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大佛，宋钱熔造：宋代货币的域外流通、走私与重熔
历经劫难的镰仓大佛
日本镰仓大异山高德院供有一尊阿弥陀佛大铜像，习惯上被人称为镰仓大佛。大佛盘坐，净高11.3米，算上台座则高达13.35米，重约121吨。作为仅次于奈良东大寺卢舍那佛像的日本第二大古佛像，镰仓大佛更为完好地保留了造像当初的风貌。
大佛最初还有表面镀金，但经过岁月洗礼现在几乎消失殆尽。大佛圆脸如同满月，两眉下垂，两目半闭，鼻梁高挺，双唇紧闭，一种坚定威严的大悲境界自然流露。大佛头顶布满宝盖一般的螺髪，额头上的白毫相也十分突出，只是螺纹更加细密。其双手放在跏趺坐的双腿上，结上品上生印，手足指间的缦网相清晰可见。面相较平，肉髻略低，双肩厚实，如猫拱背，都是镰仓时代流行的“宋风”佛像特色。
镰仓大佛正面
关于大佛的建造，镰仓幕府的官方史书《吾妻镜》有过记载。曆仁元年（1238）开始建造木像大佛，五年后完成。另外根据著名游记《东关纪行》记载，作者在仁治三年（1242）造访了完成前的“大佛堂”，与奈良东大寺的大佛对比，这尊大佛不是铜造而是木造的。这也能够解释大佛不久之后被台风刮倒而毁的原因。《吾妻镜》卷四十二记载建长四年（1252）八月十七日“今日当彼岸第七日，深泽里奉铸始金铜八丈释迦如来像”。这是第一次对金铜“镰仓大佛”的记录，不过记录中的“释迦如来”被认为是“阿弥陀如来”的误记，因为我们现在这尊佛像手结阿弥陀定印。此后，铜像大佛被供奉于大佛殿之内。但后来建筑在室町时代（明应4年（1495）和明应7年（1498）两种说法均有）大佛殿被海啸摧毁。从此以后，佛像就一直露天供奉，直到现在。
因此日本著名文学家正冈子归会写下“火に焼けず 雨にも朽ちぬ 鎌仓のはだか仏は 常仏かも”的俳句来赞美它，其含义为：火焚而不毁，雨淋而不朽，镰仓露天大佛，或许是永恒的佛。
就连我国的大作家老舍先生在参观镰仓大佛并听闻大佛的坎坷经历后，也赋诗一首：
履响春城玉笛催，花旗商贾为何来？
谁家广告高三丈，古佛无言樱自开。
饮露餐风不记年，越南烽火又春天。
人间多少不平事，尽扫群魔胜入禅。
十丈庄严百炼身，几朝劫火泪成尘。
东方今日东风起，谁道樱花无主人。
镰仓大佛背面
铅同位素破解惊天疑案
虽然大佛最开始的建造历史还有很多争论，但是现在的科学家却发现了一个非常轰动的事实：那就是镰仓大佛极有可能使用了从中国进口的（铜）钱币做为原料。关于这一点，不少中文文献都有极大的误解，需要在此严正指出。由于不甚熟悉科学理论的缘故，不少学者单纯依据镰仓大佛与中国宋代钱币具有非常相似的合金成分，便径直推断两者所用金属原料来源一致。还有些严谨的学者援引日本学者分析的数据，做出详细解释：“佛像使用青铜（铜、锡、铅等合金）分成多个部位铸造，每个部位的金属含量比有差异，平均含量比率为铜68.7%、铅19.6%、锡9.3%，根据这个成分比率，推定铸造时使用了从宋朝进口的中国铜钱。”
然而，既然大佛不同部位的合金配比存在差异，又如何与宋代钱币接近呢？经过数百年间的风吹日晒，合金成分是否会受到锈蚀的影响呢？再说，宋代钱币的金属元素数据也非一成不变，不同年代不同批次的合金配方不尽相同，而且宋代还饱受资源短缺的问题而频频铸造劣币。即使镰仓大佛的合金成分和宋代钱币近似，也无法做出如此武断的结论，径直说铜佛使用了宋代钱币重熔铸造而成。显然合金比率的解释不应该是最为坚实的依据。
制作如此庞然巨物的原料竟然舍近求远，怎么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真正的科学证据，却令人不可辩驳的指向这一结论。决定性的理由来自于制造大佛的金属原料中的铅同位素。
什么是铅同位素呢？如果说碳十四测年技术解决了考古发现的“何时”问题，那么铅同位素考古方法解决了文物来自“何地”的问题。铅（Pb）有四种稳定同位素，分别为204Pb、206Pb、207Pb和208Pb，其中204Pb总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206Pb、207Pb和208Pb分别是238U、235U和232Th三种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产物。由于各地金属矿山在成矿过程中所处的地质环境中铀（U）和钍（Th）含量不同，以及成矿的地质年代不同，所以其中铅同位素的含量比率会有不同。这样，铅同位素组成可以作为各地铅矿石的“指纹”——指征矿石的来源。而且，经过大量实验研究表明,同位素分馏以及金属腐蚀等问题几乎不会影响铅在铜器中各同位素含量比值的变化。也就是说，就铜锡铅三元合金而言,分析得到的铅同位素特征反映的是铅料来源的信息。
