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买下莫理循文库

马军
2018-02-12 11:06

有关澳大利亚旅行家、新闻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年)的生平志事、所遗文献,一百年来中外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研究,特别是其闻名遐迩的东方学文库——莫理循文库——“失之于华,而得之于日”,一直是议论的热点。然而当年中国何以丧失购买的机会,以致其最终流落异域,除了归之于北洋时期的国运日衰、财政困难和政局动荡外,恐怕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年)

(一)

1897年2月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开始常驻北京,因工作需求,也因其本人的藏书癖,开始系统地收集以远东事务(尤其是中国问题)为主题的西文图书。经过了十余年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一座覆盖齐全、享有盛誉的文化宝库。据说在世界的同类藏书中,它是“迄今最完善的一部”。

莫理循最早萌生出售文库的想法,大约是在1912年初,此时他打算辞去《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一职返回澳大利亚,但因经济拮据,很是担心回国后的生活质量,故而通过各种渠道将售书的风声传扬出去,而此时可能的三方买主(中国、日本、美国)中,中国方面似乎胜算更高,因为在“一些有影响的中国人士”的影响下,莫氏更倾向于将图书保留在北京原地,并成为中国国立图书馆的一部分。

但一年之后,莫理循却将出售的天平倾向日本方面。1913年12月27日,他秘密致函多年的好友、前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请其为他在日本探寻是否有被收买的希望。此举最终导致了1917年8月29日与日方的签字成交,在日本财界和学界人士的联合说项下,大实业家岩崎久弥男爵出资3.5万英镑(约合28万白银,35万日元)购下了全部藏书,后来发展成为名闻遐迩的东洋文库。

由于莫理循倾向于将藏书保留在远东,故而美国买主想必是最早就被排除了,竞争实际上是在中、日之间。莫氏之所以改变最初构想,下决心售诸东瀛,除了他多次去过日本,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强盛、注重文教、办事认真有切身体认外,还可能与其内心对北京的不安感有关,近十余年间政局迭变,兵火频仍,他的藏书始终面临着被毁的威胁,“有过奇迹般的经历”,其中最惊心动魂的就有三次。

莫理循在中国。

其一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莫理循的住宅及其文库起初位于北京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马建忠的旧宅内。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区,莫氏亦陷入其中。6月24日早晨,莫理循被告知应当将全部书籍转移,否则必将遭到义和团的攻击。莫氏遂迅速召集几百名中国教民,组织了一个长长的传送队,很快将全部藏书暂时搬进肃亲王善耆的府邸。果然,几个小时后,原先的住址便被彻底捣毁了。在这次劫难中,只失落了一本书,但随后莫理循就设法将它补齐了。然而北京的其他西人图书馆则没那么幸运了,赫德(Robert Hart)、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以及海关和传教士们的藏书,几乎损失殆尽。其间,莫理循甚至还目睹了邻近的翰林院的熊熊大火,该院建于明代初期,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收藏古籍善本之多罕有其匹,价值连城,但结果“数百年来一直安安稳稳地放在书架上的珍贵手稿被扔得遍地都是,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偷盗;数吨珍本被扔进了池塘里。”这一定让他触目惊心,愤怒不止!事息后,莫理循将居家和文库北迁到王府井大街的一处中国式住宅,离使馆区大约有半英里。

其二是1912年2月29日,袁世凯在北京策动辖下的第三师发动兵变,大肆抢劫、纵火,遂以安定北方为借口,拒绝到南京就任大总统。是日晚7时30分,莫理循在归家途中,“正看见我住宅附近的房子在起火燃烧,大火正从四面八方烧起来”,“事实上,东、西、北三面熊熊大火离我住宅那样近真够使人焦急的。幸亏我在不久前盖起一间防火的藏书室。星期四晚上我回到我的住宅立刻就和我的仆人一起把我全部值钱的东西都搬进这间藏书室中去。” 其三是1917年7月上旬,先是张勋“辫子军”进京扶植溥仪复辟,继而段祺瑞又派兵将其驱逐,双方发生了激战。

