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时间｜戴锦华X李睿珺：华语艺术电影的突围
原创 大咖时间 活字文化
这部被誉为2022年最好的华语电影，讲述了两个被各自家庭抛弃的留守中年，在日复一日的耕种中相濡以沫的故事。导演李睿珺出生在西北农村，他的作品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老驴头》《路过未来》到这部新作，都在讲述这片土地周边的人的故事。
好的艺术作品在于开放性，提供多元的视角，打开丰富的话题。影片的成功，不止在于演员精湛的表演，还有赖于导演的热爱，观众的热烈响应，以及中国整个电影市场在布局上的进步。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老师所言：“对于艺术电影来说，最重要的是影片可以找到它的观众。”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戴锦华教授与李睿珺导演的对谈实录。两位老师对谈时，影片日票房才不到十万。他们在对话中，谈到华语片的创作环境，大众对于艺术影片的接受程度，更“预见性”地探讨了华语艺术电影的突围的可能。
文章来自“活字文化×大咖时间”系列直播，「戴锦华对话李睿珺：华语艺术电影的突围」。B站搜索【戴锦华讲电影】，即可收看直播回放。
问题一：中国电影市场很大，但是大众对于艺术电影的接受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想借《隐入尘烟》的市场反馈，请两位老师谈谈您们如何看待华语电影的创作环境，以及大众对于艺术电影的接受程度？问题二：最近几年，戴锦华教授一直在做一些关于电影艺术的普及工作，比如2017年，戴锦华教授的首部电影课《52倍人生》在豆瓣上线，此后又出版了图书《给孩子的电影》，并在B站上线了《性别与凝视》和《中国电影50部》两门课。经由网络，这几门关于电影的课程被广泛传播，戴教授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接下来，也想听听两位老师从各自的角度，聊一下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关于电影艺术的普及工作？
李睿珺生活照李睿珺：电影首先是由导演去创作而成的，因此难免有个人的审美喜好渗透进电影。但是，除了导演对于电影美学的要求之外，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认为电影应该是有很多种形式的，包括多种讲故事的方式，多种拍摄方式，以及多种呈现方式。我拍《隐入尘烟》，是希望在目前已有的多样性之上，再给观众提供另外一种的可能性。我认为丰富性是电影创作者要考虑的一个重点。就像你在逛商场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说要买哪件衣服，只是逛着逛着就遇见了一件适合自己、价格能承受的衣服。就是说，商场不应该只有几个种类的衣服，市场也不应该只有几个种类的影片。如果一直告诉观众电影只有几种，那么，无论是从电影的语言上、形态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一种枯竭和萎缩的状态。
作为创作者，我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告诉观众，电影还有哪些可能性。虽然这部影片在视听语言上还是相对传统的，但是它在目前商业类型的电影中，叙述方式是有差异的。我通常认为做电影有两个出发点，一种是大众服务机制的商业电影，它生产的纯粹的文化娱乐产品只服务于观众，是一个纯粹地商业行为。另一种是交流机制的艺术电影，它使得观众能透过电影传达一种对世界的认知，传达一种对现行社会的思考。后者是一个平等的交流机制，每一个观众接受到的各有不同。
关于大众对于艺术电影的接受程度，以《隐入尘烟》为例。当我们在银幕上呈现老四和贵英这样一对人的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知晓它不会是广大观众的首选。另外，影院是一个盈利性的机构，所以它天然地会选择最赚钱的明星出演的影片，最受群众欢迎的题材来进行排片。这是他职责范围之内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上升到一个道德乃至文化责任的层面上去要求他做改变。