过桥融资工具，为国民政府筹借美国贷款。

冀朝鼎被陈光甫招至麾下，担任世界贸易公司总务处长。有人说，陈光甫在一间中餐厅搞招聘，冀朝鼎前来面试被录用。这是外行话。1936年，冀朝鼎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及水利事业的发展》出版，蜚声学界，已在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工作数年，并非无名之辈。按成志会惯例，有兄弟远道而来，本地会员以餐会形式加以招待，表示欢迎并联络感情。冀朝鼎应该是借纽约分会餐会之机接近陈光甫，并打入世界贸易公司。

二号人物孔祥熙

抗战期间，孔祥熙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客观地说，他以出色的理财能力组织收入支持抗战，不无微劳。毋庸讳言，他也利用职权谋利，但绝无坊间所说几亿、几十亿之多；不少灰色收入，实际属于蒋介石的“小金库”，并非落入孔氏私人腰包。学者李茂盛曾专门做过研究，孔祥熙最终带出大陆的资产不到100万美元。（李茂盛：《孔祥熙私人资本初探》）

孔祥熙借助成志会网络，在财经界拓展势力。笔者利用1929年《成志会会员录》、《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一文以及吴相湘的文章等资料，整理出234人名单，发现成志会会员在民国财经界遍据要津：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诒、上海银行创始人陈光甫、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孚银行董事长孙多钰、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火柴大王”刘鸿生等等，都是成志会“兄弟”。民国时期四大政府银行“中、中、交、农”，除中国农民银行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外，孔祥熙透过“成志会”关系网络，不同程度掌握住了其他三大行。

成志会不仅是孔祥熙与财经界、教育界的联系纽带，也是人才储备仓库。吴相湘的研究表明，近代史学者蒋廷黻从清华弃学从政、经济学家何廉接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职务，都出自孔祥熙的安排。

1947年2月，傅斯年发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猛烈抨击行政院长宋子文，轰动一时，“傅大炮”因此也名声大噪。傅斯年的风骨令人钦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篇文章只有《世纪评论》杂志才敢刊载。《世纪评论》的主人何廉，成志会会员，由孔祥熙提携入行政院，曾任经济部次长，此时为金城银行常务董事。杂志代表了工商界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但背后有孔祥熙的影子。虽然傅斯年把孔、宋一起骂，但孔早已下台，也无意复出，在文章中只是陪衬，这篇文章的矛头对准的是宋子文。傅斯年的文章无意中被用作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宋子文下台。到1947年，换任何人当行政院长都难挽颓势。次年5月，翁文灏组阁，“社会贤达”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这两人可以说是《世纪评论》所推崇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代表，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翁、王主导的金圆券改革，反而加速了政权的覆亡。

冀朝鼎与太平洋关系学会

在中国大陆，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又译“赖德懋”）被认作单纯的汉学家。然而，1950-1952年间他曾被美国参议院指控为苏联间谍。拉铁摩尔的真面目，或许很难有结论，但亲苏、亲共则是铁的事实。1937年，经斯诺安排，拉铁摩尔与《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抵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个贾菲，乃是冀朝鼎夫人海丽（Harriet Levine Chi）的表兄；海丽也是老资格的美共党员，1927年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在船上与冀朝鼎相识，1929年结为夫妇。

拉铁摩尔是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又译“太平洋国际学会”等）的灵魂。该会成立于1925年，由慈善机构及企业家赞助，最初设想是提供一个讨论环太平洋问题的论坛，但控制权逐渐落到左倾学者手里。《太平洋事务》是学会会刊，长期由拉铁摩尔担任主编。据统计，从1934年到1941年，《太平洋事务》31位作者所写文章，有729页属于亲共内容，只有196页内容带有反共色彩。（Flynn: The Lattimore Story, 1953，P.37）1941年起，拉铁摩尔担任美国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处处长，把原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唐明照招至麾下。1950年唐明照身份暴露后回国，1972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从1965年进入外交部，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英文翻译。

1952年，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经过漫长的调查听证，怀疑与太平洋关系学会密切相关的48人为共产党人。从1949年后中方的权威发布中，48人中可证实为共产党员的有：冀朝鼎夫妇、陈翰笙、菲尔德（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柯弗兰、艾德勒、爱泼斯坦、希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拉铁摩尔集团除控制《太平洋事务》杂志外，另外办了一个《美亚》杂志，冀朝鼎是撰稿人之一。这个左派集团以学术影响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左右媒体舆论，从日后的发展看，运作十分成功。

1943年：转折之年

冀朝鼎1924年从清华考入芝加哥大学读硕士，1927年初前往比利时参加反帝大同盟大会，期间加入中共，当年秋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留在苏联短期工作并与周恩来接上关系，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作，1929年回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

