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1968年｜摇滚乐就这样改变世界

宇宙塑料人与丝绒革命：他们唱垮了一个政权

新年伊始，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的“布拉格之春”掀开了1968年的序幕。在苏联军队进入布拉格一个月之后，一支名为“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摇滚乐队成立了。他们以翻唱美国乐队起家，其自由即兴的迷幻曲风与神秘独特的诗样歌词使他们很快成为布拉格地下文化的代表。

热爱摇滚乐的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如此描述宇宙塑料人带给他的震撼：“他们的音乐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魔力，一种使人警醒的力量。这是一种非常严肃和真挚的，对于内心体验的自由表达，任何没有变得全然麻木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点……我突然意识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是多么粗俗，他们的头发有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那一边。”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令人不安的魔力”，虽然宇宙塑料人的音乐与政治无关，但他们还是成了当局的眼中钉。1976年，“宇宙塑料人”被逮捕入狱。这激起了哈维尔的愤怒，他决心救出这支自己所欣赏的乐队。而后哈维尔领导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并当选了新生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宇宙塑料人这支不问政治的摇滚乐队，就这么与政治还是紧密相连。

这是摇滚史上最为荡气回肠的一段传奇，也成就了宇宙塑料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地下乐队”之名。然而宇宙塑料人摧枯拉朽的力量并非凭空产生。“宇宙塑料人”这个名字，实则源于美国歌手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一首歌；地下丝绒乐队（The Velvet Underground）也对他们有深远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地下丝绒也是哈维尔的最爱。

所有细枝末节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在1960年代的西方，摇滚乐自打诞生起就具备反叛因子。而摇滚乐也从此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后人忆起那个时代的狂热与梦想时，耳边必然会响起的反抗之声。

鲍勃·迪伦弹起电吉他：摇滚的革命与革命的摇滚

早在摇滚乐初生的20世纪50年代，它就是叛逆少年的最爱。1955年，描述青少年叛逆的电影《黑板森林》使用“比尔海利与彗星合唱团”的《摇摆时钟》作为主题曲，开启了摇滚机车的隆隆轰鸣。年轻人疯狂地追随“比尔海利与彗星合唱团”，在很多地方引起骚乱。其时媒体与大众视摇滚乐为导致青少年堕落的洪水猛兽，但对它的批判也仅限于此，从未有人料到它会引起一场革命。

那时，真正与政治抗议相结合的音乐形式，是民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以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彼得·西格（Peter Seeger）为代表的一批左翼民歌手，出现在每一个罢工、抗议、集会、游行的场合，用歌声讲述着劳苦大众充满血泪的故事，将当时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推向高潮。

而当风起云涌的60年代来临，被称为“民谣女皇”的琼·贝兹（Joan Baez）伫立于狂欢的人群之前，口中呼唤的，却是一个殁于半个世纪前的遥远名字：乔·希尔（Joe Hill）。她怀念着那位活跃于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家与民歌手，他于1915年在犹他州盐湖城被以杀人罪处决，而无论是当代舆论或后世历史研究都认为他唯一的罪名是写了那些挑战资本主义的歌。乔·希尔的形象因而成为美国20世纪民歌复兴运动的精神象征。

“我说，乔，他们开枪杀了你，”在那首以乔·希尔命名的歌中，琼·贝兹如此唱道，“乔说，光是枪杀不了人，我没死。”

她咏唱的，是民歌不死的抗议之魂。这绵延数十载的传统不会轻易中断，必将由她与鲍勃·迪伦（Bob Dylan）、朱迪·柯林斯（Judy Collins）等新一代的民歌手，带入60年代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60年代之喧嚣激荡，远超人们的想象。

1962年6月，“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在密歇根休伦港发表《休伦港宣言》，新左派登上历史舞台，向传统价值与社会权力结构大举进攻；1963年8月，万千非裔美国人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马丁·路德·金一句慷慨激昂的“我有一个梦想”响彻林肯纪念堂；第二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成为青年一代投身政治抗议的又一次高潮；与此同时，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并不断将影响力扩散至全球，专注于在社会与经济上为女性实现全面的平等；1965年，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反战运动席卷全美……

在如此汹涌而多元的抗议浪潮之中，木吉他与口琴演绎的传统民谣就显得有些单薄和平淡了。这个逐渐走向历史十字路口的呼啸时代，开始从自己一贯信赖的民歌手身上拾起目光，寻找更强劲的反抗之声。

