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蒙学报》的文体试验
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蒙学公会成立于上海，其宗旨分为会、报、书、学四端，欲从趋新士人热衷的“学会”起步，最终达成建立学堂的目标。随后创刊的《蒙学报》，正处在从“会”到“学”的中间环节。《蒙学报》又题《蒙学书报》，显示该刊并非主打言论的报章，而是以按期连载蒙学用书为主，指向新式学堂的教学实践。《蒙学报》与政论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使之躲过了戊戌、庚子间的政局变乱，一直延续到新政重启之际。光绪二十八年，《蒙学报》分类订成《蒙学丛书》，经管学大臣张百熙等指定，成为官编中、小、蒙养学堂课本出版之前的替代品。其对于学制酝酿期蒙学用书的长远影响，实不容低估。
《蒙学报》与戊戌前夜的幼学论
最初，蒙学公会启事由叶瀚、汪锺霖、汪康年、曾广铨四人连署，但《蒙学报》的实际发起者应为叶瀚、汪锺霖二人。曾广铨参与了早期译报，汪康年则是叶瀚利用同乡关系借重时务报馆资源的渠道。蒙学公会开创之初，叶瀚即致信汪康年，声称：“敝会既与尊馆相比，一切总仰吾兄主持，弟等决不自参异见。”随后蒙学公会启事在《时务报》刊出，梁启超为撰《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无不表征《蒙学报》与《时务报》的密切联系。从早期《蒙学报》刊登的“题名”来看，不仅有汪大钧、沈毓桂、华蘅芳、周学熙、文廷式、江标、章炳麟、王季烈等学者，更包纳了如钟天纬、经元善、陈荣衮、姚锡光、茅谦等此前已致力于蒙学变革的趋新人士，以切音字方案《盛世元音》著称的文字改革论者沈学亦名列其中。可知早期《蒙学报》的编书实践，本身就是戊戌前夜维新思潮的副产品。
《蒙学报》的两名主事者中，汪锺霖与沪上维新圈子关系疏远，戊戌政变后全面接管馆、报两方面事务，对于《蒙学报》在戊戌至辛丑数年间的延续多有贡献。但由于较少介入具体编辑事宜，其教学理念并不十分清晰。与之相反，仅仅活跃于办报早期的叶瀚，作为戊戌以前新学舆论界的重要人物，所撰蒙学著作占据了《蒙学报》的大量篇幅。叶瀚早年有志经世之学，与同乡夏曾佑、钱恂等人相熟，二十四岁入江南制造局充文案，获交上海广方言馆诸师，应格致书院课试，多次名列超等；一度获得张之洞赏识，甲午后任两湖书院时务帮教，与同在张幕的邹代钧、陈三立、谭嗣同、吴德.、吴樵父子及汪康年等深相结纳，曾建议汪康年在杭州创建书塾，“招幼童十五岁以下，学习西文、算术”，又拟助人在上海创办“小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三年，张之洞嘱其办理小学堂，叶瀚知武昌事不可为，遂避地上海，参与发起《蒙学报》。
叶瀚为《蒙学报》撰写缘起，颇引用“新会梁启超氏之论”，私下更是赞叹：“梁卓如（启超）先生大才抒张，论述日富，出门人问余之言，救天下童蒙之稚，敢拜下风，愿处北面。”虽于所论细节不无“怀疑”，但叶瀚对梁启超的幼学论大体服膺，已可见一斑。光绪二十二年（1896），叶瀚与其弟叶澜合著有《天文歌略》、《地学歌略》，作为传播新学的韵语歌诀，曾经颇为流行。针对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不便初学的缺憾，叶瀚撰有《初学读书要略》；此外更欲借鉴卢戆章、沈学、蔡锡勇等人的切音字方案，草创“中国文法书”，对沈学其人尤为推崇。叶瀚的幼学著作大体不出梁启超《幼学》篇所列“歌诀书”、“文法书”、“门径书”的范围，更加顾及幼儿程度，突出“文法”与切音文字等新资源的启蒙功能。正是在叶瀚主导下，《蒙学报》从一开始就带有在蒙学实践中试验同时期文字、文法新论的倾向。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蒙学报》正式出刊，封面署英文“The Children's Educator”，注明“本馆设在三马路望平街朝宗坊”；最初为周刊，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第26册改为旬刊。涉及识字作文方面，早期《蒙学报》专设“文学类”，包含《中文识字法》、《启蒙字书》、《中文释例》、《小学初等读本》、《文学初津》等内容。就中至少《中文释例》是叶瀚早已撰成的，即其书信中屡屡提及的“中国文法书”。《启蒙字书》则取法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的音序排列，原本亦是叶瀚心目中“文法书”的一部分。
