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丨《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序
《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李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李芳这部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时光如流，屈指算来，她博士毕业已经十四年，而我们合作开展子弟书整理与研究的经历，却仿佛就在眼前。
“子弟书”，是清代八旗子弟群体中产生的一种说唱文学，其文本性质介于传统诗词和鼓词唱本之间，就像元人散曲介于诗词和俗曲之间一样。它主要流行于北京及沈阳一带，随清亡而消逝，其文本仍在民国以后的说唱和地方戏中被演唱或改编，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如越剧《红楼梦》中许多优美的唱词，就来自韩小窗的子弟书《露泪缘》——但今天人们对它的了解十分有限，2012年，我和李芳、关瑾华合作编集的《子弟书全集》《新编子弟书总目》出版，就有不少人在介绍时把它说成“弟子书”。
我涉猎子弟书的研究，最初是因工作的需要。1989年夏天，我博士毕业留校，在中国古文献所工作，当时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标点整理清车王府旧藏曲本，其中有将近三百种子弟书，我们整理之后，以《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为题，于1993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四卷，用大十六开本，像两块大砖头，厚厚的、沉沉的。我主要负责其中第二卷。通过校点，我对子弟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发现车王府所藏只是子弟书众多版本中的一种，其他版本仍为数不少，而且车王府所收者，不过占已知篇目总数的三分之二，所以，我萌生了一个念头：系统地汇集所有版本，编纂一部总集。这500多种子弟书，大约400来万字，花个一二十年时间，应该能够完成。
2000年11月，我申请的“子弟书全集”整理项目，由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立项，资助经费两万五千元。这是我学术生涯获得的第一份资助！2001年4月到2002年4月，我在日本访学，全面调查了日本公共图书馆有关子弟书的收藏，并全部作了复制。早在1991年，首都图书馆就把所藏车王府曲本全部影印，线装，300余函，售价人民币30万元，主要销往海外。早稻田大学买了一套，就放在普通书库，可以出借，我用数码相机把其中的子弟书全部拍了下来。其后，又借赴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之便，调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等处收藏的子弟书，构成了一个初步的资料库。最为幸运的是，2003年，我认识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他听完我的介绍，当场拍板说，交给他出版，出版社愿意承担所有出版费用。既然出版有了着落，我的工作也就必须抓紧展开。
但这只是我计划进行的工作之一。我那时刚过不惑之年，精力旺盛，想法稍多，有几个项目在同步展开：
一是在日本一年，对日藏中国戏曲作了全面调查，准备编一部“综录”，选录孤本、稀见版本影印，再出一本专著，构成一个系列的成果，目录与影印工作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接；
二是力主启动《全明戏曲》的编纂，并建议先整理明杂剧，获得黄天骥师认可，也得到了中山大学的支持。此事作为团队的集体项目展开，安排在中华书局出版，我是组织者与联络人；
三是将研究领域从戏曲拓展到说唱，时间下延至民国。“子弟书”只是其中的一项，广东的木鱼书、潮州歌册等，是后续的目标；我还希望联合学术界的同道，着手各自感兴趣的对象，分别调查整理，将来以“中国俗文学文献大系”之名，分头出版，逐步改变这个领域较为冷落的局面。
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从日本回国后，我开始招博士生，就有意让学生参与我的计划，在师生之间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团队。我给他们的题目，大都是我展开多年、有所积累，或是深感兴趣、切实可行的，这样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还能在资料、视野与观点上提供帮助。学生多承担一些文献调查、寻访等基础性工作，我就能腾出时间与精力，再拓展新的领域，争取新的立项，则之后再招收的学生就又可以有新题目供选择，从而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滚动推进。
