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都与国际城市：边缘城市墨西哥城是如何实现全球化的

我究竟归属于何方？全球化已让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地理和文化定位。在城市里，尤其是在那些超级大都市里，这一问题就让人更生好奇之心。换句话说，在这些大都市里，我们原先对于地方的理解变得模糊不定。它们已不是边界分明的同质区域，而成了一些相互联系的空间。在这些交互的空间里，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的构成则包括本土的、国家的以及跨国的物质和文化资源。

当人们问起我们现居何地之时，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也很难作答。如齐格蒙特·鲍曼所称，“有意义的栖息地”是那些既能伸展又可以收缩的空间。我们都生活在“充满机遇和自由选择的栖息地”（Bauman，1992：190；Hannerz，1996：42—43）。当然，有时我们也无法如此自由，但还能够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来源于诸多地域的各种艺术风格。这些信息与风格元素不是“栖息地”固有的，却赋予“栖息地”多元性和灵活性。我们在自己的居住地和游走于不同城市的过程中想象并构建着我们的归属地。

将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城市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各大城市的内在差异，以及城市的本土性、民族性和全球性之间差异的多种多样。根据阿马利娅·西尼奥雷利所述，美国许多城市“都已逐渐演变成了贫穷或富裕犹太人聚居区，各社区相互分离，不存在依赖，却都只要存在，便难断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关联”，并常由“并不一定属于该城市的指挥总部”领导。因此，犹太人聚居区内部合并的过程和组织机制“就慢慢地局部地区化，越来越微型化，并在其内部只担负单一区域的功能，由此就更加突出它的独立和分离之特点”（Signorelli, 1996b：54—55）。理查德·森尼特指出，美国城市内按照种族和阶级分离而居的状态以及那种总要“跟同类一起”的思维，是造成对外来人口多疑、低容忍和充满敌意的根源，而这情况又由于美国人对于秩序感的偏执追求而进一步强化（Sennett，1996：101—109）。齐格蒙特·鲍曼同样评论道：在极端同质化的城市或社区内，要“培养出能够正视人类之间的差异性和各种形势的不确定性的品行和机智”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倾向是“对他者抱有恐惧之心，仅因其为他者”（Bauman，1999：64）。

在欧洲以及借鉴了欧洲模式，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模式而形成的拉美城市中，城市发挥着推动各类移民完成现代化并相互融合的功能，这些移民不仅包括外国人，也包含了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虽说存在穷人区与富人区、中心区与郊区之别，但城市依然促进了多族群的和睦相处。这一模式具不均衡性，然而整体上并未将“本地”和“外地外国”的标签分得过于清楚。

在最近二十年间，巴黎、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等城市移民数量的增长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的恶化，使得人们采用街区封闭并设立各类监控系统的方式加强防卫，这种土地使用方式和交互的片段性越来越像美国的分离模式。然而一体化的城市规划仍是主流观念，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中产阶级还是对于广大民众，大型城市是跨文化实现的场所。或许，“要实现信息传播，并在一个足够广大的人群之中对不同体验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一个关系网络，尽管这一网络对于全球性社会系统并不重要，大型城市是唯一可能的空间”（Signorelli，1996：55）。示威者的游行，还有工人、学生、妇女和居民的抗议，社区广播以及跨国电视台都是城市重大事件，它们在城市里发生，同时主要反映城市里或不同城市之间的问题。即使是在美国，上述活动也属城市行为，上述网络成为各类运动的城市基点以及克服分离问题（虽只是偶然成功）的路径。

当地时间2022年8月3日，巴西里约热内卢，麻省理工学院的可感知城市实验室使用3D激光扫描数据来观察巴西的贫民窟。

城市复兴

我想再具体探讨一下从何种意义上说大城市是对全球化进行想象并将全球化与民族的和本土的事物关联起来的空间。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学者做过研究，当时主要涉及第一世界的大城市。萨斯基亚·萨森以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分析开启了这一研究方向。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霍尔迪·博尔哈和彼得·霍尔则聚焦欧洲城市，并改变分析角度，摒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流行的对城市衰退的警示视角。全球化的都市主义回避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以及犯罪行为等城市灾难，转而表达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下滑趋势局部得到控制以及技术的创新。为佐证此般日新月异的变革趋势，还提及一些城市出现的“回归市中心”现象。保罗·佩鲁利将巴黎和柏林列入城市复兴的范例。巴黎是因其前几十年的大规模建设政策今日已结硕果，而柏林则得益于东西欧统一的实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大都市，尤其是那些欧洲偏南部的城市，诸如巴塞罗那、慕尼黑、里昂、苏黎世、米兰和法兰克福等，在朝着这一方向的发展中扮演着新的角色。这些城市的经济和文化重启，就业率增加。这个增加不仅仅发生在第三产业，也发生在长期不景气的工业领域：新型非物质网络的基础建设在形成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也得以推动。相似的现象也在纽约城中得到印证：纽约这个曾因暴力问题与社会堕落被某位城市规划学者定义为“西方文明的终点站”（Koolhaas，1994）的城市，近些年的凶杀和抢劫案件不断减少（也许得归功于监控摄像头的投放？），开始兴建新型艺术和商业中心，此外还成了众多知名出版社、100多家报社、240多家杂志社以及160000多家网站的总部所在地。

