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可贵，好人价更高

原创 吴胜涛 定量群学

王从余, 喻丰, 柏阳, 彭凯平.(2021).道德资本的价值转化效应.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1(2), 1-36.

导言

对于一个体面的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比善恶或道德问题更加重要了。在市场经济中，如果用市场价值来衡量一个事物，那么道德会得到较高的估价吗？或者，市场定价行为会受到道德调节吗？以往研究发现，同样一件东西被领导捡到会比被下属捡到让人们觉得更值钱。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人们对特殊群体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并未真正反映道德议题中最核心的善恶问题。因此，更一般的问题是，对于一个行善的好人，尽管其人格不可估价，但他们的所有物是否比其他人的更值钱呢？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任意一种道德规范或者以“道德”之名流行的偏见对经济的影响，而是与恶相比，善的道德是否可以转化成资本，以及如何更好地正向促进市场定价和经济良性发展。

本期推送的文章，来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彭凯平教授团队。他们通过两个研究证明了个体的道德资本可以转化为其所有物的经济价值，并对市场定价进行正向调节。结果发现，道德与资本常被相提并论，且行善者与作恶者的所有物会被赋予不同的市场价值，但资本转化效应会受到道德属性的影响。具体而言，个体自主性或神圣性相关的道德基础会对物品估价产生正向效应，即关爱/伤害者、公正/欺骗者、圣洁/肮脏者的所有物会被认为更值钱；但对于社区或社会团结相关的道德基础, 没有证据表明忠诚/背叛、 权威/颠覆者的所有物更值钱。该研究尽管只是关于道德与资本关系的初步探讨，但继承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市场经济的反思，这对于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善恶问题具有重要启发。

道德资本的价值转化效应

王从余 喻丰 柏阳 彭凯平

摘要

前人研究证实人们对物品的价值判断受物品所有者的法律属性、文化身份、权利地位影响。本研究通过2个实验，验证物品所有者的道德属性对物品价值判断的影响。实验1爬取互联网媒体大数据探索海特的五个道德基础与经济问题的接近程度。结果发现五个道德基础可分为两大类：在经济问题上处于中心位置的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和圣洁/堕落；在经济问题上处于远端的忠诚/背叛和权威/颠覆。实验2以得失情境（损失 vs. 获得）和道德属性（有道德组 vs. 无道德组 vs. 对照组）为自变量，以物品估价为因变量，采用情境实验分别验证主人公在五个道德基础上的道德属性对其所有物经济价值判断的影响。结果发现，关怀/伤害、圣洁/堕落、公正/欺骗对经济价值判断具有正向影响，证实这三个与经济较远的道德基础上能够产生道德资本的价值转化效应。

关键词：道德资本 经济价值判断 道德基础理论 道德

一 引言

行为经济学颠覆“理性人”假设，发现人们做出经济判断不仅根据物体本身的经济价值，也掺杂许多社会文化因素(Thaler, 2016)。在判断物品的经济价值时，人们倾向于被物品所有者的法律属性、文化身份和权力地位影响(Levinson & Peng, 2007; Yang et al., 2013; Yu & Peng, 2016)。如，Yang等(2013)发现，同样的物品被领导捡到比被下属捡到会让人觉得更值钱，又如Levinson和Peng(2007)发现，物品所有者的群体身份和法律属性对物品估价存在交互作用，内群体的违法者捡到的东西，在人们眼里最值钱。然而，道德属性的价值转化效应很少受到研究者关注，如，好人的东西是否会让人觉得更值钱？尚待实证研究验证。

