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纬︱灾害面前,人类该如何面对

张经纬
2018-02-07 09:54
来源:澎湃新闻

什么是灾害社会学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某年上映的灾难题材电影扎堆,这年全球自然环境灾害可能相对较少。而反过来,如果银幕上少有灾难片上映,可能说明这年里,自然已经给现实生活带来足够多的糟心事儿。那么年底的时候,总结一下今年的电影荧幕,或许就能对过去一年的全球状况有所了解。一个观察,不一定对。

曾几何时,我们对全球安全的认识受到了冲击。从新闻报道中,我们日益感到,自然或人为的灾害离我们并不遥远。冬季会出现雪灾,夏季的台风和暴雨,则是另一个极端。紧邻山区的聚落,难免受到雪崩或塌方、泥石流一类自然灾害的影响。更不用说,飓风、地震、海啸等更巨大的自然威胁。如果伴随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等剧烈的气象异常,人类社会受到的损失可能还要成倍增长。

灾难片《后天》的海报

灾害既然出现,那么我们总要鼓起勇气面对。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一个国家,来和我们谈谈灾害,不论是影响还是感受,以及可能的应对方式,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日本。

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受到灾害打击最频繁的国家,包括地震、台风、海啸,甚至核辐射,都持续地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些无法更改的天然条件,也使得日本成为对“灾害”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之一,促使“灾害社会学”在当代日本诞生。

来自应庆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几位灾害研究者,结合日本多年来面对各种灾害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共同写了一本名为《灾害与社会》的著作。从海啸、地震、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的角度出发,深入谈灾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并把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科,称作“灾害社会学”。更重要的是,他们进一步指出,灾害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在于重新认识灾害的本质,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对灾害前期、发生期,以及长期角度的社区复兴这几个重要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书中还特别提到,灾害发生后,志愿者、性别分工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防灾救灾”而言,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意义,对当代的中国读者,尤其是灾害研究者来说,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启发。

《灾害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7年

我们的地球是否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灾害,是决定我们如何面对它们的关键第一步。今天的地球上,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被新闻媒体报道,这似乎告诉我们,灾害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有时灾害就在我们身边。那么,这是否表明,我们的地球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直观印象,存在多方面因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灾害社会学”的第一个基本认识,灾害为什么会发生。

其实,我们可以把灾害的发生归纳为一句话,世界上本没有灾害,人多了以后,就有了灾害。这句话如何来理解?我们公认的世界上的灾害,比如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山火,甚至说远一点——陨石撞击地球,本质上讲,其实都只是一种自然现象。里氏八点几级的地震,如果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无人区,那就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冬季的北极地区,可能每天都出现十二级的暴风雪,但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那同样也只是自然现象,连新闻报道也不会专门提到。因为这些自然现象并没有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然而,当上述自然现象出现在我们人类活动的区域时,灾害就出现了。即使震级不高的地震,或者森林火灾,如果正好位于人类定居点附近,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就会和人口密度呈现严格的正相关趋势。人口密度越高,灾害等级也就越高。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人口数量,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以惊人的速度在持续增长。全球的都市圈范围,和几个世纪前相比,也数倍扩张。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地球表面每年上述极端自然现象发生的数值是固定的,位置是随机的。人类定居的范围越小、数量越低,则自然现象与人类遭遇的概率就越小,自然灾害触发的几率就越低。相反,人口越多,灾害发生的数量和频率,就会成比增长。

所以,灾害与社会,就成为一个相生相伴的问题。灾害的存在和程度,是通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来界定的。换句话说,恰恰是人类自身,决定了极端自然现象,是否被定义为“灾害”的可能。

这样,我们就能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我们的地球是否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第一,随着世界总人口数量的增长,全人类遭遇(由极端自然现象引发的)灾害的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呈现上升趋势。第二,这些灾害及其影响,随着现代更发达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也更可能为我们所了解,加深我们对自然灾害的感性了解。

认识到这一状况,并非让我们对人类的命运产生焦虑。因为,具体到每一个体来说,我们遇到自然灾害的风险,并不因此而上升,“地球并没有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数据显示,地球表面每年发生极端自然现象的几率,没有显著增长。恰好相反,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我们对灾害保持理性的认识,可以从灾害的预防、应对,以及重建几个方面,审视这一自然现象。

2006年印尼海啸

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我们明白了灾害事件,其实是一种极端自然现象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就能对灾害的应对和处理,产生全新的思路。

从《灾害与社会》中,我们看到这一思路的基本论述。面对“灾害”,我们的科技还没发达到,可以阻止地震、海啸等极端自然现象的发生。但是,如果我们能减少极端自然现象中,人员的伤亡,事实上也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的程度。比如说,在一次较高震级地震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那么此次地震,便能从“灾害”还原为“自然现象”。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人员的伤亡。日本灾害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在极端自然现象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反应和决策,就决定了灾害的程度。比如说,在海啸发生前,提前得到预警,人员撤出沿海低地,那么海啸带来的损失就会降到最低,从而减少了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

