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版不同，《浪矢解忧杂货店》突出了原著中的日本生死观
在广木隆一导演的电影《浪矢解忧杂货店》中，主人公浪矢雄治爷爷在杂货店的最后一晚，皆月晓子以年轻女子的形象陪伴在他身边，一起品评那些来自未来的信件。皆月晓子是浪矢爷爷的同代人，年轻时与他相爱，后私奔未果而分道扬镳。她本来已经暮年离世，为何她的灵魂能复现在浪矢爷爷的杂货店中？
这个情节是东野圭吾原著小说中不曾有过的，在韩杰导演的中国版《解忧杂货店》中更是未有出现。在前文《相比东野圭吾原著，电影<解忧杂货店>忽略了社会经济背景》中，笔者从社会现实的角度，解读了《解忧杂货店》中失落者和得意者、乃至死者和生者之间的关系。而本文作为相应的姊妹篇，则要从奇幻观念的角度，结合广木隆一版《浪矢解忧杂货店》匠心独到的改编，阐释《解忧杂货店》中另一条重要线索：即浪矢雄治和皆月晓子、杂货店和孤儿院“丸光园”之间的“线”，与孤儿们人生命运的超验联系——这种超验联系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的生死观当中。
天上的“线”
从这一线索出发，故事的一切则开始于数十年前浪矢雄治和皆月晓子那场失败的私奔。在原著小说中，东野圭吾借皆月晓子的弟弟之口讲述了那场20世纪初的私奔事件：
我姊姊不结婚，不光是因为专注于工作的关系。不瞒妳说，她年轻时曾经想嫁给一个男人，而且两个人打算私奔……对方比我姊姊大十岁，在附近一家小工厂上班。因为帮我姊姊修脚踏车，两个人就认识了。之后，他们好像在工厂午休的时候偷偷约会，因为在那个时代，年轻男女走在一起就会引起很多议论。……我们家境富裕，一旦有了钱，就想要有名声。父亲很希望姊姊嫁入名门，当然不可能同意她嫁给没没无闻的机械工。
年轻时的浪矢雄治和皆月晓子未能以爱情之名，冲破阶级分化的藩篱。二人分别开展了表面上毫不相干的生活：浪矢雄治经营这家名为“浪矢”、谐音为“解忧”的杂货店；而皆月晓子则倾尽家资创办了孤儿院“丸光园”。二人从此再无直接交集，可是一批孤儿在杂货店和丸光园的辅助下，人生发生了奇妙的转变。“鲜鱼店的音乐人”克郎在杂货店的鼓励后继续音乐之梦，机缘巧合地舍身营救孤儿小芹的弟弟。他虽然命丧火海，但他的音乐创作鼓舞了孤儿小芹，使她日后成为著名歌星。电影中新增的角色川边映子也是孤儿院带大的孩子，她的出生是单身母亲“绿河”在浪矢爷爷的解忧谘商下做出的决定。单身母亲在车祸中遇难，而女儿川边映子在孤儿院照料中长大成人。她一度怀疑母亲是自杀而死，从而绝望轻生；直到她看到多年前浪矢的信，知道母亲是坚定地希望抚养她长大，不是想与她一同自尽，这才重拾人生的希望。同样的还有企业家武藤晴美，也是在丸光园和杂货店的双重帮助下才走向功成名就。
正如小说中敦也的嘟囔：“（仿佛）浪矢杂货店和丸光园之间有甚么关联，好像有一根肉眼看不到的线，有人在天上操纵着这条线”。从奇幻观念的角度来说，这条由爱情而生的“线”，在岁月的磨洗中具备“灵力”，在生死际会间祝福着孤儿们的人生。
“灵魂”的事业
日本文化的生死观是在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其中既有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也有神道传统、佛教和民俗传说的夹杂。津田左右吉在《日本的神道》中指出，日本神道信仰中所谈论的“灵魂”，最初来自中国《礼记·郊特牲篇》的说法“魂气归天，形魄归地”。后来这一说法被吸纳进《释日本记》的“死者魂气登天为神，魄气下降为鬼”中。神道信仰中的“神”与一神教不同，意味着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鸟兽人等都可被“神”所附着，从而具备某种与人间共存的，能够影响和改变自然和人事的能量。而亡者的“灵魂”也会具备这种能力，只需有相应的“神主”便可实现超验的影响力。皆月晓子身为逝者重现在晚年的浪矢雄治身边。她的出现是宁静温暖的，而且她点明其实她一直都在浪矢身边观察他。这种形象是与流俗的鬼怪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生和死不再界限分明，死者之魂仍可延续生时的事业，正如浪矢爷爷离世后，依然可以基于杂货店的遗迹，借助敦也、幸平和翔太三个年轻人，完成解忧谘商的事业。
正如日本民俗学开创者柳田国男在《话说先祖》中总结道，日本人的灵魂观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人死后的灵魂仍将在原地停留，不会走远；第二，阴阳两界往来频繁，可以随时进行交流；第三，相信人在弥留之际的愿望在死后一定能够达成；第四，相信人可以反复转世继续同一事业。