道德作为一种进化的心理机制(Haidt, 2007)，不仅具有备受先哲推崇的伦理作用，其影响也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彭凯平、喻丰、柏阳，2011)。在《道德资本的政治学》中，Kane(2001)系统论述了人们对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的道德判断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并将该效应定义为道德资本。本研究所探究的道德资本，与Kane(2001)定义的道德资本具有共通之处:聚焦于主体道德属性的价值判断与转化。首先，道德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具有现实基础，亚当•斯密(Adam Smith)早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提出市场需要道德调节以保证良性运转(Haeffele & Storr, 2019)。德国经济伦理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洛夫斯基说，“自利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道德则是经济发展的最好动力”，他认为经济主体遵循道德不仅是出于其长远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促成交易各方的共赢(Koslowski, 2016)。此外，主体的道德属性影响其所有物的经济价值判断也具有心理学实证基础。大量研究表明背景信息在人们判断目标信息时存在启动效应，即知觉判断的同化(Assimilation)与对比(Contrast)。这两种不同的加工方向主要取决于背景信息与目标信息之间的关系(Schwarz & Bless, 1992a, 1992b; Schwarz, Strack, & Mai, 1991)。当人们对物品价值进行判断时，主体的道德属性可能作为一种背景信息，对物品价值的目标信息产生知觉启动效应。

在本研究中，道德资本的操作性定义是个体的道德属性以资本的形式转化到其所有物的经济价值上。为了验证道德资本，我们运用情境实验，检验个体的道德属性是否对其所有物的经济价值产生正向效应。在已有研究中，Levinson和Peng(2007)通过对比毒贩与公司职员等意外获得或者失去某一物品时，人们对该物品的价值判断，发现法律资本可转化为经济资本。该范式也很好地验证了权力资本(Yang et al., 2013)、文化资本(Yu & Peng, 2016)分别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化。本研究借鉴上述研究的实验范式，检验道德资本的价值转化效应。与前人范式的区别在于，法律资本、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均指向单一维度的个体属性(如高权力vs.低权力)，而承载道德资本的道德价值体系则建立在多元维度基础之上。

在早期的道德研究中，以Lawrence Kohlberg(1969)道德即公正和Carol Gilligan(1977)道德即关怀为代表的两种观点，将道德划分为两个维度。随着道德跨文化研究开展道德概念的扩宽，更多的研究者提出了多元道德维度(Graham, Haidt, & Nosek, 2009; Shweder, Mahapatra, & Miller, 1990)。其中，Haidt(2012)提出的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 Theory)受到广泛关注。该理论认为道德具有五个基础：关怀/伤害(care/harm)、公正/欺骗(fairness/cheating)、忠诚/背叛(loyalty/betrayal)、权威/颠覆(authority/subversion)、圣洁/堕落(purity/degradation)。这五个道德基础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础和实用功能。因此，在研究道德资本的价值转化效应之前，我们需要具体探讨不同道德基础与经济价值的距离。

其中，关怀/伤害与公正/欺骗具有自治性(Autonomy)，强调个体身份和人道诉求。前者对应的美德是关爱和善良，典型的道德行为有同情受害者、照顾弱者等；后者起源于平等地分享劳动成果，对应的美德是公平、正义、信任等。圣洁/堕落具有神性(Divinity)，起源于预防传染性疾病，旨在防止灵魂和精神的堕落，对应的美德是节制，贞洁，虔诚，清洁等。权威/颠覆、忠诚/背叛具有社会性(Community)，强调人作为社会角色和群体身份所要履行的道义责任。前者关注阶层内有益的关系，例如遵守规则、尊重领导、尊敬专家、遵循男女社会角色等道德行为。后者强调对内群体的忠诚，对应的美德有忠诚、爱国、自我牺牲(Graham, Nosek, & Haidt, 2012; Graham et al., 2013; Mooijman et al., 2018; Shweder et al., 1997)。而经济人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群体性行为(Henderson et al., 2018)，可能更多地涉及属于社会伦理的权威/颠覆和忠诚/背叛。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认为五个道德基础与经济问题距离不同。相比前三个道德基础，社会性的权威/颠覆、忠诚/背叛与经济问题距离更近，假设如下：

