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旅行者的苦药还是春药？
徐颖
【编者按】旅行写作界的风向标，爱德华·斯坦福旅行写作奖于2月1日在伦敦颁出2018年全部奖项，其中，“斯坦福·杜曼年度旅行书”大奖的归属最受瞩目，它被授予保加利亚籍诗人、作家卡帕卡·卡萨波娃的《边境：在欧洲边缘旅行》（Border：A Journey to the Edge of Europe）。本栏目拟于近期刊发 “斯坦福·杜曼年度旅行书”的系列书评，对上述值得一读的旅行文学佳作进行一一介绍。
除了远方之外，旅行者的另外一个春药大概是边境。 不过对于40+的旅行作家、诗人卡普卡·卡萨波娃来说，20多年后重返巴尔干的旅程，多了乡愁的意味。
卡萨波娃出生于保加利亚，16岁时跟随家人移居英国。在《边境》这本书中，她前往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三国交界之处，从黑海边的沙滩度假村开始，一路向西，走访了三国交界处的多个村庄，与孤独的牧羊人、山林巡护员、前边境检察官、难民和人贩子相遇，与之攀谈，聆听他们的故事和回忆，引出一系列关于欧洲“最后边境”的故事。
这里是“欧洲”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是没那么“欧洲”的地方，一条条可见或是不可见的线始终存在、变更、从未消失，它们将拉丁语区和希腊语区分开，将东方和西方分开，将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分开，也将一个民族国家和另一个民族国家分开。这里景色优美，甚至有巴尔干香格里拉之称，但访客多是植物学家和鸟类学家，剩下的就是偷猎者和走私犯。很少游客。
即便同在欧洲，很多西欧人对于巴尔干的认知是零，给他一张地图没准也会把地图拿反。因此，这本书中，卡萨波娃花了足够多的笔墨来一一介绍斯特兰贾山脉、罗多彼山脉、色雷斯这些（历史）地理概念。
斯特兰贾山脉著名的Via Pontica，连接多瑙河和波斯布鲁斯海峡，古罗马之路，这也是一条著名的鸟类迁徙路线，从非洲飞向欧洲的鸟类也是沿着这条道路上方往来飞行。
罗多彼山脉，从东塞尔维亚一直延伸到黑海，是地中海气候和欧洲大陆气候的分界点，秃鹰高旋，天空洗蓝，日本人来此学习酸奶制作的技术，山上时不时还能遇到迷路的熊仔。山，得名于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王希摩斯和他的王后罗多彼。这个国王十分傲慢，把自己和王后罗多彼比作宙斯和赫拉，结果被天神们变成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希摩斯山和罗多彼山。
色雷斯，古地理概念，古色雷斯人居住的地方，大概位置在如今希腊的东北，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以及一部分保加利亚，还包括罗马尼亚、一部分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领土。近年来，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挖掘出不少色雷斯人的古墓，因为色雷斯人并没有留下文字，因此这些墓葬是他们遗留下来的重要信息。
将地理概念大致厘清后，才能明白作者贯穿全书的被遗忘感。曾经，华沙条约下的保加利亚代表北，希腊和土耳其两个北约成员代表南，如今，保加利亚和希腊在欧盟共同体的背景下，边界感相比以往要减弱很多。
卡萨波娃的旅途经历更是让她感到，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块没有明显界线的区域，近年来的中东难民潮更是模糊了边界感。在这里，全球化遭遇民族主义，如同两个永远无法咬合的齿轮，她感叹：没有什么真正的远方，在森林里迷路除外。
卡萨波娃的旅程有自己一套方法论：计划好线路，框定区域，但并不事先联系任何机构或者官方沟通，也不和他们打任何照面，不接触任何官方资料，是因为不需要官方故事。相反，她一路上只仰赖陌生人善意（或恶意）。比如，在斯特兰贾山脉的一处边检亭，她遇到一老一少两个警卫并与之攀谈。作者用隔空对话的行文，让两段记忆神奇地交织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两个人都拥有一些很可怕的回忆，然而年长的渴望倾诉，年轻的更倾向于公事公办。即便如此，作者还是试图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回忆，彼此用语句交缠出画面效果。