叶瀚尝云蒙学有识字、文法、舆地、名物四难，而其心力所注尤在“文法”。“文法”二字作为Gramma译语，早见于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惟叶氏“文法”观念的来源颇为驳杂。在《蒙学报》所刊《中文释例》中，他首先罗列古文音近、借代十六例，据说都是“从高邮王文简公（引之）《经传释词》悟出的理”；分别义类时，也并不径用西洋语法学现成的名字、动字、形容字等分类，而是指出：“中国文法，既用音近、借代，通变极繁，不能呆定类例，只能约分大纲”，参照清代小学传统与诗文属对旧例，仍以实字、活字、虚字三大类区分为主。在回溯诗文演进之时，叶瀚更指出以往词章家规模格调字句，“其所用虚字、活字，多是仿用留存的，以致古人词例之学，日即销亡，于是语言文字相离日远”。总体来看，叶瀚的“文法学”有意糅合清代小学、蒙学、词章学与近代西方语法学的内容，个别观点不无新意。但问题在于，他似乎混淆了个人撰著与教学用书的界限，《中文释例》中来源驳杂的“文法学”，未必能适应“八岁至十二岁初学启蒙”的要求。
文、白之间
《蒙学报》每册开篇都有“识字法”，作为启蒙最初所用字课，采取了双栏图文并列的体例。传统“杂字”书中本有相当于“看图识字读本”的“对相”一类，大致起源于宋元之际而盛行于明清，如明刊《新编对相四言》等，至晚清时仍多有翻印。然而，以魏源《蒙雅》、陈荣衮《幼雅》、钟天纬《字义》等为代表的近代新编字课，大体继承《尔雅》以来的训诂体例，往往强调字说而忽略图示。光绪初年，美国传教士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1830-1917）为清心书院学童重编识字课本《花夜记》，复活了文图对照的传统模式。但与以往杂字对相“略而不详，图傍只注一字，没有训解”不同的是，范氏重编《花夜记》从第二卷起便“用浅语注释，俾小孩子观看，可以一目了然”，后出版本更“以苏州语释之”，或配以英文。这种释文与图像配套的形制，在《蒙学报》推出“识字法”以后，逐渐与科学绘图相结合，成为新式启蒙字书的通例。如其第一课授“天、地、人”三字，下栏画带有赤道、南北回归线和极圈的地球，人立地球上，旁加注文（图1左）；第六课授“风、云、雨”（图1中），则用加了断句点的小字解释道：
日光射热入地面．气热而涨上升．至北．北极冷气．流来补之．动而为风．地面受热．至晚．则散入空气．遇冷．凝水点．气含水点．重而下降．透光少暗．则似结而为云．雨者．水点积聚．下降入地之水也．
图1《蒙学报·识字法》分栏形式举例
此课分为三栏，中栏列生字及解说，阐释大气环流生成云、雨的原理；下栏为日常所见风雨情形，上栏则配以气象学专门的“恒风方向图”，形式上近似晚清上海新学圈中流行的《格致汇编》、《益闻录》、《格物质学》等“格致类”读物。新式蒙学的识字读书，从一开始就蕴含了达成语文能力与灌输科学知识的双重目的。如何在知识与文字之间获得平衡？创刊伊始的《蒙学报》似乎还处在尝试阶段：这里的图、文显然都超出了幼童初识“风、云、雨”等字之时的理解能力。
当时读者对《蒙学报》的“文义”过难不无意见，第6册刊出《来书总复》提到：“来书有谓文义尚深，宜力求浅显者。启蒙之道，本贵由浅及深。但中国于课蒙之法，苦无善本，东西各国新书极为便益，又苦于文字各殊，译人自有神吻，一时难以强合。”《蒙学报》编者对此的回应，是承诺将选择数种蒙书“演为白话、歌诀”A，并在第7册迅速作出调整：除了刊登叶瀚《中史历代事类歌》等歌诀，更在“识字法”“读本书”“修身书”三个栏目中引进文、白对照的体例。如“识字法”栏目的“梅、橘、兰、竹”等字之下，不仅有英文注释，更分栏列出“文话”与“白话”两个版本的释文（图2左）。
图2《蒙学报》“识字法”（左）、“读本书”（中）、“修身书”（右）栏目文、白分栏对照的体例
“读本书”栏目同样添加了白话内容。但不同于“识字法”部分严格的文、白对译，“读本书”中的“白话”更像是解说而非翻译（图2中）。在第十四课“弟兄同出游”白话部分的开头，因为时当岁首，便多出如下一段“入话”式的文字：
