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调查⑧生不生、生几个，谁说了算
【编者按】
5100多户家庭问卷、8600多份成人问卷（15岁以上）、近1900份少儿问卷：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 CENDUS）”历时一年于2017年7月完成了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调查对上海540个社区进行数据搜集，问卷对象包括居（村）委员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活动以及社会工作者等社区治理主体。调查人群包括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关注的问题有就业、移民态度、教育、住房等公共话题。
澎湃研究所经授权选摘刊发调查的部分内容。本次调查中，对家庭决策模式的测量，主要是询问被访者在日常消费、买车买房、财务投资、子女教育和供养父母等5项家庭事务上，究竟是绝大多数由丈夫决定、绝大多数由妻子决定、还是绝大多数共同决定。
我们重点看妻子在家庭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
在日常消费和子女教育两项家庭事务上，女性更多地负责了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子女教育。与妻子是农业户口的家庭相比，妻子是非农户口的家庭在这两项事务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显然更多一些。
买房买车事务除了双方共同决定外，其它事务是丈夫决定占比较高。总体而言，家庭中妻子如果是非农户口，那么妻子有相当比重的发言权，至少可以和丈夫共同决定家庭事务；而如果妻子是农业户口，一般来说，家庭事务的决策权较多由丈夫掌握。具体到不同户籍的妻子，若妻子是上海本地人，那么即便是涉及到买房买车和财务投资这样的事情，妻子往往拥有比丈夫更大的发言权。而在妻子是本地、丈夫是外地的家庭中，这项事务由妻子说了算的比重更高一些。可见，无论丈夫是否是本地人，只要妻子是本地人，其在这项事务上的发言权强于丈夫。而相反，若妻子是外地人，那么无论丈夫是外地还是本地，这项家庭事务均由丈夫说了算。
生育这件事情上，妻子的权力有多大？
生育意愿是出于个人或家庭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的生育愿望表达，包括期望生育的子女数量、性别、生育时间和间隔等。一般认为，由于家庭经济压力、自身健康状况、职业发展规划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育龄人群的实际生育水平往往要低于生育意愿。
我们先来看看夫妻双方都是上海本地人的家庭。
调查显示，在已婚并且目前没有子女的224位被访者中，总体上有近9成的家庭将来是有生育打算的。但是，夫妻双方皆为上海本地户口的被访者中，只有79%的家庭表示将来会考虑生育。
夫妻均为上海户籍的本地家庭，以及丈夫是本地、妻子是外地的家庭，其生育行为是高于生育意愿的。可见上海本地居民的生育意愿较低。
在夫妻双方皆为上海本地户口的家庭中，仅有约23%的被访者有生育二孩的意愿。换句话说，近8成的庭（双方均为本地户籍）虽然愿意生孩子，但也只是愿意生一个。
再来看看夫妻双方都是外地人的家庭。
夫妻户籍均为外地的被访者中99%的家庭都有生儿育女的打算。与本地户籍家庭79%的生育意愿，外地户籍的夫妻生育意愿明显高于本地夫妻。
外地户籍家庭已经生育占比为91.2%，未来拥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占比为88.8%，对比发现，关于当前上海居民生育意愿普遍高于生育行为的说法不能成立。只有两类家庭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夫妻户籍均为外地，或丈夫为外地、妻子为本地）。
外地户籍家庭44%的人有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意愿，其余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表示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
在妻子户籍为本地、丈夫户籍为外地的家庭中，近7成的家庭最多愿意生一个。对妻子户籍是外地的家庭来说，无论丈夫是本地还是外地户籍，他们生育二孩的意愿都非常强烈，近6成的家庭都愿意要2个或以上的孩子。可见，在生育孩子的数量这类家庭事务上，妻子拥有较大的发言权。
男主外，女主内？
调查组还调查了8631名受访者（男女性别比例相当）对“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家庭角色分配的看法。调查显示，就教育程度而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于该说法的赞同度在逐步降低。此外单身群体最为反感传统的性别分工，而已婚人士对此相对包容，他们的赞成比例也比单身人士高出14%。
从世代之间的差异看，90后本地人无论男女对这个传统性别分工的接受度最低（21%和23%），而在80后中，新上海人的接受度最低，两性之间的看法也最为一致，赞成比例均为28%。80后90后外地人的性别差异都比较大，男性赞成的比例均高于女性9个百分点。
从高学历者的差异看，性别模式在本地人、新上海人和外地人当中都存在，不同的只是程度方面。高学历的男性，无论是本地人、新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对这种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赞同度均比女性要高（34%之于33%，36%之于30%，38%之于27%）；本地男性的赞成度低于新上海男性，新上海男性则低于外地男性。而新上海女性（30%）和外地女性（27%）对这种传统分工模式的赞成度要低于本地女性（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