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要降地方债风险

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2018-01-31 13:38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今后三年GDP增长速度还会有所回落,但是每年增长6.3%就可以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再往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增长速度基本上是5%-6%之间,也许是5%左右。”1月27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演讲中做出上述判断。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刘世锦的演讲实录:

刘世锦

十九大以后,很多地方积极性很高,想大干快上,没错,应该大干快上,问题在于干什么、上什么。因为有些人还是按照过去的惯性把速度搞上去,但十九大报告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十九大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三大变革”,“三大攻坚战”,要干这个,要上这个。必须要明确,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和我们过去几年经常讨论的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应该是2009年-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那个研究团队,当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包括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提出这个判断当时有多少人同意?同意的人不多,也是正常,但过去七年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发生了,当然整个经济是一个缓慢下行的态势,但是有些人又变得悲观起来了,中国经济跌跌不休还有底吗?2016年我们又提出中国经济逐步转入中速增长期,不要太悲观。

从需求侧来讲,过去我们高增长是高投资带动,主要依赖于三大基础,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

前两年,我们的出口,负增长,这两年恢复了,常态5%算是不错了,基础设施最高点在2000年左右,房地产历史需求高点在2013-2014年那个点过去以后,中国房地产投资实际上整体呈往下的态势,2016年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房地产投资回升,当时说也是暂时的,实际上最近几个月除掉价格因素,房地产投资已经出现负增长,所以需求侧基本上触底了。

供给侧最近两三年时间,进行对比性改革,还是体现在两个指标,一个PPI,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2016年9月份开始转为正增长,而且涨幅相当大,有人讨论这些大宗商品出现泡沫,总的来讲反转了。

工业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以后也已经恢复正增长,包括去年工业企业利润相当不错。所以,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供给侧基本触底了,需求侧基本也触底了,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判断,2017年是触底的验证期。应该说,初步触底开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这样的判断得到了验证。触底以后,估计炒股票的比较熟悉,马上想到一个词,触底反弹,很多人兴奋起来,肯定要反弹了,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要往上走了,多种说法,有人说中国经济下一步要上7%了,李伟主任说投资增长7%,不是增长速度,据我所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没有持这种观点,但是有人持这种观点,中国经济还能上涨7%,而且持续很长时间。这种观点我听了也很振奋,但是可能吗?根本没有可能,如果采取刺激措施,可能上涨,短时期的,而且下来会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大幅度反转,进入高速轨道基本不可能了。这里面想说一点,中国经济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过去七年发生这样的变化是经济学任何一种周期理论都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其他经济体都不是这种现象,这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特有的一种变化。

为什么会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呢?大体三方面原因。

第一,终端需求包括房地产,重要工业产品,包括钢铁、煤炭,出现历史需求峰值,什么叫做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那个点,已经出现了然后过去。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和结构发生重要变化。

第三,环境约束边界临近。最重要是雾霾,这几年生活好了,吃喝不愁,很多时候想出去转转,但是有些专家说不妥了,有些人说我们发展经济到最后门都出不了,到底为了什么?

高速增长转成中速增长符合规律,势在必行。

我们再看从2016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又出现这一轮反弹,到底是什么特点和性质?

我主持一个研究,我们搞了一个互联网大数据的分析模型,宏观经济和产业的实时在线分析系统,这个稍微技术性请大家耐心一下。

最下面绿色那条线是总需求,一直往下走没有起来,包括2015、2016年,需求是什么东西上来?就是那条绿线,是存货起来了,这个需求起来了,但是在2017年第二季度已经出现高点,那条蓝线是整个供给往上走,那条黑线是生产性投资,一直往下走,但是最近,特别是去年,2017年12月份朝上了,但总体上往下。

这是产能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去年这一轮增长需求主要是存货带动,供给主要是产能利用率提高,这就决定这一轮回升不可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去年上半年的时候,经济开始回升,有些人变得又很乐观,去年下半年经济又是往上走,我们观点非常明确,2017年就是前高后低。

2018年呢?我们作了初步研究,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但是到年中以后或者有一个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建投资占到整个终端需求比重50%左右,但是这一块背后支撑的就是地方债务,地方债务已经成为下一轮防范风险的重点,如果这个事抓得比较紧,治理力度相对比较大,基建投资增长速度有可能要回落,回落以后整个中速增长的平台就会有所下移。但是,2018年是好的一年,有几个因素,生产性投资,出口存货到了底部,会有一个提升,总的来讲2018年总体上应该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增长的平台有一定的可能性会下移。

所以中国经济下一步会进入一个所谓L型,大的L底边,加小W型波动的状态,有可能进入一个动能转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强的阶段。

中国经济2018年我们感到关键是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要降风险,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有一些企业,杠杆率要降低,挤泡沫,部分城市房地产泡沫,包括大宗商品泡沫。

增功能,增动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动能,稳效益,去年整个效益不错,主要是上游产业效益不错,上游逐步增速会减缓下来,我们希望将来中国的各个行业都能够均衡地挣到自己应该挣的钱,利润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比较均衡的分布,这个对下一步去杠杆也会创造一定有利条件。