H1a: 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的道德属性在经济问题上处于远端。

H1b: 权威/颠覆、忠诚/背叛的道德属性在经济问题上处于中心位置。

本文将在研究1中，分析互联网中文媒体大数据以验证假设。

道德属性与经济问题的距离，可能影响道德资本的价值转化过程。在经济情境下，人们必然要在道德与经济之间做出排他性价值排序(冯川，2006)。越是接近经济问题，进入价值排序情境的频率就越高，与经济价值具有较高差异性。例如道德基础理论的忠诚/背叛强调道德对为内群体而自我牺牲的鼓励；然而在经济系统中，保证经济效益的一个最大前提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Ulrich, 2000)。根据知觉判断理论，背景效应分为正向的同化效应(Assimilation)与负向的对比效应(Contrast)两种加工方向，取决于背景信息与目标信息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背景信息与目标信息的差异较大时，无法产生正向的同化效应(Herr, Sherman, & Fazio, 1983; Mussweiler, 2003; Snyder et al., 2019; Vogel et al., 2019)。因此，当权威/颠覆或忠诚/背叛的道德属性作为背景信息时，它们与目标信息的差异度较大，可能无法会对物品经济价值产生认知启动效应。

为了在认知启动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道德属性与经济价值的转化关系，本研究加入得失情境的变量。如果个体道德属性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信息，对物品经济价值的目标信息产生启动效应，那么在主人公获得物品、失去物品两种情况下，道德属性的启动效应不会呈现差异。但是，如果得失情境显著调节了这个效应，即，当个体得到物品时，他的道德属性对物品经济价值产生同化效应；当他失去这件物品时，他的道德属性无法影响人们对物品的经济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个体过去曾拥有的物品就无法被他的道德属性所影响。这意味着道德属性对经济价值的同化效应，对所有权的时效性是有要求的。由于时间概念与空间关系存在关联性(Weger & Pratt,2008)，且时间与空间的信息加工都由负责空间注意力和感觉运动转换的皮质回路执行(Bonato, Zorzi, & Umiltà, 2012)。因此，同化效应在时间维度上的流失，也可以被看作空间关系上的迁移，即，从个体道德属性转化到物品经济价值上。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得失情境与道德属性的交互作用，可验证道德属性对物品价值的影响是一种价值转化效应，而非单纯的认知启动效应，假设如下：

H2a: 对于在经济问题上处于远端的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在得到物品时，道德属性对物品经济价值存在正向效应。

H2b: 对于在经济问题上处于远端的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在失去物品时，道德属性对物品经济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H2c: 对于在经济问题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权威/颠覆、忠诚/背叛，道德属性对物品经济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H2d: 对于在经济问题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权威/颠覆、忠诚/背叛，道德属性与得失情境的交互作用对物品经济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将在研究2中，采用情境实验验证上述研究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加入的得失情境，与前景理论的框架效应不同。框架效应是指人们对收益倾向于风险厌恶，对损失却倾向于风险偏好。该效应发生在风险决策和不确定性选择的过程中(Steiger & Kühberger, 2018)。在本研究中，人们对他人物品的价值判断过程并不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该过程不适用于前景理论。因此，本研究的得失情境不对框架效应做出讨论。

道德资本研究首次将道德基础纳入经济语境下考量，其理论贡献不仅在于通过探讨道德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价值转化效应，而且用实证方法厘定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海特的五个道德基础是广义的道德直觉，当它们进入经济领域后，还会是人们认可的道德规范吗？本研究的物品经济价值直观反映人们对不同道德属性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个道德基础被证实可以增加经济价值，证明它在市场道德体系占有一席之地(万俊人，2000)。这是道德资本研究对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实证贡献。不仅如此，本研究揭示道德资本与经济资本转化关系还具有现实的激励作用。在市场经济竞争越发激烈、人权因生活水平提高得到更多重视、网络增强舆情监督的效力的时代背景下，兼顾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已成为经济活动的要求之一(龚天平，2011；闵凯，2014)。

二 研究1：道德基础在经济问题上的位置

为了考察哪些道德基础在经济问题上处于中心位置，哪些处于远端，研究1爬取了一个月内中文媒体线上数据，统计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权威/颠覆、忠诚/背叛的关键词与经济核心词共同出现的新闻报道分别是多少。