“卡里斯马”：魂灵的社会性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首用“卡里斯马（charisma）”来阐明先知的非凡魅力。“卡里斯马”本意“神圣的天赋”，后来引申为具有神性的超常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自然生死并不一定能致使其相应的“卡里斯马”立即消亡。在山折哲雄的《民俗学中的死亡文化：日本人的生死观与葬礼礼仪》中，他讨论了“卡里斯马”在亚洲宗教，尤其是西藏的活佛转世和日本天皇皇位继承中的独特位置。无论是活佛圆寂、还是天皇驾崩，都不是“卡里斯马”的终结；遗体被赋予了特殊的灵性，继续被崇拜和供奉，直到一次正式的仪式，使新生的继承者来重新承担“卡里斯马”的角色。在生理学上，老天皇已经驾崩了；但是在社会性的意义上，老天皇完成葬礼、新天皇举行登基期间的“大尝祭”——与神分食食物之后，老天皇才是完全的死亡。生和死的交替，其真正的标志是超验的“卡里斯马”从一个肉体迁入另一个肉体。
在与“丸光园”相关的人们那里，老院长皆月晓子是具备“卡里斯马”的。这是死后依然延续的社会性功能。大火发生后，孤儿们都逃出了火场，众人赞叹“这是老院长在保佑我们”，正是此意。相应地，“卡里斯马”也可进行传递——克郎之死和小芹的成功、“绿河”之死和女儿的积极生活之间，便是一种“卡里斯马”的承继。克郎的音乐梦想通过一曲《重生》成就了小芹；而“绿河”为救女儿而死，其坚强的意志感动了女儿，使她更加顽强地生活下去。
如果说尘封的浪矢杂货店是浪矢雄治之“卡里斯马”的宿体，则敦也、幸平和翔太三位年轻人的闯入，无非是成为解忧事业的继承者。他们承担起“卡里斯马”，为武藤晴美谘商，从而实现了浪矢雄治和皆月晓子的夙愿——失意者和成功者的和解。
灾祸与祓禊
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繁多的岛国。接连不断的灾祸要求人形成一个与之适应的实践态度——不单是人力掌控范围内的防灾减灾和救灾，更要给出针对人力掌控范围之外的超验解释。丸光园大火中克郎遇难，“绿河”驾车坠海，乃至晴美家中遭劫，都是已经发生的灾祸。对于这种既成的灾祸，日本的传统信仰会给出怎样的应对方式呢？
在山村明义的著作《神道与日本人》中，他强调一种“把凶事转化为祓的力量”。 “祓禊”是源自中国传统，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便是对三月三上巳节“修禊事也”的记录。而在日本的神话中，“祓”还有一层“驱除”的含义。“驱除”是来自于素盏鸣尊——相传他曾在高天原粗暴无礼，为脱罪将自己的头发和财产丢弃。“驱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拂拭的原理”：擦除现实中的污秽；另一种是“替代的原理”：将歪曲的事情纠正，使事物拨乱反正、走向正规。
在《解忧杂货店》中，每一场灾祸都不是单纯的祸事。祸兮福之所福，克郎遇难了，却救出了小芹的弟弟，成就了小芹的音乐事业；“绿河”驾车坠海了，却最终让女儿顽强地活下来；晴美家中遭劫，在小说的情节中使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误区，开始关心市场经济中的弱者。这些灾祸之后的好结果，一方面是主人公的个人努力；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个人努力也是一种面向灾祸的“驱除”。死亡不可避免，但“驱除”也至关重要：每一曲《重生》的演唱，都是对克郎的梦想破碎的拨乱反正——用小芹音乐梦想的成就来“驱除”克郎的牺牲。“绿河”女儿的生存，以及晴美的自我反思，也是对之前灾祸的一次“驱除”。“驱除”虽有着巫术式的信念，但在实际层面则是一种面对灾祸的坚韧态度，一种“把祸事转化为祓”的顽强力量。
神话与现实：一体两面
神话之有神话的意义，恰恰是由于神话不只是神秘奇谈。在现实事件的运行中，神话的观念起到结构性的作用，参与和改变着人事的行为方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恰恰是告诉我们，神话奇谈不单是现实的反映，也是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
回顾浪矢和皆月这一条在天上的“线”，我们发现可以从神话和现实给出两套不同的阐释。用神话的语言来说，浪矢和皆月的爱情和未遂的私奔，孕生出巨大的灵魂愿力，改造了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帮助了一批孤儿的命运，也让他们的英灵得到荧幕中的团聚。敦也、幸平和翔太继承了浪矢的“卡里斯马”，而晴美则继承了皆月的“卡里斯马”。这两股势力——失落者和成功者的两个阶层——达成了和解，这种和解是对浪矢和皆月无果爱情的拨乱反正，整个《解忧杂货店》的故事则都是那场私奔未遂的“祓禊”。而用现实的语言来说，在日本一百多年的现代史中，一度贫富差距拉大，战争后孤儿流离失所，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让问题加剧。今天的人面对这种伤痛，用现实行动来改造这个社会——敦也、幸平和翔太这些年轻人不再偷鸡摸狗和无所事事，而像武藤晴美这些投机致富的企业家也要尽到体谅和帮助弱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浪矢和皆月的一生分离之苦才不会在当代重演。
这两套解释语言虽各自的方式不同，但最终的指向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