当然，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希望可以提供给喜欢人文这类的观众一个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影院为所谓的商业类型篇敞开了大门的话，那么能否把窗帘拉开一丝丝缝隙，透进来一点点光给《隐入尘烟》这样的电影，仅此而已就可以了。我没有太大的奢望，因为你身处其中，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戴锦华：作为观众，作为研究者，我是那个在外面的人。我认为《隐入尘烟》本身已经表明了某种进步，表明了中国整个电影市场在布局上的进步，和中国观众的进步。一方面是中国观众在快速地成长和进步，另一方面是艺术电影的观众正逐渐地浮现出来。所以网上对于影片的打分才会始终居高不下。我在网络上看影评的时候，仍然会看到一些恶意的和定式的评论在说，李睿珺是剥削农村、卖惨取胜。即使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我们仍可以观察到评分的上涨。
我认为对于艺术电影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影片可以找到它的观众。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任何一种类型的电影都会拥有它的观众，而严肃的、有社会主题的，有艺术追求的电影，更可以拥有它的观众。就像睿珺说的，资本逐利是它的本性，因此靠文化的传播、靠政策的倾斜和保护，靠更多一点的排片，并不意味着创作者们不够强，不去竞争。而是原本这类影片的投资、制片的规模、表现的故事，或者诉求的观众，就不是最大公约数。以至于这类影片不可能与巨无霸们去“公平竞争”。
虽然与我谈起《隐入尘烟》的朋友们都在抱怨排片的不足，影院的少的时候，但是我仍然感觉了进步。因为以前有一些我等着它上档的影片，最后发现真的是影院一日游，而且排片是10点以前和10点以后，而《隐入尘烟》在我附近的较大规模的商业影院，至少有一个厅的全天有排片，我已经觉得是有进步了。当然这样的排片本身和导演所做的努力，和电影的口碑也是正相关的。
睿珺说有两种电影形态，但是我认为有更多种的形态。有不同的艺术电影，不同的商业电影。包括作为大片的商业电影，作为小情节剧的商业电影，作为极端实验的电影和作为有严肃的社会追求的艺术电影。电影的种类非常非常丰富，光谱非常非常宽泛。
戴锦华教授在“大咖时间”连线对谈的现场我倒没觉得我在做普及工作，我做事情的原因无外乎两条。一是觉得自己进入教学的倒计时了，所以想更多地做一些事，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能够留下些什么。尽管我非常清楚，它可能更速朽。那么，一是基于这样的努力。二是，基于一个特别朴素的原因，就是大数据，定点投放，信息茧房造成我们现在的困境，就是连商场也没有了，连逛商场碰到一件本来没想买的衣裳，后来买到了，这样的可能性都没有了。睿珺提到文明和历史的车轮不可抗拒，我完全同意。我丝毫没有认为我能够对抗历史的车轮。而只是想最后再试一试，能否在这种新的渠道当中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我更想强调“最低纲领”，就是爱电影的人去分享我们对电影的爱。网络上流行的说法叫“用爱发电”，所以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爱发电，使得这些没有资本加持，没有权力加持的影片能够多一点机会。如果可能我们打开半扇窗子，如果可能我们打开半扇门。
我总会记起多年前的一次跟侯孝贤导演的聊天。侯晓贤导演曾对我个人的对于商业电影的霸道的愤怒表示安慰，他说，我们艺术电影不要太大的空间，我们没有主流份额，我们压根没要主流份额。他说，让他们去做大市场，让他们打开空间，我相信中国电影繁荣起来，我们会有一席的位置的。那一次对话鼓舞了我。侯导不像我对于好莱坞那般愤怒，或者对商业片那般愤怒。他一以贯之的平常心，特别感动我。
我近来也是想用更平常心的态度去做些努力。我们赚不到大钱，也出不到大名，但是我做我心安，我做我欢喜，我做我快乐。为了一份更内在的，也是更自我的力量去做。
经常有人说，坚持艺术电影，坚持学术立场，我觉得不用搞得那么悲情，到了坚持的份儿就有点惨了。我快乐，这是我自然的选择。要知道，观众多，我们导演也多呀，我们有无数多的爱电影的人正在进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希望有更好的政策的倾斜和保护，有更宽松的创作局面，更多元的创作格局。但是同时我们本着一份平常心，本着我们自己对电影的爱做下去。观众买一张电影票也是他的坐下去，他同样是进来寻找一份快乐。
我记得每次到电影院看电影，最尴尬的就是，我一定是那里面最老的一个，观众都非常非常的年轻。当然我也早学会了不管他们用多么奇怪的眼睛看我，我都不在意。