然而,知易行难。事实证明,我们对灾害的认识,存在有许多偏差。首先,我们以为灾害发生,比如地震的时候,人们都想象能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像电影主人公那样,飞身避险,从建筑物里奔出去。即便不是这样,也会如惊慌的路人那样,慌不择路地逃开,求得最大生计。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实证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在‘大难临头’时,马上做出避难反应的比率一般都比较低。”调查更是显示,“地震发生时在家里的人,只有百分之六跑到屋外去”。人们之所以“反应”迟钝的因素有很多。有些是因为大多数一生中很难拥有应对灾害的充分经验,另一方面,是极端自然现象发生是,相关信息在社区中传播的速度受到很大阻碍。而日本,之所以能把灾害的损失控制在有限的程度,究其原因,便在于做好了这两个方面。

第二点认识的偏差,来自灾害本身。我们一般以为,在灾害中遇难和受伤的人们,大部分发生在灾害发生的瞬间。但研究显示,其实灾害本身对人员的伤亡有限,大部分后来计入遇难名单的人口,都是灾害发生后受困,但未及时受到救助的人群。换句话说,如果得到及时可靠的救援,他们其实都可以脱离最终的遇难名单。

另外,来自日本灾害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虽然极端自然现象发生时,瞬间影响对全社会的每个个体都是无差别的,但青壮年男女在社会所有年龄组当中,都是受影响最小的。“不论是哪种灾害,老年人和身心障碍者确实都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在各国社会中都存在类似的现象,“越时上年纪的人,住在常年住惯了的老旧住宅的可能性越高,而这就注定了很多老年人居住环境的抗灾性能特别低”。

在灾害发生时,覆压在废墟或倒塌残骸之下的老年人和身心障碍者,受困的几率是最大的。而他们在等待救援时,可以维持的时间也越短。如果在灾害发生前完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在救援阶段优先救助此类人群,都能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

第三,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种认识偏差。在我们对灾害关注的一般视野中,灾害发生及之后的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或更多)是公众对灾害关注最热切的时刻。捐助、救助行动,占据了媒体和人们日常话语的大部分空间。然而,对灾害救助更重要的阶段,其实发生在之后数年,乃至十多年的漫长时间内。因为,在这一期间中,等待受灾人群的将是漫长的重建过程。这一逐渐淡出媒体和人们视野的阶段,才是灾害过程中,最需要帮助的时期。

灾害发生之后,受灾人群将经历相当一段时间,住宿、饮食及卫生方面的适应困境。在这一阶段中,人们会失去原有社会资源,在重建生活空间的过程中,最易受挫的,仍然是老年人、伤病员和身心障碍者。而在这些分类当中,女性尤其是许多照顾多个子女大家庭的女性,通常会显得较为脆弱和易受伤。

而这些长期的救助活动,对降低灾害的影响其实最为关键。从日本的个案来看,公共事业和生活的重建,离不开行政机构的主动履责,也离不开非政府民间组织的共同参与。因为,漫长的灾后重建,不仅是帮助受灾者重建物质生活的关键步骤,建设工作同样也是为受灾者提供工作机会,重建社区纽带的重要步骤。而这是单纯提供救灾物资,无法替代的更有意义的对受灾者的援助。

灾害的另一面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书中一个令人欣慰的例子,来呈现灾害社会学的积极一面。在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之后,受灾最严重的是生活在闭塞山区的尼格利陀黑人社区。他们的家园被火山吞没,人口数量也因此大幅减少。

然而,在之后的避难和生活重建过程中,这些原先很少和外界接触的人群,“有很多机会与平原地区地区的居民、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以及NGO成员接触和交流,其结果强化了他们的族群意识”。当他们从山区外迁,在平原地区重建时,和外界居民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在自己的生活重建和居民共同体复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超越灾害的悲痛和苦难,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完成族群再生”。

由此可见,灾害与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灾害,因人类社会而生。如果我们在极端自然现象面前变得束手无策,那么,灾害便会因之出现。反之,如果我们作出了充分的准备,灾害也会重新还原为一般,甚至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所推动的自然现象。究竟放任其变为威胁我们社会的灾害,还是将它控制在自然现象的范畴,全凭我们自身的选择。

不管怎样,在本文最后还要说两个好的消息。第一,刚刚过去的2017年,虽然全球范围出现多次反常的极端气候,但2017 年是全球民航史上最安全的一年,世界上客机事故发生率为零的一年。第二,来自地球环境科学的观察发现,自从1989年蒙特利尔协定书签订,全球各国氟化物减排二十多年以来,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首次出现面积减小。

看来,在有所准备并积极应对的人类社会面前,自然最终也会露出亲善的一面。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