1938年，冀朝鼎自美返港（1938年9月14日香港《工商晚报》），与正在香港的邓颖超接头。邓颖超此行，表面上是陪同“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赴港宣传抗日，实则另有任务。1941年，冀朝鼎正式回国工作，担任平准基金会候补委员、秘书长。该基金会主任委员是陈光甫，对孔祥熙负责。在这个能干的成志会兄弟兼山西老乡面前，孔祥熙丧失了应有警惕。1942年12月19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成志会在孔宅午餐，新会员六人行入社礼……始识冀朝鼎。”成志会经常在孔祥熙公馆聚会，而冀朝鼎与另一个美共党员艾德勒则直接住在孔宅里面。

美国在对外援助决策和进程方面，容易受到各种不同意见的干扰。用本国资源支援外国，增加了本国负担，不痛不快者大有人在。此时，若有政府官员、学界人士、媒体提出受援国贪污腐化、不能善用援助，其阻滞作用立竿见影。

抗战军兴，中国东部精华几乎尽沦敌手，“盐税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蒋廷黻回忆录》第218页）与此同时，军费开支大幅跃升。一消一涨之下，通货膨胀不可避免。除了尽量增收节支，争取外援乃是缓和通胀最有效的途径。

1941年底，孔祥熙向美国财政部提出大笔贷款的请求。次年1月9日，罗斯福总统批示同意，2月7日签署了众参两院一致通过的联合决议，决定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贷款。按美国财政部拟定的协议，五亿美元“可按中华民国政府要求的时间和款额”动用。（阿瑟·N·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 1937-194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世界经济研究室2008年，第81页）

鉴于当时日本对中国已逐渐形成包围圈，从美国运送大规模的物资到中国困难重重，利用这笔贷款购买美国黄金，用以平抑中国战时通货膨胀的决策，是当时情况下最合宜的措施。按照协议，美方应每月向中方交付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但在1943年2月、3月正常发运两次之后突然中断，拖延到1944年10月才进行第三次交付。（杨雨新：《五亿美元贷款与战时黄金、公债政策》）在这被阻延的1年7个月内，国统区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奔腾万里。

1943年恶性通货膨胀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学者严海建有透彻的分析。1943 年，以成都地区为例，城市工资的购买力为 1937 年的 74% ，农工工资为 59% ，而教授薪金的购买力则降至 1937 年的 12%。战前，教授月薪在400-500元之间，属于收入较高阶层；到1943年，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此时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贫困使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挫抑感，也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权疏离。（严海建：《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抗战后期大后方师生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跟恶性通货膨胀有着非常直接的相关性。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与财政部长摩根索急务缠身，给了财政部长助理哈里·D·怀特上下其手的机会，其手法十分隐蔽巧妙，就是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拖延美国黄金交付，破坏孔祥熙以出售黄金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这些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文件集中可窥见端倪。冀朝鼎的“成绩”，得益于美国财政部怀特、柯弗兰、艾德勒的密切配合，若都归功于冀朝鼎一人，对他人颇不公平。

哈里·D·怀特（1892-1948，Harry Dexter White）出生于一个立陶宛移民家庭，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赫赫有名的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总设计师”。有证据表明，他在财政部任职期间，透过苏联间谍钱伯斯多次向苏方提供情报。尽管他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否认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亲苏、亲共倾向可从多方面得到证实。

柯弗兰（1907-1980，Frank Coe），1926年入读芝加哥大学，与冀朝鼎有校友之谊，1929年经冀朝鼎介绍加入美共，曾任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主任，1958年到中国定居，任中联部顾问，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1980年在北京去世。冀朝鼎结识艾德勒，经由柯弗兰的介绍。

艾德勒（1909-1994，Solomon Adler，又译“爱德勒”、“爱德尔”），英国人，曾就读牛津大学，约1935年加入美共，不久进入美国财政部，1941年来华，次年起担任平准基金美方代表，与冀朝鼎一起住在孔祥熙公馆内。1960年代初起定居中国大陆，任中联部顾问，参与《毛选》英译工作，1994年在北京去世。两个老外先后受聘中联部顾问，参加《毛选》英译工作，并非偶然。《毛选》英译工作的总负责人，乃是原美共中国局书记徐永煐，冀朝鼎的老上司。

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长达19年之久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N·杨格，于1965年出版《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一书，对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艾德勒等人故意阻延黄金交付有深入研究。杨格指出：“当中国催促急运黄金的时候，怀特提出了种种论点为他的阻挠行为辩护……在中国通货膨胀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难以理解任何对经济问题颇有见识的人怎么能够一本正经地发表所谓中国印刷更多钞票比批售黄金要‘便宜得多’的议论！”“怀特在阻挠黄金装运去中国的同时，于1944-1945年曾竭力促成向俄国提供一百亿美元的战后贷款，表明他有一种反华亲俄的强烈倾向。”“扣住黄金不运往中国，加剧了通货膨胀，并造成了战时和战后随之而来的一切严重后果。”（阿瑟·N·杨格著、陈冠庸等译：《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世界经济研究室2008年，第217、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