成为全球化的城市究竟需要哪些要素？上文提及的学者们指出需要以下条件：一，跨国企业，特别是从事管理、研究和咨询的机构能够发挥强大作用；二，国内和国际人口的跨文化混合；三，聚集一批精英艺术家和科学家而获得国际声望；四，国际旅游人数居高。（Borja，Castells，1997；Hannerz，1998；Sassen，1998）

可能有人要问：“城市复兴”到底是否真实？又是谁能在超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获利，毕竟大多数人都只能作壁上观？这样的批评是针对上述提及的几个城市的。我曾于1998年10月参观了柏林市中心的修缮工程。当时25万名劳工夜以继日赶工，要让诺曼·福斯特、伦佐·皮亚诺、贝聿铭及其他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大楼拔地而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德国人能那么快速地就把波茨坦广场上曾将柏林一分为二的柏林墙旧址留下的历史伤疤掩盖好。彼时，仅有些许建筑物尚存，其中最显眼的便是那口巨大的井，因当时还在修建中，不允许人进入工地。但还是可以登上InfoBox——那个巨大的红色塔楼，楼上一直播放着关于该工程完工后的样子的概念短片。此外，还有一家售卖各种“纪念品”的商店，出售之物包括电脑合成的各类建筑完工后的“照片”、宣传画册、装饰物、T恤、影音产品、海报和印有未来建筑工程图片的纪念杯，甚至还有组装虚拟建筑的拼图游戏以及互动式光碟。游客能够“亲身体验”这个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并且还能作为观众象征性地参与戴姆勒奔驰和索尼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建设工程。全球性的现代化对于局外之人来说不过是一出戏，而对尚未存在之物先制作“纪念品”，以此来构建一个新的融合与记忆想象体，却是合乎情理的。

全球化的城市与传统的非多元融合城市之间的差距，在第三世界的特大型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几位研究此问题的专家都将既定的全球化城市和“新兴城市”区分开来。前者包括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东京和香港，这些金融、保险、咨询、广告、设计、公共关系领域以及音像和信息产业管理的老牌中心。与此同时，“新兴的区域中心城市”则涵盖巴塞罗那、圣保罗、墨西哥城、芝加哥、中国台北与莫斯科等城市，那里的全球化服务业与传统行业、非正式或边缘化的经济活动、低效的城镇服务，以及贫困、失业和糟糕的治安状况等现象同时存在。

第二类城市，即“新兴城市”，正处于传统的极端方式与全球性现代化的对立之中。此般局面为全球一体化提供便利，然而同时也为经济文化领域的不平等和排外现象提供了土壤。这样的问题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年轻人就业困难上：或因经济条件的不平等，或因教育培训的缺失，他们在劳动市场上难以立足。

分裂和不平等，即存在于全球化的城市和本土的、边缘化的、不安全的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是阻碍许多城市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中重新找到自我定位的主要因素。博尔哈和卡斯特利斯指出全球化的一大风险是变成服务于精英阶层的全球化：“城市的一部分被打包售出，另一部分则处于被雪藏或是被抛弃状态”（Borja & Castells,1997：185）。许多美国城市曾在早年遭受过治安和暴力问题的困扰，使得其城市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于是，当时这些城市采取了专项政策实行强化整治（其中有些是不民主的），又开展艺术文化活动构建有吸引力的城市空间。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特大城市中，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政府执政力的削弱使得提升各类服务、改善社会治安、调动新的经济文化资源以革新城市生活以及扩展城区向外辐射等目标难以实现。同时，失业问题不断加剧，年轻人就业尤其困难。

边缘城市的全球化

正如对城市（如柏林、巴黎和维也纳）的研究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化一样，我们可以思索一下是否今日对城市变革的探讨有助于一些全球化理论问题的解决。若我们一致认定特大城市（或至少是其中几个）是全球化运动在工业、金融、公共服务和传播等领域得到体现的场所，那么公共空间的转变则能给予我们理解全球化趋势及其与本土文化互动的密钥。下文中，我将着重分析在一些拉美城市中发生的文化代表意义与城市视觉形象的变化，墨西哥则是重中之重。此般分析是为理解在政治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艰难”过程中，对于全球化的想象构建发挥着何等作用。这就要我们重新认识全球化，同时也促使我们去探究在所谓的全球化城市中，如何重新界定城市属性和公民身份。

