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78年春节4|人生重要岔口,也是生命真正的开始

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2018-02-18 09:46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1978年的春节,21岁,卢宝荣已经记不清当时具体的情形了。那时刚刚恢复高考,他考中的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并不是理想。整个春节,他都在纠结要不要去。

23岁的金光耀则因为高血压没通过体检,但过线的分数给了他再考的信心。他留在了下放的安徽黄山茶林场,和同样留下的年轻人们一起度过了春节。然后立马投入到第二次高考的准备当中。

两个相隔千里的年轻人,在1978年的冬日里,对于阖家团圆、喜庆热闹的春节并不怎么在意,他们为各自今后的人生和命运充满彷徨、困惑,但更多的是期待。他们不知道,几个月后,两人的命运将迎来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卢宝荣

文艺范科学家卢宝荣:1978年是我生命真正的开始

卢宝荣的父亲是黑龙江人,母亲是湖南人。父亲是林彪部下,随部队打到海南,回防到湖南,与母亲结识。后来支援四川建设,夫妻俩来到了成都。1957年,卢宝荣在成都出生,没过多久,为了支援落后地区,一家人又迁移到了西昌。

在西昌,这个中国重要的卫星发射基地,卢宝荣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光。小学三年级,学校就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武斗愈演愈烈,卢宝荣就回到家里画画,“只能画毛主席像。”

尽管1969年“复课闹革命”,卢宝荣直接升到了初中,但是很快就开始了唱样板戏。直到1974年高中毕业,卢宝荣在中学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五年。高中毕业后,他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去了农村,但是没多久就因为身体原因被送回了城里。

此后的两三年里,他打过临时工,抬过大石,做过泥瓦匠,修过水渠,还当过代课老师,用他自己的话叫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但觉得长此以往不是个事,“总是要找口饭吃”,在朋友的建议下,卢宝荣去了县文工团。

从小学开始,卢宝荣就是文艺骨干,他唱歌、跳舞、画画样样都行。高中学,地区文工团来招人就看中了卢宝荣,但是他没有去。这次走投无路下进入了西昌县文工团。

在县文工团,卢宝荣颇受器重,除了跳芭蕾舞,唱歌、画画都是一把好手。尽管如此,卢宝荣内心里并不真的热爱这种工作。

“我从来没有真正热爱唱歌跳舞的工作,只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这不是我一生的追求。”卢宝荣还是想要读书,想要“追求学问,无论是艺术的学问,还是科学的学问”。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卢宝荣通过广播乍闻消息,“感到难以置信,非常激动,因为一直就有这个大学梦。”

高考废止了十余年,大家对于报考院校和专业都毫无概念,加上只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所以卢宝荣不时向高中班主任请教。当时他特别想报艺术类院校,但是班主任劝他要考理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社会风气如此。 “所以听了老师的,报的所有专业都是跟理工有关的。”

但是等到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下来后,卢宝荣又不太想去了。“当时想这学校叫五七农业大学,我想农业能学什么,就不想去,希望明年再考。”这时候正是1978年二三月份,正值春节。

对于春节,他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当时纠结的心情。学校的一位老师听说卢宝荣会画画后,就来到他家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有学校就要上,明年的事谁能说得清,建议他先到学校看看再做决定。

1977年的高考,考试方式十分特殊,所有考生都须参加初试和复试,这种两道关卡的高考方式不说空前,也可能绝后。而且录取率之低也是前所未见。经过初试筛选后,全国仍有570多万考生。据统计,第一批本科生共录取17.7万人,录取率约为3%。

因为录取率极低,很多优秀者被拒之门外。于是中央决定扩招。扩招工作在第一批学生入学两个多月后进行,录取工作延长至1978年5月份才告结束。加上第一批学生,全国共录取本科生21万,专科生6.3万,共计27.3万人,录取率也只有4.8%;如算上初试参考生,录取率自然更低,淘汰者之多,简直“惨不忍睹”。

卢宝荣手绘的植物结构图

考虑到这种情况,这位老师的建议可以说不无道理。“到了学校,看校园环境,看到学习氛围,我一下子就被大学生活感动了。”就这样卢宝荣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在大学里,卢宝荣依然是文艺方面能手,上植物学课时,老师经常上课时让他上去画个根的解剖结构、叶片结构。第一个假期,老师就带着他们去野外考察植物,卢宝荣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之后,卢宝荣取得了四川农业大学硕士学位,1987年得到了前往瑞典农业科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做博士后;1994年获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副教授职位,同年被聘为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资深专家,分管全球野生稻保护与研究;1996年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2000年9月卢宝荣回国,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在复旦大学,除了从事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系统与进化生物学、种群遗传学、保护遗传学和进化生态学研究外,他的艺术情结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卢宝荣的摄影作品