（一）研究方法

研究1采用五个道德基础与经济问题在全网媒体报道中的共现概率，来量化位置关系。首先，网络生态数据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所收集的数据，它不是专门为了特定的研究框架量身定制的，所以很难与研究假设完美契合(郝龙、李凤翔，2017)。只能在浩瀚的网络生态数据中，挖掘出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证实研究假设的数据。如，前人用微博词汇的广度和密度来测量用户的创造力(Yu et al., 2016)。另一方面，媒体的新闻报道与大众主观认知中的社会现实是紧密相关的。大量研究证据表明，新闻报道对公众认知具有深远的影响力(Kiousis, Popescu, & Mitrook, 2007)，媒体具有在公众心中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力(Vu et al., 2019)。媒体选择哪些新闻进行报道，影响着公众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这就是新闻传播学中常提到的议程设置功能(Agenda Setting)(McCombs & Shaw, 1972)。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全网媒体新闻报道数量被用于测量在大众主观认知中各个道德基础与经济问题的距离。

（二）数据分析

为了统计广义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经与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两位研究员讨论，制定了较为宽泛的经济关键词。取并集，只要新闻中至少具备其中一个关键词，就被统计为经济新闻。再将采集到的新闻，随机抽取100个进行回溯验证，剔除易产生噪音的词语(例如“元”、“价值”)，最后保留四个关键词“经济、资本、金钱、人民币”。附录A展示了道德基础关键词表。首先由2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根据道德基础理论对五个道德基础的阐释(Graham et al., 2009; Graham et al., 2012; Haslam et al., 2012)，将道德基础词典(Moral Foundation Dictionary, Graham et al., 2009)翻译成中文(伤害/关怀47词、圣洁/堕落88词、公正/欺骗34词、权威/从属71词、忠诚/背叛52词)，再由另外2名博士生进行比较和修改，直到达成共识。然后请5位道德心理学研究者就重要性排序。为对五个维度作横向比较，需要控制5个词表词数相同，因此根据排序结果选出五组排名前十的词，建立道德基础关键词表。之后，利用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分析平台抓取全网媒体数据（包括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进行处理和分析，获取2017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内带有道德关键词和经济关键词的新闻报道，从高到低依次为忠诚/背叛2004672条、权威/从属1651827条、公正/欺骗769805条、关怀/伤害501126条、圣洁/堕落197805条。五个道德基础的占比见图1，经济位于雷达图的原点，五个道德基础位于五边形的五个顶点，坐标轴是与经济共现新闻报道的占比。

图1 五个道德基础与经济新闻报道的共现频率

（二）讨论

结果显示，具有自治性的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和具有宗教性的圣洁/堕落与经济的距离较远；具有社会性的忠诚/背叛和权威/颠覆与经济的距离较近。该结论既符合假设，也符合直觉与经验。在忠诚/背叛维度上，人们通常出于经济利益而选择背叛；而忠诚行为包括个体为内群体做出自我牺牲，有时是经济利益上的自我牺牲。此外，权威/颠覆在经济问题中也存在一些两难情境。例如，创新创业、挖掘商机往往意味着挑战权威或现有秩序。

三 研究2：道德资本的价值效应

（一）工具

在研究2中，每位被试要阅读7个故事，故事中有对主人公意外获得(或意外失去)的物品的描述。例如，第一个故事：

陈林沿着江滩回家时碰巧在沙子里捡到了一枚金戒指。陈林并不知道，这枚戒指购于1988年。据国际珠宝鉴定刊物《世界珠宝商》所刊载，这枚戒指在当时市价为1000元人民币。

上面这个例子是第一个故事的“得到”版本，每个故事也有一个“失去”版本。同时，每个故事中还有对主人公的道德属性的描述：在得到（或失去）物品的描述前用这一句话勾勒出这个主人公在特定维度上的道德属性(见表1)。需要指出的是，道德资本的含义不是道德行为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后果。道德资本关注道德主体，而非道德行为本身。所以，故事中的道德行为仅仅是为了描述主人公的道德属性。物品的得失都是意外的，与这些行为没有联系。同时，在描述中也不提及道德行为带来的后果，以避免实际收益情况的混淆。

表1 道德属性的描述(以故事一为例)

（二）预实验

预实验的目的是评估实验材料中对道德属性的描述是否准确、有效地反映该道德基础上的道德属性。邀请15位心理学研究生，在阅读得到版本的故事后，对“主人公有多道德？”“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关怀/伤害(或其他4个)维度？”两个问题进行7点量表评分。

