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维︱史上最便宜宋版书与“点菜”的书画：文物捐献的故事
赵珩先生新书《逝者如斯》中《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怀念朱家溍先生》一节，述及朱家捐献文物一事：“可是仅据我所知，他们兄弟就分四次捐献给国家。1952年捐献碑帖七百种，一千余件，可以说是在故宫现存碑帖中占有一定比重的。……当然，1952年的捐献背景比较复杂……”赵先生下笔持重，到底如何复杂，没有说破。朱家溍自己在《故宫退食录》里说：“父亲逝世后，1953年我们兄弟奉母亲命将所藏汉唐碑帖700余种捐献国家。”用的是“奉母亲命”。所有回忆朱先生的文章，对他的一致评价是“超然”。这样重要的事情，他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读过王世襄《锦灰堆》的人都知道，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朱家溍曾蒙冤被关押过一年半。在时间上，捐献和关押，二者契合。彼此的关联，不免使人玩味。
由于捐献之事，于收藏一道的核心命题——得与失——密切相关，且可与藏家一生感情与精力之付出交相映照（藏品经济价值的高低尚在其次），绝非“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般轻松惬意，所以笔者不免格外关注。捐献者中，当然不乏大公无私者。如北平刚解放，第一个主动要求捐献的贺孔才先生。但捐献过程回环曲折者，亦不在少数。
最近读到沈津所撰《记铁琴铜剑楼后人瞿凤起先生》，也谈及捐献。文章写道，“上世纪50年代初，瞿家将藏书分三批售与北图，卖一批捐赠一批，其缘由是瞿家为常熟乡间地主，而地主的经济来源是以收租为主，所以在土地改革时，乡政府让瞿家退租，但瞿家拿不出钱，只好将存于上海的藏书中选取部分善本半卖半送。”“北图所得瞿氏书，皆为北图善本部主任赵万里与瞿凤起洽谈，时间应为1951年12月间，正是常熟地区土地改革之时。……是月21日顾（顾廷龙）日记又载：瞿凤起女来，‘述赵万里昨夜议书价不谐，竟拍案咆哮。’”沈津又引《顾颉刚日记》，说铁琴铜剑楼藏书，初时赵万里还价每册仅两三千元，后以郑振铎调停，每册售六千元，遂大量取去。当时流通的还是旧币，两三千元即等于后来的人民币两三角。沈津感叹：“于是，赵先生从瞿氏家中所购宋版书，竟然是每册六角钱，这或许是明、清、民国、现代乃至将来，最为便宜的宋版书书价了。”这种捐献背后的心酸，不言而喻。瞿凤起也是一代版本学专家，“在藏书家、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眼中，瞿凤起是属于‘后生可畏’的明白人。”
那么，老一辈藏书家刘承幹的情况又如何呢？到1958年，嘉业堂曾经的六十万卷藏书早已不属于原主人。余下的少量随身携带的善本，也在这一年被各方书商掠去。仅6月29日一天，北京中国书店派来的葛鸿年、翟顺通二人（刘形容此二人“直闯内室，乱翻箱架，其卤莽之状令人愤恨”）就买去《永乐大典》三十七册等珍本，每册只四十元。刘承幹1958年的《日记》里记载，有一次到杭州，当他向浙江图书馆馆长询问嘉业堂藏书楼中某些杂物的发还问题时，“答云当土改时，党部至湖属调查，以余为湖属四大地主之一，所有之物应为没收，非为捐献论……余以前次请求发还除书之外其他杂物影像等，询其何以未见覆，只云地主之物，绝无发还云云。噫，余一生辛苦经营之业，从此荡然矣，闻之心痛”。四十元一册的《永乐大典》，也不妨看作特殊时期的另类捐献。
以前读郑重著《海上收藏世家》，多有述及捐献文物事。如刘靖基捐献古代书画。刘靖基是海上富商，收藏历代书画多且精。1966年夏季，抄家之风刮起。刘自知藏品在劫难逃，遂提前打电话给上海博物馆，要求捐献，并写了“捐献申请”。所幸，博物馆的接收人员和抄家队伍同一天来到刘家，使刘的数千件书画得以运往博物馆避祸。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抄家物资归还政策，这批书画全部发还。作为答谢，由博物馆“点菜”，谢稚柳把关，刘靖基把其中四十件最精者捐给了上博。其中就包括宋张即之《楷书待漏院记卷》、宋吴琚《行书五段卷》、元赵孟頫《行书十札卷》等赫赫名迹。
发还抄家物资时，要将国家文博单位“点菜”的重要文物捐献出来，亦是当时一潜规则。
也有不接受“点菜”的。上海博物馆古代雕塑专家李柏华为其父亲所作传记《文博鸿业——李鸿业文博生涯》中（李鸿业也任职于上海博物馆），提到碑帖大藏家秦廷棫医生。秦的祖父秦学治，在民国时开办有著名的“艺苑真赏社”。他的父亲即是收藏了唐拓《张黑女墓志》孤本的秦清曾。秦廷棫继承先人爱好，藏有大量陶瓷、书画和青铜器，尤其以陶瓷器为精。1954年，他曾从藏品中挑出七十六件，编写了《中国古代陶塑艺术》一书。
“文革”中，秦廷棫的家多次被抄，近两千件文物被上海博物馆负责的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接收。“由此，秦廷棫对上海博物馆耿耿于怀。”后来落实政策，上博要归还文物，李柏华写道“在归还‘文革’抄家来的文物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希望收藏家将国家需要的重要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几乎每位藏家在取回自己被抄的文物时，都要将上海博物馆点名的重要文物捐献出来。有些不愿意捐献的，也会被上海博物馆采用征集的方式收购。但秦廷棫气还没有完，所以，对捐献要求，坚决不同意。最后，上海博物馆向秦廷棫提出借展二十件精品，再退回其余全部抄家文物的要求。这样，秦廷棫在借了二十件精品给上海博物馆后，取回了被抄的其余两千多件文物。但是秦廷棫取回文物后，隔三差五的到上海博物馆来问‘你们借展的文物，借展好了吗？好还给我了吧？’”最终，秦廷棫取回了这二十件精品。像秦廷棫这样在领回抄家文物时，一件也不捐献的，在上海是特例。
我读过最生动的描述，还是李柏年讲述自家的捐赠往事。他家三代从事古玩业，其祖父李文光，是民国时河南有名的大古董商。解放后，他写道：“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进行，当地（郑州）政府都会找到祖父，对他进行教育，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祖父李文光把家藏的文物捐献出来。他不得不一次次将家中和抗战前埋入后花园地里的文物起出，将自己经营一生的古董捐献给当时的郑州市政府。大人们曾经说过‘土地改革评成分时，当时家里是要被评为地主的。’为了不被评上地主，争取评上贫农和中农，家里捐献了近千件文物。我家最终的成分，被定为中农。”到抗美援朝战起，河南名演员常香玉为捐献一架飞机而四处义演。此事轰动全国。“当时的地方领导，找到李文光说‘常香玉都捐献飞机了，你还不把家里的古董全部捐献出来，支援国家？你还想着把古董卖给外国人？’一连几天，他们上门谈话。还对李文光说‘不捐献，就说明你想等着美蒋回来反攻倒算。’最后他们说‘这次是不捐也得捐；捐献了，就没事。’” 最终，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由李文光指点，在家里后花园，花了好几天时间，先后挖出两千多件文物。用几十驾次马车才将文物全部运走。
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否迫于某种压力，甚至还有委屈和眼泪，当大幕以捐献的名义落下，一切都归于平静。而座上观众看到的，只有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