除了作为爱好搞摄影、绘画外,他还开设了一门别开生面的课程《艺术、科学研究与创新思维》,将艺术与科学结合。与传统课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大相同,学生们觉得这门课程上课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在欣赏音乐、绘画、摄影作品以及科学大牛艺术情怀的轻松环境中,在参与“创新思维”有关的主题的讨论、激辩中,能够充分领悟到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共性与差异,体验到“艺术思维如何帮助科学研究产生灵感”“潜意识思维如何在科学规律的发现中起到关键作用”以及“如何利用美的原则去判断科学发现的正确性”。

尽管没能如愿进入艺术院校学习,但1978年春节前后的决定,在卢宝荣看来,无疑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最重大的转折。

“高考以前就是完全动荡的生活,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一生可能就那样草草了。1978年可以算是我生命真正的开始。从那以后我真正走上了一条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卢宝荣说道。

1978年黄山茶林场考上大学的知青离开农场时与场领导的合影。后排右四金光耀,二排右三曹景行,前排右三曹景行妻子蔡金莲,他们三人都被复旦大学录取。

知青学者金光耀:时代给了机会,不敢想没抓住的情况

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让当时抱着建设农村理想上山下乡的金光耀产生了困惑:“今后该听谁的?我们这么卖力地劳动,农村的面貌并没有改变,我们一辈子的价值又在哪里?”他觉得“要去读书”,只有读书才能解答这些困惑。

稍后,农场里悄悄流传的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加上1977级工农兵学员没有招生,似乎都暗示着一种改变将要发生,让金光耀充满了期待。

1977年10月21日,早上六点半广播里传来了消息证实了这种暗示:高考恢复了。金光耀当即决定:“我要去考试,我要去读书,我要解救我的困惑。”

1966年“文革”开始时,金光耀只有12岁,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停课,本该在1967年小学毕业的金光耀无学可上,就“荡”在社会上。

“中学生还可以参加红卫兵去造反,而我们只能作为旁观者。” 到了1968年,金光耀重返校园,接受中学教育。但1968年到1971年这3年,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中学教育,大家学的都是很浅的知识。

“老师无法正常教,学生无法正常学。1971年算是毕业了,但连初中水平都没有达到。”当时没有了物理、化学这两门课,改上工农业基础知识,语文课学毛主席的著作、诗词,到中学毕业时数学课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外语课只学了类似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的几句。

中学毕业后,金光耀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说是自愿,在金光耀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迷信的,没有自己的思维。“我们除了弄堂里传阅了几本小说外,每天读的都是《人民日报》。”

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待了五六年,勤勤恳恳,是连队的连长。但是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金光耀开始困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

当时茶林场有五六千知青,“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卖力劳动,结果每年农场都亏损,还要国家的支援。”

恢复高考的消息让金光耀看到某种不确定的希望。说是希望,因为这正是他期盼的读书机会,可以解救心中的困惑;不确定则是他对自己没信心,毕竟只有小学五年级的知识水平。

但大家都在农场,要参加考试,不知道怎么考,也没有复习书,只能相互交流摸索。“文革”期间,上海印了一套知青自学丛书,当中有代数、三角、几何等数学知识,这套书在当时非常热门,大家便互相借阅。还有人找到一本“文革”前的薄薄的历史复习大纲。针对政治,大家把报纸上重要的东西理一理,再去读。语文不知怎么准备,拿到什么就看什么。

白天要到山上干活,没有太多空余时间,农场考生们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工,中午有人把饭送到田头,他们就在外面吃完再干活。如果农活中间休息的话,几个要考试的人就聚在一起,互相提问。下午5点下班,吃饭、洗漱完已经是晚上7、8点了。金光耀所在的连队是自己发电,晚上10点就要熄灯,大家就在油灯底下继续复习到很晚。

“但是当时年纪轻,精力充沛。”大家还开玩笑,“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一个就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那我们就高度统一了嘛。白天体力劳动,晚上就脑力劳动。”

就这样一个多月准备后,没抱太大希望的金光耀,竟然过了分数线,通过了考试,拿到了体检资格。但没想到的是,他的读书梦竟然被高血压挡了下来。

农场里,金光耀身体算是很好的,力气大又强壮,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高血压,也压根儿就没有血压的概念。他也不明白,干重体力活都没问题,为什么脑力劳动就不行了。