今后三年整个增长速度还会有所回落,但是每年增长6.3%就可以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再往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增长速度基本上是5%-6%之间,也许是5%左右,可能有些同志说这个速度是不是低了?不低,这里面我想提一个观点,讲速度高和低,一定要和增长的背景和所处的发展阶段相联系,过去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增长7%算是低速了,到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可能就是5%左右,甚至是4%-5%之间,如果增长5%-6%就是高速。我们看一看日本,平均增长就是4%,我们能有5%-6%左右的作为中速增长也是一个高速度了,中速增长平台形成以后,根据国际经验,将会持续1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样对我们实现2020年发展目标,两个百年目标,就会打下一个稳定的基础。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高质量发展,到底怎么往前推进?我们需要新的坐标系和政绩观,十九大以后,很多地方想大干快上,这里面我们过去的想法叫做有所作为?速度搞上去,现在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高质量发展要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刚才讲的攻关期,三大重要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攻坚战,这些事容易吗?哪件事容易?没一件容易的,把这些事要做下来,做成,需要更强的能力和创造性,需要有更大的作为,有更大的和过去不一样的本事,做成以后也会更有成就感,而且是更好的一种政绩。所以,各级地方政府政绩观需要有很大调整,所以,我们就从高质量发展和指标体系来讲,以后恐怕就不能GDP挂帅,要更多重视就业、质量效益、风险防控、稳定性、可持续性,这方面要探讨一些新的目标性指标。

当然不是不要GDP,GDP还是要的,但是我们要的是长时间高质量、高效率的、没水分的、可持续的,尽可能争取大的高速度,GDP将是一个预测性的或结果性的指标。

没有比较大的起伏,没有严重的风险,算一个总账,最后反而速度是高的,我们的GDP以后应该成为一个预测性或者结构性的指标,而不是把这个东西先定下来,然后其他向他看齐,这样一套思维和工作方式转变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尝试。

第二,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关。

这是三大攻坚战第一战,而防范重大风险中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债风险又是摆在前面的,看国际上,刚才讲的一些东亚成功追赶性经济体的经验,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转折过程中都不同形态地出现了比较大的金融风险冲击,有些甚至发生了金融危机,从中国来讲,其实我们随着增长速度和增长阶段转换,整个金融体系大幅度调整,这一关中国到底怎么过?这里面讲一个主要观点,风险产生或者维系的条件,随着增长阶段转换以后会发生变化。

过去高增长阶段,同志们说不都是这样吗,最后出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高速增长阶段是有吸收化解财政风险能力。举个例子,过去几年,1990年代末期,当时搞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工资拿到以后,资产质量不好,搞了几年以后,很好,为什么?涉及工厂、厂房和人,人早都再就业了,但是那块地涨价了值钱了,高速增长阶段土地价值可以升值,中速增长阶段这个条件还具备吗?基本不具备了,所以,想讲这几个观点,当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以后,风险产生、存续化解条件发生改变,过去不是风险的现在变成风险,地方债务明债尚属可控,隐性债务规模尚难估计,有些地方已经超过“明债”,风险因素积累并显露。

这些东西一个共同的特点,地方政府最终要承担偿还责任,当然这个规模到底多大?最近作了研究,隐性债务甚至比明的大一倍,到底怎么处置?

第一是稳杠杆:杠杆还是要降,但不能加大风险隐患。

第二是软着陆:防止处置不当引发新的风险。

第三下决心解决政府、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坚持中央政府不救助,可收买资产还债,缩表可能资产合适的时候下变卖,中央不救助,能不能卖资产?这个需要收缩负债表。

第四探索以市场为基础、规范的公共产品投资长效机制,PPP项目的市场化交易,不动产信托、长期国债等,我们探索一些,因为各级政府还是要有共同投资,资金来源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们希望找到一些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能够和刚才讲的各级政府和国企预算软约束相配合的规范的公共品投资长效机制。

最后,重要一点,高质量发展到底怎么高质量?办法、招数从何而来?我想我们理论上可以探讨,但是从中国过去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我们还是要靠地方和基层的实验,因为我们讲中国体制很重要一个优势就是地方竞争,我们所谓强政府,加一个竞争以后就出来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其实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在竞争和探索过程中试错试出来的,有些办法不灵,之前保护本地企业,不合算,所以引进外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种话提出来了,引进外资,打通外资流动市场,这都是各级政府竞争中探讨出来的。

下一步高质量到底什么办法?智囊机构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还是要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包括基层,给他们更大空间,让他们试,竞争,筛选,纠错,发现找到一些好办法。

目标是,从GDP优先到聚焦高质量发展,竞争内容也要有相应调整。

第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最近好多地方这方面已经开始有所好转,包括上海,我看提的是要做最好的,其实就是不同地区都在动脑筋。

第二,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

创新城市就那么几个,大家都有机会,所谓创新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就是具有创新竞争力的要素聚集到某些地方,要有吸引力,像北京中关村,但这个还不够,搞十几个中国区域性创新中心,中国创新驱动就会面貌大变,格局大变。

第三,既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又吸引合理分工生态环境的竞争。我注意到最近各个城市都开始抢人了,特别是一些二线城市,都在创造条件,吸引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是中国下一步动力链中,高水平,相对低成本的人力资本一个重新争夺聚集的过程。

第四,“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究竟这个城市到底发展怎么样?大家会用脚投票的,有些城市不是太景气了,有些甚至在衰落。大家都在挤着去,不高兴就走了,不要让他不高兴选别的城市了,最后要让他生活更美好,工作更美好,就业创业更美好。

第五,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

中国城市发展,特别是大都市圈发展,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发展,各地都有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竞争优势。大概三五个创新中心,将来应该翻一番,新兴的产业基地各个地方都想搞,这些机会在中国大地上是有的,而且每个地方都有机会。

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和政策。

这应该说是我们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速记整理,经主办方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