平尾良光分析的镰仓大佛铅同位素数据，落入华南区域范围
回过头看，日本学者通过理化分析测定到的大佛的铅同位素数据，并不能够和日本境内的铅矿资源匹配上，反而跟中国南方的铅矿吻合很好。宋代，尤其是南宋时候的铅矿开采区域全部在东南地区，集中于福建路、广南东路和两浙路等地。而这部分南方铅矿刚好是铸币的原料。生产资料大量外流，在任何朝代都是滔天大罪。然而，钱币的流通则是合法合规。当时能够被大量带到日本的金属制品也只有铜钱，于是才有镰仓大佛的制作原料是远道而来的宋代钱币一说。
宋代货币域外流通
看似天方夜谭的结论其实能够经得起非常认真的推敲。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达到鼎盛阶段，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代表的中国货币，成为10-14世纪国际贸易的“硬通货”，并充当辽、金、西夏和海外地区的流通货币。日本把中国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在北宋时已开始，比如在崇宁年间（1102-1106年），三次往返于明州（今宁波）与日本之间经商的李充商团和朱仁聪、孙忠、周文裔等商团，向日本输出的主要商品包括瓷器、丝绸及铜钱等。这种类似的商团活动在北宋被载入文献的多达70余次。
古代日本在和铜元年（708年），也曾仿效唐朝试铸过“和铜开珎”铜钱，此后一直到平安时代应和三年（963年），总共发行了十二种铜钱，被后世称为“皇朝十二钱”。不过，由于欠缺锡料与技术薄弱等问题，日本政府最终选择放弃自行铸币。到江户时代初期的1636年，宽永通宝再度问世，近700年间，日本的公币发行几乎为零。
两宋时期，中央集权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国家在货币铸造、流通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进一步提升。宋代铜钱铸行数量堪为历代之最，北宋朝廷铸币量一般年份远远超过百万贯，在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更是创下了年产506万贯的最高纪录。相对而言唐代铸钱量最高的一年也不过32万贯，宋朝铸币年产量比唐朝多上10至30倍。由于朝廷非常重视铸钱，皇帝明诏下旨，亲自典验新钱，许多钱文均出自帝王之手，比如徽宗手书的“崇宁通宝”。在这种高度关照下，宋钱币制统一、铸造精良、信誉极高。“圆形方孔”的特点更是便于生产加工，而且如此形制的钱币能用绳串起，容易携带流通。因此，宋朝铜钱在海外贸易中极受欢迎，《宋会要》就有记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
由于日本社会的迫切需要，就直接大量进口宋钱。中国铜钱以“渡来钱”方式进入日本，成为日本市场的流通货币，而且持续500年以上。1930年，日本学者对日本出土的48批铜钱资料进行过统计，在累计共55.4万余枚的铜钱中，中国古钱有55.3万多枚，其中北宋钱币有45.6万余枚之多，占82.4％，其中元丰、熙宁等12种年号钱，约36万枚。1968年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市发现了窖藏古钱，共计37.4万枚“渡来钱”，可见规模之大。
宋时因为海运经济的繁荣，对滞留中国的外国使节非常友好，《开庆四明续志》记载：“来使居留多时，日费万钱。次年厚备金帛，遣促其回国。”同时对其它原因滞留宁波的日本、高丽等外国人，诏令每人日供米2升，钱50文，待其国来船遣返。此外，除日常开销外，“及归国，（每舶）则又给回程钱六百贯，米一十二石。”这是合法外流的钱币。但这似乎不足以说明日本对天量宋钱的获取。这就不得不说到日本人的另有所图与钱币的走私。
走私与重熔