就在这时，一位民歌手为自己的吉他插上了电，一脚踢开了摇滚的大门。

1965年7月25日是流行音乐史上尤为浓墨重彩的一天。这一天，鲍勃·迪伦应邀参演新港民谣音乐节。两年前，正是在这个音乐节的舞台上，迪伦与琼·贝兹一同演唱了《答案在风中飘》（Blowin’ In the Wind），成为了一代抗议民谣的代表，贡献了预言时代剧变的《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和反战名曲《战争之王》（Master of War）。可这一次，他破天荒地背起了电吉他，在他民谣作品的忠实听众面前奏起了摇滚乐。

自此，鲍勃·迪伦与传统民谣一刀两断，开始了他在舞台上的摇滚实验。他的“背叛”使他民谣圈的老朋友非常伤心，歌迷也倍感困惑与失落。1966年，当他踏上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的舞台，趁着歌曲间隙，一名观众冲台上大吼：“犹大！”

这声尖锐的指责深深地刺痛了迪伦，但他回应道：“我不相信你。”然后转身告诉乐队：“大声弹！”

震耳欲聋的电吉他再度响起。这一次迪伦演唱的，是他不久前刚刚发行的《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这是什么感觉，这是什么感觉？孤身一人，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无人知晓，就像一块滚石。”

正是这块小小的滚石，敲开了民谣与摇滚之间尘封的门，把属于民谣的反抗之音吹向了更为激越澎湃的摇滚乐，让那些滚石一般初尝自由之味的迷惘青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尽管后来迪伦因车祸暂别歌坛，无缘于风云变幻的1968年，也未能出席1969年那场令世界震惊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不再站在时代的前沿。但无可否认，正是他所开创的民谣摇滚之风，使摇滚乐第一次正式与反主流、反体制的精神结合。这一场摇滚的革命，最终催生了革命的摇滚。

“如果你要到旧金山，记得在头上戴几朵花。如果你要到旧金山，你会遇见许多和善的人们。对那些来到旧金山的人们来说，那里的夏日时光将充满了爱……”

1967年的夏天，十万名来自全美各地的年轻人，哼着这首名为《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歌，奔赴旧金山的海特—艾许伯里区（Haight-Ashbury），那儿有一场名为“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盛会。

这些年轻人被称为嬉皮士（hippie），又称“花之子”。他们反对主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倡导爱与和平、自由与性解放，用公社式和流浪的生活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尽管“爱之夏”的气氛十分和平美好，但它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公然抗争，以及“要做爱不要作战”（Make love, not war）这句立场鲜明的反战口号，已然表明了这正是一场抗争。

这场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必定少不了摇滚乐的参与。作为“爱之夏”中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深远的部分，蒙特雷流行音乐节（Monterey Pop Festival）记载了摇滚史上最为绚丽多彩的三天：“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迷幻鼻祖”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迷幻灵魂皇后”珍妮丝·乔普林（Janis Joplin）和“英伦入侵”代表乐队之一的谁人（The Who）等，都在音乐节上大放异彩。十万嬉皮在迷幻摇滚之声中纵情狂欢，让那个短暂而灿烂的夏天充满了自由与反叛的气息。

这阵迷幻嬉皮风潮并未止步于蒙特雷，1967年也是摇滚史上经典专辑井喷的一年。这一年，披头士（The Beatles）推出了《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它被看作是艺术摇滚的先驱以及早期概念专辑的代表；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首张专辑《黎明门前的风笛手》（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也在这一年诞生，它是天才希德·巴雷特（Syd Barrett）主导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专辑；还有大门乐队（The Doors）的首张同名专辑，它的诗意、神秘与深邃造就了摇滚史上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此外，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吉米·亨德里克斯体验乐队（The Jimi Hendrix Experience）、飞鸟乐队（The Byrds）等都在1967年发行了一张甚至更多的经典专辑。

在“爱之夏”这阵明亮而斑斓的狂潮中，摇滚乐与一代嬉皮青年紧紧相缠，成为他们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最佳诠释。这一为青年而生的音乐类型，历经10年的沉浮，促成了人类史上第一场青年文化革命。在摇滚乐的声浪中，被现实压抑的年轻人聚到一起，以各种方式去冲撞僵化而腐朽的社会建制。从文化到政治，他们开始改变世界。