回顾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的历史，我发现基本文献的建设，大多是在1950年代完成或打下基础的，如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四集，1954-1957）、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959）、傅惜华先生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系列目录（前三种，1957-1959）及《子弟书总目》（1954）等，皆是如此。正是一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投身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如阿英、傅惜华、谭正璧、薛汕等，在长期关注中收集了丰富的资料，编制了相关目录，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此外，许多老一辈学者在1980年代之后出版的著作，其实都是1950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写成的，而我们在1980年代以后所做的工作，很多只是拾遗补缺，或是将有关专题捋得更细一些。到1990年代后期，通俗小说、文言小说和古代戏曲等，都已编有较为完备的目录，主体资料大多已影印出版，而数量极为庞大、体裁各异的说唱，除了《子弟书总目》《中国宝卷总目》以及木鱼书、鼓词等有简目或草目外，大多未得到编目、整理。另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老一辈学者的收藏大多归于公立图书馆，各馆逐渐将这类新获的书与其他“未编书”加以编目公布，所以我们已经有条件对俗文学文献作全面系统的梳理，编制较为完备的总目，改变以往 “家底不清”的局面，并且为今后分类编纂整理“总集”奠定基础。而这每一种具体的体裁，其实也是一个个有待拓展的“领地”。我们与其执着创造新理论、新体系，不如用朴实的态度，选择合适的领域来做一个真正的“专家”。
我希望我的博士生，选一个合适的对象，圈出一块领域，构建自己的“根据地”，通过三、五年的开垦，完成基础文献寻访，然后写成博士论文；再用三、五年时间继续深入，在全面阅读所获文献的基础上，识其全貌，然后编制完成总目或叙录；再以三、五年时间深入到文本内部有关问题，同时结合整个学术领域，打通其他体裁，那么，用十到十五年时间，就可以让一个领域从基础文献整理到专题内容研究都得到全面推进，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专家”。在此过程中，我个人与团队则是他们的后盾，给他们指引方向，保障工作有序地推进。我一生可带十几、二十位博士生，若其中有半数达成预期目标，则能把八到十个专题领域，作出全面的推进，那时再回首观照，它们就该是如星火燎原，遍地开花，或者是星光灿烂了吧！
2004年春夏之际，在李芳获得硕博连读生资格后，我专门就其研究方向做了沟通。李芳硕士时跟陈永正教授学习，接触了“类书”，她也很有兴趣，一种方式是沿这个题目做下去，但我对类书没有研究，所能给予的指导十分有限；另一种选择是跟我做子弟书研究，虽然她从来没有接触过，不过我积累的资料可作为她的基础，她则可协助我完成这个选题。在认真思考后，她选择了跟我做子弟书研究。
她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其实给学弟学妹们带了一个好头。因为接下来广东籍的关瑾华选了“木鱼书”，潮汕籍的肖少宋选了“潮州歌册”，福建籍的潘培忠跟我做博士后，选了闽台“歌仔册”，图书馆学专业的熊静则做了清代内府戏曲文献的著录与研究，周丹杰、李继明则后续完成了粤剧、木鱼书文献的编目与研究。我自己在日本一年，深感走出去看世界的必要性，所以我招收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有海外访学的经历，加上我结合以往工作，申请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题为“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依托这个项目，仝婉澄做了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刘蕊做了法藏中国俗文学文献及汉籍研究，徐巧越做了英藏俗文学有关文献的研究，斯维做了悲剧观念的东传研究，林杰祥做了日本俗文学文献的研究。还有一些同学则在参与“全明戏曲”编纂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如罗旭舟做明杂剧研究，李洁做明传奇研究。也有同学在参与集体项目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题目，例如王宣标在调查“全明传奇”目录时，发现《明史·艺文志》的编纂有许多问题尚待澄清；彭秋溪在追索明清曲目时，选择了乾隆朝饬禁戏曲的研究及宫廷档案中的戏曲史料的辑录整理。他们的毕业论文也都得到了专家的好评，这是后话。
我自己则是花了十年时间积累、消化、融通，才完成了日藏戏曲文献的寻访编目、选录影印和专题研究，所以对如何展开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程序。首先是对有关文献作全面系统的调查，这种调查不限于国内，而要求放眼全世界，以求全面掌握资料，再在此基础上完成目录编纂；其次，通过版本比勘，考查其中的珍稀文献，申请复制和出版许可；最后，结合文献版本、庋藏源流及相关内容，完成一部研究著作。在我看来，要真正推进一个专题领域的研究，以十到十五年时间为周期是正常的。我当时为李芳所做的安排，也是按这个程序来展开的，只是当时我个人的工作尚未完成，这些“设想”结果究竟如何，其实尚未可知。所以我很感谢她的信任。按我的安排，子弟书的编目和整理是我们共同合作的课题，“研究”部分则交给她，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和后续成果。
