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志⑩｜父亲在孤独老去

【编者按】

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

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今年新春，澎湃人物推出一组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我生平最讨厌自私、懒惰、专制、暴力、蛮不讲理、顽固不化、居功自大、见钱眼开的人，不幸我父亲全都占齐了。至少以前我眼中的他是这样。

我与这样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6年。16岁那年中考，我瞒着他报了全市最好的高中，在离家60公里的市区。他知道后很生气，怒喝：“哪有钱给你上！”

成绩出来后，他带着我去县城见了一位从东莞来的招生老师，于是，我被特招去东莞一所私立学校的事就这么定下了。缘悭名校，换来一切费用全免。父亲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我高兴终于摆脱了他的统治。这十年来，我一直逃避与父亲相处，而这恰恰是我们唯一和谐相处的方式。因为一相处就会吵架，除了吵架，我们几乎从不交流。

身为记者，我常常花几天的时间，尝试去了解一个人。但我与父亲认识26年，对他却了解极少。我理解他人，却从不理解父亲。

矛盾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小时候，父亲一高兴会说，“最惜（疼爱）我满哩（宝贝）。”幼年的我常骑在父亲的肩膀上，“驾驾驾”地招摇过市；或是坐在父亲的脚腕上，当跷跷板玩得不亦乐乎。这是我独有的撒娇特权，也是我记忆中与父亲最后的亲密片段。

小学二年级开学之初，我在教室里上课，外面突然传来父亲的大嗓门，吵得教室内一片骚动。老师出去看，同学也探头探脑。我从窗外看到，父亲正对着校长大吼大叫，劝都劝不住。那是父亲第一次让我觉得丢脸。

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大姐和三哥在A小学读，二姐和我却在B小学？母亲说，因为没钱交学费，每次开学父亲就到学校去闹，把A小学的关系闹僵后，就让下一个孩子去B小学上学，然后把B小学也得罪了，如此反复。只恨村里没有四个小学。

贫贱夫妻百事哀。记事以来，父母经常吵架。父亲不出去挣钱，整天在家待着，母亲看不惯，骂父亲好吃懒做。有一次，父亲动手打了母亲，打到牙齿出血。半夜里，母亲收拾了行李，要离家出走。父亲让我和三哥拦着。年长6岁的二姐比我们懂事，知道母亲过得不开心，就帮母亲背行李包，鼓励母亲走，因此受到父亲的责难。

二姐对父亲早有不满，本身性子又刚烈，所以她和父亲的冲突最频繁。高中时她也闹过离家出走。她用家里的电话当计算器做作业，父亲以为要收费，大声骂她，两人大吵，二姐摔门而去，找不到人。她其实没有走远，而躲在一个废弃的老宅里。那宅子阴暗潮湿，传说闹鬼，里面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饿了，她就捡掉在地上的柿子吃。到了午夜，二姐偷偷跑回家门口，徘徊不定，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赶紧躲到竹林里。她看到母亲一个人走出来，在黑暗中四处张望，然后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求佛祖保佑阿凤平安归来。第二天大早，母亲打开门，发现二姐坐在门口睡着了。

2004年，为了供我们读书，母亲去广州打工。那时候，我经常被村里人问，怎么你爸不出去打工，反而你妈去打工？我不知怎么回答，敷衍说要有个人在家里给我们做饭。实际上，父亲做的饭很难吃。他年轻时当过一阵子厨师，并非不会做，只是不用心罢了。

我对母亲多一分思念，对父亲就多一分埋怨。以前母亲在家时跟父亲吵完架，常常回屋偷偷抹眼泪。更久以前，母亲在已故爷爷的房间里喝下一整瓶农药。每每想到这些，我对父亲就好不起来。

母亲出门打工时，刚上初中的三哥正处于叛逆期。天天去游戏厅，没钱就拿家里的东西去卖。父亲的管教方法是一贯的打骂，不仅无用，反而变本加厉。

有一回，家里丢了一样东西，父亲怀疑是三哥偷去卖了，质问三哥。三哥不承认，父亲不相信，一直骂。三哥被骂急了，指着父亲大吼：“我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随便你信不信！”

四个孩子中，三哥性格最温和，没什么脾气。平时骂他，他基本不吭声。他吼出这句话，说明忍受到了极限。但父亲一听，更加恼火，骂得更凶。三哥终于爆发，他怒吼，冲出家门，消失在夜色里。

那一刻我有种预感，我可能要失去三哥了。我紧跟着追出去，一边跑一边喊，心里越来越害怕。我从小到大没叫过他哥，但那个时候我反反复复地哭着喊：“阿哥！回来！”