摇滚乐开始改变世界。

1968年，1960年代的革命风暴进入真正的高潮。

在美国，民权运动走向暴力的极端，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总统之弟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遭到暗杀，人们在震惊与悲痛中掀起了更广泛而强烈的抗议；在北爱尔兰，人们奋起反抗英国政府；意大利和法国卷入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浪潮之中……

爱与和平的呼吁无法平息人们对现实的愤怒与不满，嬉皮士中很快分化出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异皮士（Yippie），摇滚乐也在全社会爆发的怒意中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68年8月，滚石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在伦敦参加了一次反越战集会后，创作了《街头斗士》（Street Fighting Man），这也成为了滚石乐队政治色彩最浓的作品。这首歌在美国发行之际，芝加哥民主国家大会刚刚结束。当时芝加哥社会气氛很不安，政府唯恐这首歌煽动年轻人上街抗议，因此禁止其在电台播放。

禁播没能扼杀摇滚乐的力量。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前朋克（Protopunk）乐队MC5用一首愤怒狂躁的《摆脱困境》（Kick Out the Jams）为抗议者呼号，把芝加哥搅得不得安宁。

此前从不涉足政治的披头士也不再一味高唱“爱是你需要的一切”（All You Need Is Love）。这个8月，披头士发行了一张新单曲，它便是日后广为传唱的《嗨，朱迪》（Hey Jude）；而在这支金曲的B面，赫然写着约翰·列侬（John Lennon）不含丝毫隐喻、简洁而鲜明的政治宣言：革命（Revolution）。

“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可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当你打算破坏世界时，可别把我算上。你不觉得这样也挺好吗？……你说你想改变这个体制。可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你的大脑。你告诉我关键在制度，可你知道吗？你最好去解放你的心灵……”

1968年的列侬对时下狂热的革命风潮产生了怀疑，并表示不会置身于激进的革命者之列；但他也承认自己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雄心壮志，只是相比直接的政治对抗，他认为解放心灵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革命”一词就像一句魔咒，它一旦沾上你的唇齿，便会在头脑里生了根——一年后的1969年，约翰·列侬高唱着一曲《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投身反战抗议的行列；进入70年代，他对革命的理解和参与也更为激进和透彻，1971年发行的《想象》（Imagine）成为了乌托邦式政治理想的代名词。曾在他脑中犹疑徘徊的“革命”一词，最终成了他人生的最佳注脚。

60年代的传奇落幕：无法复制也永不散场的伍德斯托克

摇滚的60年代，也在摇滚中落下了帷幕。

1969年8月，四个年轻人在纽约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举办了一场音乐节。他们原以为只会有5万人参加，却吸引了超过40万观众。人们在大雨里纵情狂欢，呼唤爱与和平。这就是摇滚史上最盛大的一场派对——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这场为期三天的盛会上，持续了整个60年代的革命与狂欢达到了顶点；它也因此成为了60年代的乌托邦，让一个时代的希冀与狂想得以汇聚于那片大雨滂沱的泥地。

琼·贝兹、谁人、感恩而死、珍妮丝·乔普林……几乎所有60年代的摇滚明星都登上了伍德斯托克的舞台。压轴演出由“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担任，他用自己出神入化的吉他技巧，以摇滚乐的形式演奏了美国国歌，似乎是想告诉世界：摇滚乐不光成就了60年代，更会塑造这个国家的未来。

很难说这句预言落了空。尽管60年代过后，再也没有一场摇滚演出能够重现伍德斯托克的传奇——摇滚乐逐渐进入商业化、体制化的框架，从边缘走向主流；而在政治上，保守主义也开始崛起，压制着革命的势头；曾经的嬉皮青年不再愤怒，随着年岁渐长，他们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但是，没有一个时代会彻底过去，摇滚乐一度撼动世界的反叛因子也不会轻易沉睡。

70年代，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马克·波兰（Marc Bolan）用“华丽摇滚”（Glam Rock）跨越了性别界限，掀起一场惊世骇俗的性别革命；同一时期，性手枪（Sex Pistols）叫嚣着“英格兰的幻梦没有未来”，引爆了那场无法无天的朋克运动。