子弟书收藏最集中的城市是北京，所以李芳入学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北京访曲。当时关瑾华刚刚获得硕博连读生资格，也很有兴趣参与调查，于是她们两人结伴而行，一起赴京。
2005年秋冬，她们在北京呆了三个月；2006年夏天，再赴北京一个月。当时我们唯一的经费，就是“古委会”的那些资助，她们则想尽办法掰着指头花。先是搭伙到李芳家乡驻京办事处，安顿住宿，每月只花一千多元。两个人拿着北京地图，寻找各路公交的最佳路线，满北京城东奔西跑。外地人不能买月票，她们攒了一大堆一元钱的车票，回来后贴了十几张贴票纸，去向财务处报销。结果是两次北京之行，她们报完账，我的经费还剩余大半。
她们出门时的标配是手提电脑、相机，一套江苏古籍版《子弟书集》（用于核对校勘），以及笔记本、水杯和其他日常用品。就是背一个双肩包，拉一个行李箱，再斜挎一个小包。
她们去时尚是初秋，转眼就到了寒冬，连冬服也都是在北京买的。我听着她们的汇报，浮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是两个个子娇小的南方女孩，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绒线手套，背着包，拉着箱，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呵着热气，每天都赶在图书馆善本部开门前到达，总是赖到最后一刻才离开；中午啃两片面包，下午离开图书馆后才找个小吃店填一下肚子；晚上则整理白天所得资料，分档归类，记录在案，然后寻觅第二天的目标。
她们告诉我很快乐，很充实，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每个馆里都有新的收获，并且长进很多。因为看到的都是原始文献，有抄本、刻本、石印本，不同的纸张，异样的装帧，各款的印章，笔迹迥异的题识，与看铅字印刷的书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她们还说，终于能体会到，为什么老师总说古籍都是有生命的，亲手抚摸书册，她们仿佛看到了一册书从产生到辗转流传的轨迹，体会到前辈们悉心收藏花费的心血。而她们的收获并不限于此，出门在外，她们不仅要学会安排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要适应北方的气候环境，还要与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不同性格的工作人员打交道，要面对诸多的新问题。而通过了考验，就意味着成长。所有这些，让她们忘记了每天高强度看书的疲劳。也许正是因为她们年轻，充满着朝气，有着昂扬的斗志，让她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只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
记得她们最初到一家收藏子弟书十分丰富的图书馆访书，由于该馆原则上不对外单位人员开放，查验过介绍信，核对了研究生证，工作人员便公事公办，按规则收取“提书费”，显得十分冷淡，这让她们颇觉难受，于是来向我“诉苦”。我说不用介意，我们会用行动打动他们，改变他们的态度。果然，几天下来，她们每天最早到、最晚走，翻书、核对、记录，几乎不挪窝，忙碌有序，不知时间流逝。这让管理员产生了好奇，于是主动问询了解。她们则如实地告知我们的工作程序，全面系统的调查，逐册验看的要求，令管理员大受感动，觉得她们作为学生能够这般认真投入，实在太难得，就一路绿灯，甚至主动提供了馆藏卡片柜里没有著录、很可能是子弟书的文献，这给了她们意外的惊喜。
我只能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与她们汇合，去解决一些她们难办的事情。然后拉着她们四处“打秋风”，让北京的朋友请客，来“犒劳”她们。记得“敲”卜键兄那次，伊白女史作陪，我们高谈阔论，评点古今，她们听得兴趣盎然，因为这与课堂上的情况完全不同；卜键和伊白还有针对性地为她们作了指导，点明老师从文献入手展开研讨的意义。这些长辈的指点，有时候比自己老师所说，还让她们印象深刻。我带她们拜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先生，见到了满族老人家弥奶奶，八十八岁的老人给她们每人都写了“福”字，这份祝福让她们之后的生活与工作都十分顺当。我们一起去拜访李啸仓先生的夫人刘保绵，刘先生慨然搬出所藏子弟书和俗曲让我们翻拍，我们才知道刘先生毕业于北大，也是一位俗文学研究者，这些文献其实是她和李先生共同收藏的，我们还发现傅惜华先生当年可能没有见过这些原本，所以在著录李氏藏书时出现了一些误差。