那个晚上，我和二姐沿着公路找。走了四五公里路，一直走到县城，又一步步走回来。回到家，我第一次有勇气当面说父亲的不是，两姐妹声泪俱下。他听完后说：“我从来不知，原来你们心里面是这样想我的。”

现在想来，父亲才是最难过的那个。三哥从小脑瓜子聪明，每年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拿奖，曾是父亲四处炫耀的骄傲。他对三哥的期望有多高，对三哥的不争气就有多失望。但一夜之间，所有儿女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决裂

农历年二十八，三哥从广州回家，屁股还没坐热，父亲见到他第一句就是责怪他赚钱少。

三哥高中辍学后去打工，也像父亲一样，流离浪荡，频频换工作，频频辞职。这两年总算找到个不错的工作稳定下来了，父亲却一直嫌弃工资低，一年到头，没交给他多少钱。我让三哥给他包个红包，他一收到红包，马上安静下来，不骂了。

这么多年，父亲一直没变。

以前大姐出门打工，工资只有几百块，年底交给家里几千，有时没有交到父亲手里，交给了母亲或二姐，用来交学费。父亲对此不满，大姐过年一回家，就开骂。大姐委屈，跟他吵。于是每年除夕，别人家和和美美放鞭炮，就我们家鸡犬不宁打嘴仗。

二姐大学毕业，在惠州工作两年后，把父亲接来一起生活。2013年初，二姐想和谈了五年的男朋友裸婚。父亲提出要二姐或男方家给他2万，才能结婚。两人因此大吵一架。父亲据理力争，说现在农村嫁女儿，至少都有5万彩礼。二姐反驳：“那你能出多少嫁妆？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二姐气到给家里每个人打了个电话，说了些以后父亲与她不相干的气话。我当时在广州读大学，接到电话，也气炸了。我写了很长的短信发给父亲，把积压内心多年的怨言统统说了出来，列举他的条条“罪状”，用尽了此生最恶毒的语言。

父亲也用短信骂我，反驳我。我不记得吵了几个来回，只记得我全程都在颤抖，既愤怒又害怕。我说你活该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我说我宁愿没有你这个父亲。我说你不配为父。

几个月后，我需要回家开个证明。我给父亲发了短信道歉，并说了要回家的事，父亲没有回复。我住到了同学家，借了单车回村委盖章，半路与同样骑着单车的父亲迎面碰上，我小声喊了句：“阿爸。”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停下来。我回头看他的背影，怅然若失。

2014年春节，母亲和三哥留在广州，我回了家，不忍让父亲一个人过年。家里的井坏了，我想让父亲修，父亲不肯，又吵起来。父亲说他不需要用井，我说那我怎么办。“管你怎么办！谁让你回来的！”我再次被父亲激怒：“好！我以后都不回来了！”撂下这句话，我就拿起行李出了家门。从进门到出门，不过才一两小时，行李都还没拆。

我不知道如何去修补与父亲的关系，任时间软化心里的刺。等我真正觉得可以面对父亲时，已经是三年后了。

年轻的父亲

1982年，26岁的父亲第一次出门打工，到韶关乐昌挑沙子，干了几个月，改挑货担，走街串巷地吆喝。卖的都是杂货，赚不到什么钱，吃饭、住旅店就花光了，“但是比打工好一点，没那么辛苦”。

此时，母亲17岁，刚读完高一。母亲想继续读书，但家里穷，子女多，外婆没交学费。母亲负气从家里跑出来，爬煤车从湖南坐到韶关，与父亲相识。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穿个白衬衫，干净帅气，不像现在邋里邋遢。相恋一年多，母亲怀上了大姐，便和父亲回了娘家湖南。外婆不同意母亲嫁那么远，父亲跪下来求外婆，作出一生的承诺。

二姐记得她五六岁时，父母的感情还很好，不会无缘无故吵架。夜里，两人躺在床上说话，二姐在底下偷听，有时候听到他们笑，有时候听到他们说情话。

后来，母亲跟父亲回梅州，发现比外婆家还穷，屋窄田少吃不饱，落差很大。大姐出生后，便留在湖南由外婆带，直到读完小学，11岁才回到梅州。父亲对9岁的二姐说：“呐，这是你阿姐。”二姐才知道，原来自己有个姐姐。