解曰．今年你们学生．又大一岁了．恭喜．新年大正月．趁大家放学的时候．要好好的顽耍．但是你们不要道顽耍的事．这里头没有人情物理在内．因而我托日本译人．翻一段顽耍的正理．与你们看着． 天下的事．大半都是因顽耍造作出来的．这却不烦细讲．……
此段“文话”原文，仅有“顷者属岁首．学堂亦为解馆之期．儿女出游．各适其适”寥寥二十一字，而“白话”却敷衍出超过百字的内容，不仅有“人情物理”的教训，亦提示日本译者的作用。近似说书人的口气，以及开头的“解曰”二字，更使人联想到其时流行的“演义白话”一说。同样采用“读本书”体裁的“中文修身书”，亦分成了“文话课”与“白话课”两部分，白话部分的“演义”功能更为凸显。如《蒙学报》第12册载录著名的孔融让梨故事（第二十三课，如图2右），“文话课”区区“孔融别传”四字，到白话课中则衍为：“此故事出在孔融别传内。别传的解说。系不是正史内的列传。人另外替他做的。”此外，“读本书”中亦偶有“白话解”比“文话课”简短的情形，因为白话不再是逐字翻译，甚至可以抛开“文话”正文，只顾阐发义理。从第7册至第14册，“读本书”、“修身书”等栏目的“白话”基本上承担着此类注解甚至发挥的功能，并未威胁到“文话”作为正文的地位。
随着《蒙学报》体例的调整，这种以“白”释“文”的格局未能持续很久，至第8册又尝试改版：全刊分为供“五岁至八岁用”和“九岁至十三岁用”的上、下两编。“识字法”、“读本书”以及叶瀚新撰《文学初津》一书被列入上篇“文学类”，而较深的《启蒙字书》则归下编。至第15册再次订正门类，重分上、下编为“三岁至十岁”与“十一岁至十三岁”两大阶段，上编更厘为三个小阶段：（1）三岁至五岁用“识字法”，不再延续此前的分列文、白详释，而是改为每张八字，“每字下注明类名色式，用一二句陈说即止”；（2）五岁至七岁用中文、修身两种“读本书”，并添加“释名”一种，罗列前编“识字法”所教字的详细训诂，这一阶段的宗旨是“重在记诵，略事解喻”；（3）七岁至十岁则开始传授史、地、算学知识，同时新编练习作文用的《文学初津》。在此框架下，不仅有了教授十一岁至十三岁成童的《格致演义》、《东邦古史演义》、《西国古代史演义》等白话知识书，“读本书”、“修身书”的正文，也都在第15册标明“改正用白话”。
原先的“识字法”判为分属不同学程的“识字法”、“释名”两个栏目，类似于梁启超《幼学》篇所列“识字书”与“名物书”的区别。新版“识字法”仍为图文对照，但解释极简要。如“桃”字条下，仅“徒刀切．果也”五字，旁以图示桃之叶、果、花、核、仁等。知识方面的解释则归入“释名”栏目，释文的体式介于文、白之间，采取分义项解释的办法。“释名”栏目更接近西洋字典、百科全书的形态，开辟了清末《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绘图蒙学实在易》等新式识字课本的体例。至于“读本书”的“改正用白话”，似乎仅在第15、17册两册有所体现。可能《蒙学报》编者的“白话”理念并不像后来论者那般拘谨。若将“白话”之“白”释为“浅白”，则第15册以后“释名”、“中文读本书”的文体，大致可归入时论所称的“浅说”一类。如康门弟子陈荣衮就曾针对“官话”不便土人而“上海俗话”等方言又不能行之他方的困难，主张“酌中为之，亦行以浅说而已”。所谓“浅说”虽与“文言”相对立，但既非官话，亦非方言土白，尚非“言文一致”意义上的“白话”。介于文、白之间的“浅说”，既可视为通向更高级“文言”的媒介，同时也是当时传布西洋科学新知的主要文体。随着拟想学程的加深，“释名”、“读本书”等栏目的题材逐渐从中国古典故事，转为介绍东、西洋新知的简介，这就难免要遭遇新名词的介入。
“新名词”的介入
旨在训练“读本书后一层属词工夫”的《文学初津》，着眼于造句作文能力，更显豁地流露出《蒙学报》的文体趋向。该栏目自《蒙学报》第5册发端，虽亦为叶瀚的自著书，却并不在其原先“文法书”的设计之中，很可能是在总结《中文释例》等书不适用的经验后另行筹划的新作。《文学初津》的目标是使幼童“学习文法易于通顺”，所称“文法”不同于此前杂糅的“文法”观念，而基本等同于作文法。从“识字法”、“释名”、“读本书”到《文学初津》，《蒙学报》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语言文字教育序列。惟《文学初津》本身亦兼备识字、读书、作文功能，每课画为一张三栏表格：第一栏为“识字”，按照实字、活字、虚字等词类，分别解释字义；第二栏是问语、答语，叶瀚总结出从“正问反答”、“实问虚答”、“分问合答”直到“先疾后徐问”、“先徐后疾答”等共30多种不同问答形式，将当时新学蒙书流行的“问答书”体裁融汇到造句作文的教学之中；第三栏为填字，通过填空来训练造句作文的能力（图3左）。