朋克并非一味地向社会发泄不满，他们也在寻求音乐与政治更坚实有力、组织化的联结。在70年代的保守主义盛行的英国，极右的种族主义者不断兴风作浪，“摇滚反对种族主义”（Rock against Racism, RAR）应运而生，摇滚乐开始更主动地介入社会议题；到了1985年，三名摇滚乐手创建左翼政治团体“红楔”（Red Wedge），动员英国的年轻人在大选中投票给工党，促使撒切尔下台；这一行动直到90年代才开花结果，在绿洲（Oasis）和模糊（Blur）乐队掀起的英伦摇滚（Britpop）狂潮中，执政长达18年之久的保守党最终败选，拥抱流行文化的工党领袖布莱尔带着他的“酷英国”（Cool Britannia）理念上台，“英国第一个摇滚乐政府”的时代来临。

而在世纪末的美国，摇滚乐再一次成为了人们抨击社会不公、推动社会革命的武器。20世纪90年代初，以涅槃（Nirvana）为代表的垃圾摇滚（Grunge）成功突围，横扫当时被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占领的主流乐坛；这在与垃圾摇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暴女运动（Riot Grrrl）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比基尼杀戮（Bikini Kill） 、L7等女子朋克乐队把音乐和性别歧视、性别暴力、女性赋权等女权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了第三波女权运动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刻，摇滚乐依旧活跃在抗议运动的前沿。1999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发行专辑《汤姆·乔德的幽灵》（The Ghost of Tom Joad），向30年代的抗议歌手伍迪·格斯里致敬（《汤姆·乔德》是格斯里一首抗议歌曲的名字），用音乐讲述外来移民和其他社会底层的艰辛故事，为美国21世纪初的有色人种移民抗议提供了背景音；2004年，绿日乐队（Green Day）的经典专辑《美国白痴》（American Idiot）对布什政府和伊拉克战争发起激烈控诉，他们也开启了朋克音乐的新纪元。

虽然传奇的60年代落幕后，摇滚乐与政治的联结时常令人诟病——例如“红楔”的艺术家无法对工党的政策制定起到真正的影响，沦为了为政客做形象宣传的团体；这在稍后的英伦摇滚浪潮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摇滚人的支持下成功执政的工党，却推行了一系列有违摇滚人所坚信的社会正义原则的政策，布莱尔也被看作一个掠夺了青年文化的骗子；除此之外，随着现代音乐工业体系的不断成熟，每当摇滚乐中出现革新的力量，就会迅速被音乐工业收编，在商业化的打磨中失去棱角，因而60年代后的多股摇滚风潮，都只是昙花一现。

然而，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无法长存——正如身为摇滚乐理想主义灯塔的约翰·列侬早早死在了40岁——志在改变世界的摇滚人不得不经历与权力的斗争与博弈，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光辉熠熠。但谁也无法否认，纷繁的社会政治图景中，摇滚乐从未退场；在抗议不公的人群中，总能看到摇滚人的身影，任何一部有关社会抗争的历史记载，都无法忽略它的声音。

所有的愤怒与狂热，呐喊与泪水，都与60年代的摇滚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伍德斯托克的传奇之所以无法复写，是因为它从未真正结束——1985年，当琼·贝兹踏上援助非洲义演的舞台，她在台下数万名观众的脸上所看见的热切与希冀，与20年前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她微笑道：“早安，各位80年代之子，这是你们迟来的伍德斯托克。”

而今，1960年代距离我们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没有一个年轻人曾亲眼目睹伍德斯托克的盛况，但1960年代的理想与信念已然成为了人人皆知的常识。爱与和平，自由与平等，多元价值与社会公正，这些一度显得离经叛道的观念，经历了50载的呐喊与抗争，早已悄然渗入了社会结构中，成为了世界文明基石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旦这些常识遭受威胁，就会激发人们本能的反抗，让一代代青年都能自觉地挺身保护60年代摇滚革命得来不易的果实。

当下，我们的世界似乎迎来了一种不妙的转折，爱与和平的价值开始动摇，而仇恨与纷争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滋生从未经历60年代摇滚洗礼的“千禧一代”却也开始走上街头。2017年末，牛津词典揭晓年度词汇：“青年震荡”（youthquake），用以概括年轻人在时下的社会转折中忽然爆发的影响力。

1968年的约翰·列侬开始思索革命的意义，而米克·贾格尔已早先一步加入到抗议的人潮中；那么2018年的列侬和贾格尔，将会在何处出现？

参考文献：

张铁志：《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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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4月。

陈信行：《音乐的政治：并不“清纯”的民歌——美国抗议民谣简史》，载《东方历史评论（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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