当时与金光耀同在黄山茶林场的著名媒体人,也是金光耀在复旦历史系的师兄曹景行也有类似的情况。

“冰天雪地里,厂里用大卡车装着我们去太平县体检。因为我说自己生过肝炎,一个不及格图章就上去了。同行的金光耀因为血压稍微高了一点,也被挤出去。”曹景行回忆。

现在他们应该明白,77级报考人数之多,是远超预期的,相关部门不得已通过初试、体检等关卡重重筛选,严格到无以复加。尽管这样,录取率之低仍是难以想象的。

一方面很羡慕那些考上大学的人,另一方面的情绪就比较复杂,既有过了分数线增添了信心,也有因为运气成分而对下一次考试的担忧。

1978年的春节,金光耀选择留在了农场,准备再战高考。印象中,几个年轻人在山下农民家里买了鸡,加上从上海带的咸肉之类的,自己做了饭菜,就这样算是年夜饭。大年初一,就继续复习。整个春节期间,金光耀都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期待中度过。

等到春节探亲假的人陆续返回,金光耀错峰回到上海,请当老师的亲戚补习了三四次。因为可能新增英语科目,他还从音标开始学了一些英语。

和77级高考不同,这一次黄山茶林场被安排回了上海考区,而且是出分报志愿。分数出来,500分满分他考了375分,“不算很低”。其中历史考得最高,100分满分考了92分。有了分数作参考,再填报志愿时,金光耀就有底气将复旦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同时为了确保读书,在专业选择上,他也和上次不一样,把历史填到了中文前面。

这种志愿选择有些逆潮流的。当时“文革”阴影仍在,很多知青都觉得不能学文科,文科和政治相关,很危险,而理科是硬的东西。而且受“三钱”、陈景润等全民英雄的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当时社会的风潮所在。

但是也有像老高中生曹景行那样,有着一定基础,有意识地报考文科的。金光耀不是,他并没有明确的志向,要立志学历史云云,只要有学上就行,分数报什么最有可能就报什么。

“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考理科不现实。”所以第一次他是中文、历史,第二次则是历史、中文——因为历史分数考得高。

国庆假期的时候,金光耀得到通知,他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异常兴奋的他,马上跑到农场的邮局里发了两封电报,告诉家人这个好消息。同年10月5日,农场专门派一辆车子把他们这些考上大学的人送回上海。

自此,他的人生走向就和同时代的很多人大大不同了。“没有考上大学的知青发展各种各样,好的从政和经商,大多数都是抽调或顶替父母回到上海工厂。”

“我们这些读大学的,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正好时代给了这个机会,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没有抓住,真的不敢想。”现在回过头来,金光耀充满感慨。

进入复旦历史系后,像曹景行那样的老高中生基础都很好,一谈什么小说什么书,金光耀都没看过。所以第一年,除了上课,他都跑到图书馆去看小说。到两三年级,进入到专业学习,才对历史有了兴趣。

但这个兴趣也不足以支撑他走上学术之路。本科毕业时,金光耀28岁,一来年纪不小了,而来对做研究没有信心,所以就想做一个编辑、记者类似文字服务性的工作。但是分配结果出来,他被被分配到上海市化工局党校,很不愿意去,“拿到通知,就立刻决定要考研究生。我要再回来。”

1983年,金光耀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师从余子道研究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做的是陈纳德与美国空军。1986年硕士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助教,1989年去英国留学,学习中英关系史,1990年回国,1992年以后就跟着汪熙老师念博士,做中美关系史,1995年成为历史系副教授,2001年升为教授,专注于治学育人。

2001年秋天,当年在安徽黄山茶林场插队的人碰在一起,讨论着要为农场编一本集子,记录下来那个时代的历史。这项任务就交给金光耀和朱政惠这两个做历史的人。

接下来,两人利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个暑假,完成了照片集《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一万个上海知青》。这本照片集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也成为金光耀在自己学术领域新开辟知青研究的契机。

金光耀觉得自己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岔口,充满偶然和变数,但问到其中最重要的岔口,他脱口而出:“那当然是高考了!”

“我们这一代,所谓的77级、78级,对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真的是充满感激。如果打倒‘四人帮’再晚个几年,这代人完全就完了。我当时24岁,还有一点可塑性。如果到了30岁,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的人,还考什么大学。”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