关于《隐入尘烟》，你会看到那些特别的观众，他们是特别地去选择你的电影去看的。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访问，是问“到商城进不进影院，对你意味着什么？”他说，就是在买一个单球的哈根达斯，和看一场电影之间的选择。曾经电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娱乐消费的形式。但是我想进入到《隐入尘烟》这个厅的观众，应该不是这样一种单纯的消费选择。他们是听到了这部电影，他们是为这部电影而来的。所以我看的场次就没有影院当中那些骚扰，包括手机响起来了，荧幕晃你的眼睛，走来走去，就真的没有发生。大家就是用看电影的方式从头看到尾，最后反而我是在字幕播放的时候最先站起来离开的那个，其他观众还坐在那里。通常我会说“好没教养，你们怎么在电影刚一走字幕的时候你们就走了。”但是《隐入尘烟》的放映中，你会看到一些特别的观众，他们已经在明确地寻找他们想看的电影，这些电影也是在不断地寻找和他们相遇的方式。
我一辈子被人说是悲观论者，最近经常被人说是乐观主义者，因为绝望到深处，就能明白鲁迅那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也是虚妄，希望也是虚妄。“悲观和乐观是一样虚妄的，当你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了，你就不会觉得所谓悲观是一种真实的态度，而乐观是一种积极的和理想的态度，这根本不成立。因为那个绝望本身忽略掉的东西，也许是可以放置希望的地方。总有人要生存下去，你就会意识到重要的不是悲观和乐观，重要的是你怎么去选择和放置你自己和你的工作。”（来自《人物》特稿《戴锦华 在场》）所以，我认为走下去，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
李睿珺在电影《隐入尘烟》的拍摄现场李睿珺：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一直都在做，是因为我喜欢电影，我爱电影，我喜欢这样的人群，我爱他们，所以这是一种本能。在映后，有观众会说导演你要坚持，我说，从来都没有在坚持，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就即便别人不让我做，也是拦不住的。
戴老师说，我们走下去，走到无路可走为止。那么，我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尽力地走，尽我所能地去做自己的喜欢的电影。戴老师说她可能进入到倒计时，我也感觉到了这种急迫，我算了一下如果3年一部的话，那么我可能余生不到10部电影的机会了。因此我当然要选择自己最迫切最想要的题材拍出来。谢谢大家。
戴锦华：我说的倒计时是形而下的倒计时，他的倒计时讲得是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紧迫感。扯开去一句，20世纪和21世纪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20世纪的文化当中充满了一种紧迫感，似乎一切我们都要应该迎上去，我们都应该抓紧，我们都应该争取最后的斗争。而21世纪，反而是生命的急促不断地被表述，但同时人们又是那样的疲惫，那样的散漫，好像找不到一个站立的位置。就像电影里贵英的那种不安。疫情的三年更强化了这种感觉，给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和日常都笼罩了这种不安的经验和不安的体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经由电影去看到他人，看到世界，同时我们要去思考在自己的生命中怎么重新地去度过。无需坚持，无需所谓振奋，但是至少不是一个听任它去碎裂，听任它流失，听任它就这样地丧失了所有的意义。当意义不断地被剥夺的时候，那么你个人是不是要再继续地去抛掷意义。
所以，我们借着睿珺的新片《隐入尘烟》，我们围绕着这个电影谈了很多的东西，谈了我的体会，谈了他的构想，也是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当然我也非常欢迎你们经由云中、经由网上以种种方式来跟我一起分享，对电影的理解，对电影的爱好。谢谢睿珺，还是希望《隐入尘烟》可以继续卖，如果能大卖更好。
原标题：《大咖时间｜戴锦华X李睿珺：华语艺术电影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