“前一阵子一个叙利亚女人，应该是难民，在森林里被发现时正落单，差点被冻死。”“那年夏天，整条路都是黑色的：小汽车、马车、巴士、出租车。很多很多人涌向土耳其。有一些后来回来了。我记得一个女人，她被两边的士兵各强奸一次。”虽然都是对于“被迫迁徙”的回忆，只不过40年前是一部分东德人经过保加利亚往南逃向土耳其，40年后是中东难民从同一条路线往北逃向欧盟国家。可惜，对话戛然而止，因为年轻的想起来，该查查卡萨波娃的护照了，“没有犯罪记录”，边检官表示放行，对谈也结束了。
卡萨波娃观察到，边境的小城虽然外表类似，却也各有分工。在土耳其埃迪尔内没有的东西，比如酒精、赌场和买春，在保加利亚斯维伦格勒都能弄到。在斯维伦格勒找不到的血拼、基建和重视家庭的价值观，埃迪尔内有。它们就像两个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对于在边境做小生意的Ventsi来说，翻过边境去埃迪尔内购物、进货已是生活常态，对于他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边境的唯一好处就是，你可以翻过它。
巴黎评论的记者采访卡萨波娃时，露怯、却又抑制不住地追问：你能不能再和我讲讲关于泊马克人的故事？
泊马克人（pomaks ），奥斯曼帝国时代的“遗民”。它们是斯拉夫人，保加利亚少数民族，同时也是穆斯林。在卡萨波娃看来，西欧，或者说西方世界，对于穆斯林的理解还是很狭隘。在巴尔干地区，对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已经超过六个世纪，直到今天仍有遗存，卡萨波娃认为这是人类丰富历史中的一部分。泊马克人大部分是由基督徒改宗而来的穆斯林信徒，改宗原因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需要避（减）税，或是逃离东正教的迫害。他们是保加利亚土地上的原住民，并非新移民——如后来涌入的突厥人。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泊马克人的身份被边缘化，就连泊马克这个词语的意思都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词源解释：1、被奥斯曼人迫害的人，2、帮助奥斯曼的人，两种说法各有拥趸，足见其身份之尴尬。
卡萨波娃对于陌生人寥寥数语的刻画，读起来是另一种乐趣。比如她将巴尔干表情归纳为一种“大理石般的坚韧”，或者描述一个有着不堪过往的老者：“他就像个现实中的镇尼（伊斯兰教对于超自然存在的统称），刚喝了一口拉基亚酒，像惠比特犬那样长着一张长脸，头发枯似秸秆。”
斯特兰贾山上的放牧人穆斯塔法，为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前往叙利亚的儿子祈祷和担心，因为固执而硬生生地将自己变成古老生活方式的守护者，城里有房却不去住：“我想证明放牧养活自己是可能的。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像过去那样。”可惜，这里除了偶尔经过的迷路难民之外，这里实在是太寂寥了。村庄衰落，不少村子变成鬼村，人类退回，自然渐次递进，后者总是赢，没有悬念。穆斯塔法告诉来访的卡萨波娃，他只想在深夜里看到除自家以外另外一扇亮灯的窗户，只要有另一户人家就可以了，别无他求。
生活在这里的人，经历了太多历史波动，他们自然而然地以自己所热爱的作为身份认同，而不是护照上的信息。比如孤独的羊倌在自己喜爱的羊群和新生小羊身上找认同，而山林巡护员在自己热爱的大山身上找到认同。
近来，随着保加利亚-希腊边境游客的渐次涌入，山顶的鬼村也开始复苏生机，甚至有人开始经营有机农场。不过大多数的游客，对穿越边境本身更感兴趣，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离开。
卡萨波娃回到这个父辈曾经急切逃离的地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迫切的故事讲述者，旅程结束，书写完毕，她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巴黎评论的记者，对于自己过去弃如敝履的那些东西，“如今没那么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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