由于方差齐性检验显著，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在道德属性和道德基础两个问题上，有道德、无道德和中性组的评分差异显著。评分结果如表2所示，说明实验材料对五个道德基础上三种道德属性的描述是准确、有效的。

表2 实验材料评分的均值和标准差

（三）研究设计

以得失情境(损失 vs. 获得)和道德属性(有道德组 vs. 无道德组 vs. 对照组)为自变量，以物品估价为因变量的被试间设计。采用情境实验范式(Levinson & Peng, 2006; Yang et al., 2013; Yu & Peng, 2016)，共有五个子实验，分别探索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权威/颠覆、忠诚/背叛五个道德基础。每位被试阅读的实验材料共有7个故事，在阅读完每个故事后，要求被试回答(以上述故事为例)：你觉得这枚戒指现在(2018年)值多少钱？在填写问题后，收集被试的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数据。

（四）研究对象

实验共招募三所大学的678名本科生与研究生参与，其中男生354人，女生329人，平均年龄20.83±1.87岁。五个道德基础分别由五个子实验构成，每个子实验都是被试间进行。对照组数据在实验1a中收取。

（五）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2对数据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在进行统计分析之前，采用以下公式（Yang et al., 2013）对原始的经济价值判断的金额进行处理：

上面的公式中，S代表被试在2018年4月的估计价值，p代表物品在故事中的1988年时的价值，n是年代差（在本研究中n = 2018-1988 = 30），i代表着增长率。目标是将价值粗分转化为增长率。但是，这样转化并未考虑到实际物价的增长。为了将物价实际增长值考虑进来，本研究加入CPI（CPI 1988 = 118.80，CPI 2018年3月 = 641.96，以CPI 1978 = 100作为基准，CPI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产生一个调整后的r值代替i作为增长率的指标。即：

剔除不认真作答（答题时间少于3分钟、大于30分钟）的51名被试的数据。去掉填写 “不知道”等无效内容的19个数据、填写10以下数字的28个数据与31个异常值，对缺失值进行平均值插补。7个故事的r值在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权威/从属、忠诚/背叛和对照组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0.85、0.87、0.89、0.88和0.84。计算每位被试在七个故事上r值的均值，得到最终的经济价值判断r值作为因变量。

四 研究结果

以得失情境(获得与损失)和道德属性(有道德、无道德与控制组)作为自变量，以经济价值判断r值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对道德属性进行多重比较(Bonferroni test，α = 0.05)。结果如图2、图3所示。

图2 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道德基础下的经济价值判断(误差线表示95%置信区间)

图3 权威/颠覆、忠诚/背叛道德基础下的经济价值判断(误差线表示95%置信区间)

结果表明，道德属性与得失情境的交互作用在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中显著[关怀/伤害：F(2, 231)= 4.690, p = 0.010, η2 = 0.039；公正/欺骗：F(2, 134)= 3.35, p = 0.04, η2 = 0.05；圣洁/堕落：F(2, 167)= 3.19, p = 0.04, η2 = 0.04]，且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仅在获得物品时，有道德的人得到的经济价值判断显著高于不道德的人，在失去物品时差异不显著。

关怀/伤害道德属性的主效应显著，F(2, 231)= 4.51, p = 0.01, η2 = 0.04；多重比较发现，有道德组得到的经济价值判断显著高于不道德组以及控制组。忠诚/背叛道德属性的主效应也显著，F(2, 168)= 6.34, p = 0.002, η2 = 0.07；多重比较发现，不道德组得到的经济价值判断显著高于有道德组以及控制组。

图4 不同道德属性的人获得物品时得到的经济价值判断

总体来说，实验发现物品所有者的道德属性可影响他人对其所有物的估值，但五个道德维度的价值效应并不一致。其中，在与经济较远的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道德基础上，人们对有道德者获得的物品给出更高的经济价值判断；但当他失去物品时，他的道德属性无法再产生价值效应。道德属性与得失的交互作用说明个体道德属性与物品价值之间发生了价值迁移，验证了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的道德资本存在价值转化效应。