莫理循拍摄的上海外滩。

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必定让莫理循心有余悸,阴影重重,北京这个多事之地,终究不是文库的理想归宿。或许这正是他最终选择东京的根本原因,尽管后者地震频发,但政治和社会状况稳定。

当然,主人的选择意向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买方的主动性亦有可能改变局面。较之于日方,中国方面尽管有购买的舆论,但似乎始终未有实质性的应对。

民国初年,由于各地许多税收被截留,再加要镇压各方的反对势力,北洋政府财政亏空,赤字巨大,故而有1913年向英、法、德、俄、日五国的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之举。在此情况下,由国家部门(比如预算极为有限的教育部、京师图书馆等文教机关)出资3.5万英镑购买莫氏藏书,确非易事,但如果由官绅富商、地方势力和民间团体出资(抑或集资)却也并非没有可能,穷庙中的富和尚应当不在少数。有学者曾认为,3.5万英镑并非天文数字,中国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实力和可能性,即通过社会集资或个人捐款与政府支付相结合的办法,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莫理循藏书的重要价值”。

(二)

莫理循出入中国新闻、政治和外交舞台约20年,结识了许多中国“精英”人物,并与其中不少人成为好友。由于他几乎不懂汉语,故而这些人里通晓外语、有海外受教和服务背景的比例很高,他们或身居高位,或学识渊博,不乏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仅以骆惠民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一书所收1912至1917年间莫氏的通信对象为例,主要就有:魏易、蔡廷干、温宗尧、丁文江、温秉忠、刘玉麟、孔天增、章遹骏、谢缵泰、曹嘉祥、梁诚、伍朝枢、熊希龄、孙宝琦、饶孟任、严鹤龄、陈贻范、顾维钧、陈锦涛、袁世凯、丁士源、曾宗鉴、周自齐、孔祥熙、梁士诒、钱文选、郭泰祺、刁作谦、段祺瑞、梁敦彦、梁启超,等等。

除了这份显赫的名单外,经常出入于莫理循社交圈的中国名人还有:唐绍仪、严修、张謇、颜惠庆、王宠惠、汪精卫、王景春、伍廷芳、施肇基、曾广铨、曹汝霖、徐恩元、陈銮、陈友仁、胡惟德、陆征祥、严复、伍连德、张君劢、李家驹、汤化龙,等等。

在上述人员中,有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有国务总理,有内阁官员,也有外交家、实业家和教育家,甚至还有大学者梁启超、严复,其中与莫理接触频繁的不在少数,他们或听说或亲临过他的文库,这些人颇高的外语水平和文化素养要比一般知识界更易于理解它的学术价值。这群“有影响的中国人士”其实也远比一个岩崎久弥更有胜算,更隐含着购买藏书并将其留在北京的可能性,然而虽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结果却因缺乏担当者而完败下来……

诸人之中,笔者目前仅发现只有少数几个人(如袁世凯、张謇、汤化龙、王宠惠等)有购买,或者可能有购买的意向,但最后均都不了了之。

顺便一提的是,莫氏与日方签约后即将离华,梁启超曾请其吃饭,梁是最早对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有所认可的中国学者之一,不知斯时斯地他做何感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梁启超当时正担任着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1917年7至11月)。

莫氏与日方签约后买卖双方合影前排左起:小田切万寿之助、莫理循、石田干之助

更为讽刺的是,当莫氏藏书从北京王府井宅地装箱运出时,应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的请求,北京警察厅还派出大批警员沿途保护,直至前门外京奉铁路东站运上火车。抵塘沽后,又运上日本邮船会社的汽船高砂丸驶向横滨……

“从莫理循文库到东洋文库”,一百年来成为了中国在文化领域树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话语的特殊素材,它和皕宋楼善本书东售(1907年)以及敦煌文书被劫(1907—1914年),均被视为清末民初即近代中国国势跌至最低谷时,无力保护本国文物、任其外流的重大耻辱而进入了史册。

“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这办不到。”(1917年8月8日莫理循给丁文江的信)

(马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