图3《蒙学报》第5册（左）、第46册（右）所载《文学初津》
《文学初津》综合识字、读书、作文三方面训练，兼及各科知识，与“读本书”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开卷第一课罗列的问语、答语、填字均为白话，问答中生字的解释则参用文言或更“俗”的白话（如释“就”：“俗语曰即刻”）。但随着课程进展，文字程度及所课知识均有所加深；第三十四课起更改用“四书”内容作为问答文段，填字材料则往往取自“朱注”。这固然可以解释为戊戌政变带来的反动，但当时即便急进趋新的教育改革者，也极少直接反对四书五经的主张，一般只要求改进其读习方法。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第43册出刊后，《蒙学报》曾停办两年有余；到二十七年三月续印时，《文学初津》仍在连载。此前，叶瀚与汪锺霖发生龃龉，似已退出《蒙学报》并停止供稿。故《蒙学报》第46册所载《文学初津》提到“汤武革命”，应是光绪二十五年间撰就的内容（见图3右）：
此课虽然采用了《孟子》题材，所涉主题、词汇却全然属于当下。戊戌政变后，维新志士和大批留学生东渡，日文译书开始流行，输入了大量来自日本的汉字新名词。己亥、壬寅间，梁启超先后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乃至“小说界革命”，中国经典固有的“革命”一词获得近代含义。梁氏主导的《清议报》亦曾刊发欧榘甲《中国历代革命说略》一文，将包括汤武革命在内的“易姓革命”与西方近代以来的Revolution概念相对接：“中古之世，有开天辟地之大革命家出，则神汤其人也……民心所向，则革命随之。”欧氏强调，《孟子》“七篇之中，至于汤武，三致意焉”。《文学初津》中的“汤武革命”一课，正是来自此类勾连古典与新义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叶瀚在“识字”一栏突破了语法意义上的词类区分，另立“特别字”一类，专门载录“革命”、“共和”、“专制”等新名词，问答文中更屡屡出现“国民”、“公有”、“私有”等概念。叶瀚释“革命”为“民所不与，则天命改矣”，与欧榘甲所论如出一辙，但其解“共和”为君民共主，又似靠近“周召共和”的古义，可见编者在新旧义项之间的徘徊。无论如何，在“四书”及“朱注”字面的背后，叶瀚为学童开启的“文学”堂奥中已浮现梁启超一派“新文体”、“新名词”的暗流。这些新要素在整个作文教学环节中可能只是灵光一现，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信号效应”，标志着新式蒙学教育所向往的“文体”。
《文学初津》最后一课“引《大学》实问语”云：“《礼记》有《大学》一篇，原有次序，而不能遽取以教幼童也……今甫入塾之人，即骤以语之，又但求成诵，而不讲其义，何如读浅近之书，为较有趣味哉？”这固然是此前由梁启超《幼学》篇提出而广为人知的论调。但与此同时，叶瀚更指出，“今编《文学初津》，所以教孩之法略备矣，当略知《大学》之端倪”，又为向下一学程的过渡埋下伏笔。《蒙学报》的“训蒙”从一开始就设置有从低到高、由浅及深的全套学程框架，带有某种程度上“学制”的意味。其所灌输的旧学新知，在授予基本常识的同时，更有通向“蒙学”之上更高教育阶段的用意。因此，与之相配套的文体，自不得不逐渐由白而文，甚至趋于夹带“新名词”的“新文体”。与此前切音字、白话文论者的激进主张，或其后《京话日报》、《启蒙画报》等刊物的俗话启蒙姿态相比，《蒙学报》的启蒙文体堪称折中，在几番试验之后，基本上固定在可上可下的“浅说”层面。这也表征了《蒙学报》介于戊戌前夜幼学言论与学制酝酿期教育实践之间的过渡性质。
（本文摘自陆胤著《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