中国有一些钱币流往异国，主要不是作货币使用，而是起一种文化交流、仿效和鉴赏的作用。如中国铜钱流到朝鲜，一开始并没有作货币使用，而是“藏之府库，时出以示官屑传玩焉”，（《宋史》卷二四六）文化意义更为显著。不仅如此，铜钱具有货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其所含有的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重熔之后可以作为制作兵器、生活用品和宗教用品的重要原材料。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戎人（党项人）得铜钱，悉销祷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广南蕃舶多毁钱以铸铜器。”直到14世纪，马六甲的印度、波斯、亚齐、暹罗、阿拉伯商人及本土商人，都大量收购中国铜钱，拿来熔化制作各种厨房用具，如锅、罐、盘、碗或装饰品。
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对宋钱的渴望都比不过日本。据《敝帚稿略》中记载，日本独衷铜钱到“所酷好者，铜钱而止”的地步。宋时正当日本古代贵族社会的全盛期，日本社会流行着一种佛教中的“世纪末日”思想。为着祈求来世极乐往生，贵族兴建阿弥陀堂，造阿弥陀如来像。这种风气弥漫着日本全国，仅仅白河上皇（1072-1086）年间，就摹画佛像5470身，建造丈六佛像132尊，其他佛像6000余体。对塑像而言，有些是木雕，当然还有一些是铜质佛像，其制作材料就是宋钱。
宋理宗淳佑年间（1241-1252年），日本商人在温州、台州一带贩货交易铜钱，“蕃舶巨船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暇取”。此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台州城内几乎找不到半枚铜钱，城内交易几近瘫痪。大臣包恢惊呼：“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历史上从宁波港私运出境的钱币数量更大，这可从1976年在韩国打捞出的新安沉船窥见一斑。这艘贸易商船满载22040件精美瓷器、470箱铜钱，还有一千多根紫檀木从庆元港出发，目的地正是日本福冈，结果因为台风沉没在了高丽的新安海域。经过估算，这些铜钱总计28吨之重。
从宁波港始发的船只不计其数，到底有多少钱币外流很难统计，但是可从一些官方记录中进行推算。宋廷鉴于出海商贸渐多，在1079年规定，宁波商人去高丽贸易资金达5000缗者（１缗为１贯，１贯为1000钱），须向明州市舶司登记、具保，领行照，无引照者按走私论处。此处的5000缗，可以理解为合法携带的铜钱数额。按每枚铜钱4克计算，5000缗就达20吨。如此仅需往来几次，镰仓大佛的铸造原料就能满足。
新安沉船上的铜钱与紫檀木
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铜钱流出量太过巨大，容易破坏国家安定。《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针对日益严重的“钱荒”，朝廷甚至出刑法规定：“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但是中国铜钱在国际贸易中的购买力极强，“贩一钱可得数千百钱之货”，“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因此，“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囚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宋史》卷一三九）铜钱外流终是难以遏制。
钱荒很快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局面，也刺激了纸币应运而生，但最终使得宋代货币体系全面崩溃。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时段的中国钱币在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行其道，充当了国际通用货币的角色，长期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技术与人口交流，实质上已经形成“第一个全球性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对当时以及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