其间还有一则故事。2005年10月，正当李芳踌躇满志地要在子弟书领域大展拳脚时，忽然发现北师大的一位同学刚完成了一篇题为《子弟书研究》的博士论文，她之前设想要写的内容，全都已经写了。她来电告诉我这个情况，情急之下，语含哭音。我觉得题目相重是可能的，但具体做法不可能一样，让她不要着急，先把论文转给我看一看。看过论文，我觉得那位同学凭借个人的努力，独力完成这篇论文，很是难得。但她主要利用了已标点出版的子弟书文献和学者新发掘引用的资料，以及北师大图书馆的一些藏本，而没有想过利用北京的地缘优势来展开系统调查，其核心仍是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下对题材、内容的讨论。我们则是从文献普查入手，在全面寻访、汇集、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再深入研讨，二者其实有着很大区别。所以我告诉李芳：不用担心，在你还没有对这个专题做真正的调查与研读之前，单凭印象中的研究范式设计出来的章节、内容，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必须在研读文献之后，才能提出问题、确立观点，所以要有信心，只要继续按计划实施，最后要担心的不是没内容可写，而是内容太多，写不完。这让李芳平静了下来，更加着力于文献搜寻。而她后来论文写作时的情况，也确如我所预料，不是没东西写，而是材料太多，要吃透不易。甚至在毕业之后，又用了十多年时间来慢慢消化，才修订完成她的这部专著。
人生总是充满着缘分。有一次赴京，我去社科院文学所调查子弟书资料，遇见蒋寅兄，承他问起，我陈述了正在做的事情。对我们的做法，他深为欣赏，并且感叹说：现在还有年轻人愿意这么做，很是难得。说完，他又冒了一句：文学所的俗文学收藏极多，无人编目，要是你的学生愿来文学所，我一定支持。没想到，几年后，李芳真的去了文学所工作，其机缘就始于此。
我们在普查了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收藏后，发现还是缺了很重要的一块：刘复（半农）当年收集的文献。1928年前后，刘复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民间文艺组”负责人，搜集了两万多种、六万多册俗曲唱本，其中仅子弟书一项就超过一千种。这批文献在1949年之后被迁往台湾，收藏于傅斯年图书馆。2004年，史语所编选影印了《俗文学丛刊》，在第四辑里收录子弟书条目309个，实收326种（内有同名异书），每种收一个版本，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利用。不过，当同一种书存有多个版本时，编者考虑到文献的完整性，优先择取那些首尾完整、抄录工整的本子，结果所收多为晚清、民国抄本，而一些早期抄本，则因首尾有阙而未获影印。我们编纂总目，要求目验所有版本，再加著录；校理全集时，必须校勘所有版本，最终厘为定本。所以，傅图的收藏，是不可或缺的，必须逐一验勘。但那时两岸尚未通航，要去台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5年，中山大学获得校友资助，设立“凯思奖学金”，资助博士生到海外访学，虽然数额不大，只够支付最基本的交通与住宿费用，生活费用都需自己补贴，但在当时，这样的机会却是极为难得。我第一时间向学校提出了申请，并写信请“中研院”文哲所副所长华玮研究员担任合作导师，终于帮助李芳争取到去文哲所访问半年的机会。于是，李芳成为大陆第一位自筹经费去台湾访学的学生——在此之前只有通过台湾方面的资助，才能成行。
“中研院”不招研究生，或因如此，学生身份的李芳，得到了文哲所和史语所师长的诸多关照，常常被约请共进午餐。那时两岸交流还不是很通畅，很多学者从未来过大陆。他们饶有兴味地询问大陆学生和学界的情况，李芳则乖巧地回答，更多时候是做一个聆听者，安静聆听师长们讲述他们在海外学习的经历，台湾学界的状况，对不同学术流派的评价，以及许多的提点，这大大拓展了她的学术视野。与此同时，李芳作为一个“局外人”，还获悉了诸多学人的“八卦故事”，并且习得一口纯正的台湾腔，直到去北京工作后，才转换了过来。期间，李芳还去台湾大学旁听曾永义先生的课，周末去剧院看戏，与台湾从事戏曲研究的师友们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李芳的日常工作，是每天在上班时间到傅斯年图书馆看书，结束后回到文哲所的研究室整理所得资料、阅读台湾和海外的文献。因为时间紧迫而资料丰富，她带着强烈的“饥饿感”，每天都幸福地泡在书堆里，不知疲倦。她不知道的是，师长们也在观察她，因为这是第一个大陆学生“标本”呵。一年后，我去史语所参加俗文学研讨会，“中研院”的师友对我说：他们每天早上到所里时，李芳就已经在研究室了；晚上十点多准备回家，发现李芳还在研究室。他们感叹台湾的学生不够用功，这样下去，今后和大陆学生的学术能力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因为欣赏我的学生，他们无意中对我这个当老师的也“高看”了一眼，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
李芳来信汇报说，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广东俗曲也非常丰富，虽然在网络可检索，并且有一部分得到了影印，但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于是我与史语所王汎森所长联系，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请他发邀请函，我派学生自费赴台去编那些待编的文献。子弟书项目剩余的一点经费和我新获的一个教育部项目，让这项协议得以完成。王汎森先生也特地从他的所长经费里拨出一些，做为她们的生活补贴，使这个合作项目得以顺利展开。
