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日记｜红色故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共一大

【编者按】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澎湃新闻推出“一大会址”日记，派出记者常驻中共一大会址，近距离观察、感受、记录会址每天的新闻，讲述一大的红色故事，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亨德里克斯·约瑟夫·弗朗西斯克斯·马里·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是荷兰的社会活动家、反法西斯战士，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曾用过马林（Maring）、孙铎（Sun-tuo）、倪恭卿（Gni Kong-Ching）等化名，中国人习惯叫他马林。

1920年8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马林为代表，派遣他赴上海，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1921年6月4日马林抵达上海后，立即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接触，草拟党章、党纲，具体筹商让各地派代表来沪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事，积极筹备召开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上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共成立表示祝贺；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神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晚上7时许，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从后门闯入会场，四下张望，代表们问他干什么，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然后借口找错了地方，便匆匆溜走了。

在李汉俊住宅旁边确实有个各界联合会，但是没有会长，也没有姓王的。马林凭借他在荷属东印度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本能地意识到来者不善，果断地作出停止会议，立即撤离的决定。大多数人立即离开，只有上海代表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留在会场。

代表们疏散后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巡捕因为听了密探的报告，拼命追问刚才在这里开会的两个外国人是谁。李汉俊回答说，那两个外国人是过去在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外国教授，两年不见了，暑期里遇到随便聊聊，并不是来开会的。

法国巡捕表示不相信，他们足足搜查盘问了两小时，一无所获，才怏怏离开。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如果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由于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马林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没有出席最后一次会议。

在搜查过程中为什么法国巡捕特别注意两个外国人呢？问题就出在大嗓门马林身上。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殖民地当局驱逐出境。荷兰安全部门已经把他列入“黑名单”，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1921年4月，他奉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离开莫斯科来上海。当他途经维也纳，当地警察局从他的签证上得知他的目的地后，就及时报告给奥地利和荷兰驻北京的公使馆。

马林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被拘留6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向他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马林几乎是落荒而逃。

他登上了一条名为“阿奎利亚”的远洋船，开始了东方之旅。荷兰当局得知马林可能到上海时，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他们监视马林的行动。帝国主义当局从他到达上海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监视。

在上海，为了安全起见马林使用了一个化名安德烈森，下榻于南京路东方饭店，后又住进麦根路（现淮海路）32号公寓。其间，荷兰驻沪总领事丹尼尔斯叫马林去登记，这样他就处于一种半公开的状况下。过了没几天，他又转移到汇山路（现霍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但是马林仍然没有摆脱租界当局对他的严密监视。

由此可见，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他到望志路开会，必然会引来租界巡捕。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时，他出席了会议并慷慨激昂地讲话。7月30日继续开会时，他又去参加，终于引来了法国巡捕房的密探以及之后的搜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