母亲跟着父亲到处打工，孩子一个个出生，甜蜜慢慢被沉重的负担取代。我作为第四个孩子出生后，父亲想把我送给一个在东莞开石材厂的老板，当认门有钱亲戚，母亲一直没同意。

父亲曾有过一次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

1984年，广州三元里一带还是个农村，父亲租了一间农民房，每天煮饭炒菜做盒饭，几十盒饭往纸箱一装，扛去火车站叫卖。

当时广州火车站前的广场有两排大榕树，怀着大姐的母亲在榕树下守着纸箱，父亲则手里拿一两盒四处推销。一盒饭5元，一天能卖三四十盒，除去成本，一天能挣到一百多块。那个时候在广州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元。

从大姐出生到怀上二姐，卖了两三年盒饭。父亲一攒到钱就寄回家，让爷爷存着，总共攒下2万。后来管理趋严，没有营业执照不让卖，父母便回家拿钱，打算在广州开个小饭店。

没想到，钱被爷爷用来修老屋了。上世纪70年代，爷爷自己盖了四间泥砖房，80年代就塌了。爷爷把老屋拆了，在原有基础上，重新盖了四间红砖房，四个儿子，一人一间。父亲气得不行，抄起浇水的粪勺，跟爷爷差点打起来。

母亲多次埋怨父亲不把钱交给她存，“如果当时拿这2万去做生意，我们家早就发达了！”

此后，父母带着二姐去东莞投靠大姑。母亲在厂里工作，父亲收废品，做了段时间，又买了辆三轮车拉货，一天能挣一百。但父亲“做一天休三天”，大姑父骂他，让他出去干活，他都不去。

自1992年举家回梅州后，父亲一直在家半工半闲，母亲却常常做衣服到凌晨。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出过几次门，每次干没多久就跑回来，最长的一次干了三个月。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只要坚持做一件事，都能挣钱，我们家不至于这么穷。“你阿爸自由惯了，受不了管束。阿奶死得早，阿公整日喝酒又不管。阿奶死了之后，阿爸过的是流浪生活。”

父亲的父母

爷爷有三兄弟，他最小，1919年生。解放前，大伯公（爷爷的大哥）是国民党上尉连长，参加过成都起义，无子嗣，爷爷后来把四叔过继给了他。二伯公当过一段时间宪兵，共产党一来，枪一扔，吓跑了。爷爷年纪小，没有去当兵，在家制墨耕田。“文革”时，两位伯公均被批斗，只有爷爷一家安然无恙。

爷爷的童养媳死后，才娶了隔壁村的奶奶。奶奶嫁过来后，表现积极，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村里人都说她很好说话。后来加入妇联，在养老院照顾孤寡老人和烈士遗属。

爷爷奶奶的头两个孩子，因无人看管溺亡。后来又生了七个，父亲是老三，生于1956年。在父亲的记忆中，家里一直很穷，小时候吃不饱，饿了就去偷萝卜，越吃越饿。

二伯婆（爷爷的二嫂）去世，奶奶帮抬遗体到祠堂，一个转弯太急，不小心撞到大腿沟，当时不太留意，没有涂药，积血严重，慢慢变成血瘤。这是奶奶临终前亲口告诉父亲的。

后来母亲屁股上长了个血瘤，跟奶奶的病一模一样，是打针积血所致，花了很多钱都没看好。父亲自己看中医书，把母亲治好了。但奶奶去世那年，父亲只有13岁，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花5.8元买的《内经与临证》，他在这本书上找到了治疗自己脚肿的药方。

1969年，爷爷带奶奶去广州治疗，检查出癌症，治不好，最后只有爷爷一个人回来。领骨灰要钱，爷爷身上已经没钱了。没有葬礼，没有墓碑，也没有告别，父亲就这样没了妈妈。

奶奶一走，家里就闹饥荒了，有钱的卖家产，没钱的“卖”人。爷爷把18岁的大姑“卖”给一个大她十几岁的东莞人，换来两百斤粮票和一百多块钱。大姑哭着不愿嫁，但有什么办法，最小的弟弟才3岁。过两年，二姑一满18岁，也嫁走了。

父亲读书棒，成绩好，记忆力强，看过的小说，能一五一十复述给兄弟姐妹听。奶奶不在了，父亲没钱读书，13岁开始在生产队犁牛，“一天累死累活才七八公分”。

爷爷嗜酒，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日日喝酒，没饭食也要喝”。晚年像古人一样，留着全白的长胡须。大姑说，爷爷一世人很辛苦，耕田耕到七十多岁。1994年他病逝，我两岁，全无印象。

我问父亲，爷爷是个怎样的人？父亲沉默了很久，才回答我：“性情比较急，脾气也比较暴躁。”我听出他语气中的尴尬，仿佛说的是他自己。我又问：“爷爷会打你们么？”父亲又沉默了一会儿，不自在地辩护：“打人也难免的。”