五 讨论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1)自治性的关怀/伤害和公正/欺骗、宗教性的圣洁/堕落在经济问题上处于远端；社会性的忠诚/背叛和权威/颠覆在经济问题上处于中心位置。(2)在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道德基础上，人们对有道德者获得的物品做出的经济价值判断更高；但当失去物品时，道德属性没有显著提升物品价值判断。验证了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的道德资本与所有物经济价值之间的价值转化效应。(3)在忠诚/背叛、权威/颠覆道德基础上，没有证据支持个体的道德属性对其所有物的价值产生影响。

（一）研究意义

本研究所验证的道德资本的经济转化效应，也许只是大范围的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人们从社会结构中获得资源并转化为经济价值，并以资本的概念来衡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价值及转化关系(Adler & Kwon, 2002)。在权力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化关系已得到验证的情况下，本研究以实证证据为这个理论蓝图补上一块重要拼图。

在研究范式上，首先，本研究创新性地以经济的工具理解多元道德体系。正如Koslowski (2000)指出，经济学是文化或社会子系统最易计算的领域，也是社会科学中最易计算和最明确的部分。本研究是将经济的工具运用于道德心理学和实验伦理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探索。其次，本研究首次以实证方法验证人们对市场道德的构念分类。五个道德基础最初是由海特等人在多元社会文化背景下观察到的、基于第三方视角的规范性判断(曹洪军，2015)。现在，本研究证实关怀/伤害、公正/欺骗、圣洁/堕落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说明这三个道德基础是人们在经济语境下所认可的道德规范，为市场道德体系的具体内容提供了实证依据。第三，本研究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道德研究，对研究自身而言，网络生态数据提升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并在外部生态性、人为操纵性、取样代表性、结果可重复性等方面相比于传统的心理学实验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薛婷、陈浩、赖凯声、董颖红、乐国安，2015)。另一方面，用全网媒体报道中的共现概率来量化位置关系的研究范式，可用于其他社会科学概念，对大数据行为科学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同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后续研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一是研究1运用网络生态数据时，在关键词设置上缺乏文献依据，这也是处于探索阶段的大数据行为科学研究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陈浩、乐国安、李萌、董颖红，2013；郝龙、李凤翔，2017)。二是研究2招募校园被试参与正式实验，并编写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实验材料。道德资本的价值转化效应只检验了大学生的样本，在其他群体中是否存在该效应，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三是本研究仅收取中国被试。由于人们的道德判断标准受到文化框架限制(Miller & Bersoff, 1992)，道德的价值转化效应也应该考虑文化差异。不仅如此，跨文化研究还有助于探索道德资本的心理机制。中国文化受佛教影响，因果报应(Karma)思想深入人心；在西方，与之相对应的是普遍因果律(Universal Causality)。两种思想有两处区别：一是对事与对人，报应针对行为实施者，而因果律针对行为结果；二是判断依据，报应既看结果，又看动机，而因果律仅依据行为产生的结果(Green, 1981)。后续研究可以将动机作为一个新变量，分为“好心办坏事”“好心办好事”“坏心办坏事”“坏心办好事”，来探索道德资本的文化差异，同时检验报应是否为解释道德资本的心理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曹洪军, 2015, 《乔纳森 - 海特之道德基础理论评析》, 《伦理学研究》 第 1 期。

Adler, P. S. , & Kwon, S. W. (2002).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Acade- 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 (1), 17 - 40.

Graham, J. , Haidt, J. , Koleva, S. , Motyl, M. , Iyer, R. , Wojcik, S. P. , & Ditto,P. H. (2013 ).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55 - 130.

Shweder, R. A. , Much, N. C. , Mahapatra, M. , & Park, L. ( 1997 ). The “big three” of morality ( autonomy, community, divinity) and the “ big three” explana- tions of suffering. Morality and Health, 119, 119 - 169.

Yang, Q. , Peng, K. , Zhou, X. , Zheng, R. , & Peng, W. (2013). The monetary effect of power: How perception of power affects monetary value judgments in China and US.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4 (1), 69 - 83.

导读人 | 吴胜涛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人人皆可贵 好人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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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