这样，李芳在台又多呆了半年，在全面比对、校核傅图藏本之后，又利用近史所等处的收藏，编制了七万余字的子弟书目录。同时，关瑾华、肖少宋、梁基永等几位也前去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编目，我们基本摸清了傅图所藏俗曲的情况，掌握了许多其他类别的古籍资料。基永在文献收藏方面有许多心得，所以还应邀做了一次小型讲座。
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借助这样的调查工作，除了马彦祥先生的旧藏不知下落，关德栋先生的收藏因未清理不能借阅，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凡是曾有著录、有人提及的子弟书文献，我们都复查、验看过了，借此全面系统地掌握了现存文献，为总目编纂和全集整理奠定了基础。
应当说，在我们之前，关于子弟书研究做得最为深入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陈锦钊教授。他1970年代读硕士时，参与了傅图所藏俗曲的整理工作，主要负责其中的子弟书文献，后来遂以子弟书为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傅图藏子弟书文献的一些珍稀印记、题识，就是由他首先发掘利用的。1990年代之后，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他经常利用假期自费来大陆调查子弟书，又发掘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我对他的工作深感钦佩，闻知他也有意整理子弟书，我觉得这类文献，出版一次不易，能出一种就不错了，所以在21世纪初与他相识时，我曾表达过合作意向，请他负责台湾所藏，我们来承担大陆所藏，但他未置可否。李芳赴台后，我请李芳拜见时再度诚恳相邀，仍未有结果，那就只好各做各的了。
陈先生的优势是他翻阅过傅图所藏，早年的积累较为丰富。不过，当李芳在台一年，按版本目录学的规范要求作全面系统的调查之后，我们掌握的信息，已经超过陈先生了。也缘于他最初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后来要再重做，时间和条件已经不允许了。至于大陆所藏资料，虽然他已经做了多年的访书工作，但他只有假期很短的时间，无法像我们这样做“地毯式”搜寻，加上某些图书馆还人为设置了借阅门槛，他凭个人之力，其实是很难完成普查的。我阅读陈先生的《快书研究》（1982），其中附有他辑录整理的“快书”，发现当有多个版本时，他往往选择最易获取的民国铅印本作底本，而没有用傅图收藏的清抄本。事实上民国排印本存在较大的改动，已非清代面貌，看来对于底本的择取，对于文献学基本规则的理解，他似乎与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也确实是分开各做一书为好。
我们在2007年左右完成了总目的初稿和全集的录入工作，出了清样之后，又花了多年时间校对，继续补充新发现的资料。有几种同书名、同题材的子弟书，在最初调查时，我们以为是同一书，所以只录了开头数句和末尾数句，经过仔细校勘之后，发现是同题材的别本，需要一并收录，但也有两种郑振铎旧藏本，因为国图将郑氏藏书集中扫描，不能提供，只好付之阙如。
子弟书的句式以七字句为基础，通常又以十字句为多，最多时可达二十余字，为了保持原貌，这多出的字，要用小字双行排列，但这行距很不好掌握。为了版面美观，我请编辑做了很多的尝试，最后终于调到合适的位置。再如子弟书演唱时分“落”，早期抄本都标有分“落”符号，早期刻本则在句末用圆点表示，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重新为所有文本补充了“L”符号。我们整理子弟书大都用三到五个版本作过校勘，心中才算安定，而版面上看，却可能是一个校记也没有。
而我们勤勉也获得了最好的奖励，那就是《子弟书全集》项目幸运地获得国家重点出版资助，在2012年顺利出版， 2014年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可以说谢社长的出版家眼光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2020年10月，陈锦钊先生的《子弟书集成》也由中华书局出版。近十年来，子弟书研究十分活跃，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想来我们和陈先生所做的文献资料工作，已经产生了作用。
李芳在2008年6月顺利通过答辩，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之后又跟随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做一站博士后，主要承担满族词人的词作整理。她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从子弟书拓展到旗人作家作品的研究，将诗、词、曲、戏剧，合而为一，耐心地积累，慢慢地消化，如今再用了三年多时间，将毕业论文作了认真的修订补充，呈献给读者。我则借此机会，把我们师生合作展开研究的过程作了一番回顾。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