我们小时候没少挨他打，常常一言不合就是一巴掌。父亲不会教育孩子，准确来说，父亲不会处理任何人际关系。一旦出现问题，他唯一会的就是大嗓门和拳头，用这两样东西解决一切。也许没人教他，或者他只学会这些。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也从未见过父亲示弱。

衰老的父亲

去年春节，我时隔三年回家，看到一个迅速衰老的父亲。

他一直嚷嚷头晕脚麻，我说初十带他去医院看。到了初十，他又说不去看了，自己买药吃，劝他也不听。过几日，我要走了，他又让我带他去看。我生气说了他一顿，他竟然没有反驳，一直听着，偶尔小声嘟囔几句。那一刻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

当天，我骑摩托车载他去医院。在路上，想起了童年的一件事。那时我还没上学，天天在外面玩没人管。有次跟小伙伴玩水，地上很滑，摔了一跤，手里的玻璃罐同时摔碎，右手掌扎进一块玻璃。小伙伴让我赶紧回家，但我不敢回，怕被父亲骂。我在家门口踟蹰，血流了一地，最后还是父亲出门看到了我。父亲没有骂我，而是第一时间帮我处理伤口。血止不住，父亲急忙跨上老凤凰，载我去村诊所。村诊所的马医师试图给我包扎，发现已经割破血管，推辞不医，说自己搞不定。父亲大发雷霆，骂他见死不救，又耽误时间，让我白白流了那么多血。父亲又载我去更远的诊所。天色近晚，父亲奋力踩单车，两边景色飞驰，我在昏昏欲睡中，看到父亲的背脊被汗水浸湿。

第二天，我按原计划，回深圳上班。收到父亲的短信：小烟你好。现将检查结果告诉你。一，脑桥左侧部新发脑梗塞。二，双侧额颞顶叶皮层下，双侧放射冠一半卵圆中心多发缺血灶，脑白质疏松，脑缩。三，双侧上颌窦，筛窦炎症，双侧下鼻甲肥大。爸。

近一年来，父亲给我们发短信变得很客气，开头问候“你好”，要拜托什么事都会说“请”“请问”“好吗”。

那次父亲住院半个月，没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我劝说后，母亲隔三差五去送个饭。父母离婚分居多年，这两年家里要盖房，母亲才回家住，与父亲分灶而食。

我在家时，母亲会做父亲的饭，但不愿意在一个桌子上吃，便由我端饭给父亲。这总让我想起二伯公的小女儿艾秋姑姑。艾秋姑姑早年多经苦难，丈夫早亡，中年精神出现问题，晚年儿子不在身边，没人照顾，有段时间回娘家老屋住，我家负责她一日三餐。我每天给她端饭过去，看到她神志不清、蓬头垢面的样子，心生凄凉。

父亲没有朋友，与亲戚也没什么来往。我们不在家的这些年，他一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孤僻。我曾收到邻居投诉，说父亲一天到晚开着电视，睡觉也不关，三更半夜吵死人。这个习惯至今未改。后来我采访了一位独居老人，发现他与父亲一模一样，只要人在屋子里，就要开着电视。那位老人不好意思地说，一个人在家空落落，开电视添点人气。

大年初四，艾秋姑姑的姐姐从汕尾过来，难得一起吃个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父亲在饭桌上却出奇的安静，像个孩子端坐，认真咬着鸡骨头。他以前在这种场合，会喝醉酒，东扯西扯侃半天。

艾秋姑姑的姐姐是同辈中最大的，已经七十多了，手指甲厚厚一层。父亲把柚子剥皮去核，递给姐姐，流露出少见的温情。我想到父亲的身世，心想，算了吧，父亲也是个可怜人。

父亲没有以前那么尖锐了，但还是一样固执。“现在你跟他吵不起来。”二姐说，“一件事你跟他解释，他听着不出声，不反驳你，你以为他听进去了，但过几天又提起来。”

因为父亲的病，也因为我每个月给他寄钱，我和父亲的关系缓和了很多。我甚至试着跟他聊天，聊过去的事，足足聊了一个小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但父亲对我来说依然陌生，无论是了解程度，还是在感情上。

我对父亲的感情依然复杂，面对他时，常常感到无力。想要改变什么，想要为他做点什么，想要跟他说点什么，却总是伸不出手，迈不开脚，张不开口。我识人爱人的能力，到了父亲面前，便全部失效。我知道父亲无处消遣孤独，但也只能看着他孤独地老去。就像我当年离家时，他可能后悔说出口的气话，但也只能看着我的背影远去。

也许等父亲更像小孩，而我更像大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更亲近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