墨西哥城

与其他殖民城市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和墨西哥城曾是该区域的重要首府，也是与西班牙连接的枢纽城市。此类跨越国境的交往联系，在民族独立运动之后和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仍在持续。大型的港口城市从二十世纪初起就一直保持开放，而当地的传统则和与之进行贸易来往的大都市的舶来文化相糅合。比如，大西洋沿线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哈瓦那和里约热内卢，同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有来往，而哈瓦那与里约及非洲大陆有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利马和巴拿马则与美国以及亚太地区往来甚密。在这些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的雏形，只是它受限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必须优先与某一个大型城市保持密切往来。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上述拉美都市的城市结构和城市生活意义主要取决于它们作为其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但当今，墨城和圣保罗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化城市并非因为它们是区域的中心抑或与某个“宗主国”有密切联系，而是由于它们成了世界级的经济和传播网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心。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1940年，墨西哥城的人口从185万激增到341万，墨城的城市结构却仍然保持着十六世纪由西班牙殖民者所设定的方形结构。直到大约五十年前，城市生活都还在划定的区域里进行，其地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位于老城区（位于今墨城市中心地带），而老城区由殖民时期的老建筑、十九世纪的建筑以及其他一些能让人想起史前历史的考古地点构成。

在这一时间段里，国家政府一直都是民族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墨西哥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诸如印第安族群之间的分化以及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隔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国家成立后所建立的铁路运输系统、国家经济市场、一个以卡斯蒂利亚语言为基础的教育系统、单一政党内的政治一致以及权力集中的工会。同样，文化财富也促进了此般大一统的实现：通过手工艺术、现代造型艺术和电影艺术，形成了综合反映自身民族文化的财富。所有这些文化的想象体在国家博物馆和国际博览会上频繁展出，在庞大的公共壁画中来回呈现，在乡土记忆和城市情感交织的电影中重复演绎。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二十世纪初只有10%的墨西哥人住在城市里，而七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70%），各种地区资源，如教育中心、博物馆、有纪念意义的考古地点和墨西哥政府保留下来的殖民时期建筑，都越来越聚集一地——以首都墨城尤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的文化保护政策比其他任何一个拉美国家都要健全。

从半个世纪前至今，墨西哥城的公共空间、人们聚集和交往的方式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早在1950年，墨城作为首都其面积也仅是现在的三个中心区(贝尼托华雷斯、夸乌特莫克和科约阿坎)那么大。那时人们的生活主要集中在城区内，倒是也有有轨电车，还有22000辆马车、60000辆汽车以及1700辆负责日均百万人流区际流通的公交车。市民步行就能走到老城区，真要使用交通工具的话，行进距离也不超过五公里。那时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阅读报刊来获取信息，而更多人则更倾向于收听电台，并且人数开始不断增多。人们常会去看电影，或去舞厅和公园消遣。那个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视频。大学、书店和剧院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

从城市空间到媒体领地

《想象的全球化》，[阿根廷]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 著  陈金梅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从一个三百万人口的城市到一千八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的转变，引发了涵盖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学、信息和娱乐领域的诸多变化，而对于这些问题，文化政策给予的关注较少。在墨城北部和东部的民众居住区，工业的发展并未能推动博物馆、书店和剧场的创建，公园和娱乐场所的数量也少之又少。当时只有电视电台、斗牛，加上1985年后出现的影音俱乐部以及一些公立图书馆能为市民的闲暇生活提供点消遣选择。直到大众媒体的诞生，人们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而在最近二十年间，在公共空间里进行重新分配的是什么呢？首先便是传播网络，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影音和电子信息。其次便是图书馆、大型商场——有些商场举行文化活动——以及最近兴起的多厅影院。比如在波哥大、加拉加斯和圣保罗，跟“传统场所”相比，传媒领域对信息的传递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想象体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外，传媒领域有时还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碰面和相识的新方式：人们的交流可以通过电台电视上的互动节目或者热线电话完成；过去人们习惯约在老地方见面和散步，现在都习惯在购物商场会合。除此之外，许多此类的文化活动能够使大部分公众体验大城市生活以及异国风情。由此，城市作为公共空间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上述的交流方式不仅方便了首都城市与国内各生活层面的往来，同时促进了首都城市与跨国财富和国际信息的互动。因而，特大型城市便成了信息集中、国际化演出云集、大型外资企业分支遍布、资本运作机构扎根以及全球化的革新与想象进行的场所。

墨西哥城仍有不少大型的本土文娱盛会吸引着众多人群。每年会有三百多万朝圣者在12月12日赶到维拉城区来朝拜圣母瓜达卢佩，还有两百万人则在复活节前往依兹塔帕拉帕城区，更有一大群人习惯聚集在市中心的索加罗广场参与政治集会，或是前往各大体育馆观看比赛。以上种种都是不可不提的实例。还有很多未被纳入文化产业化范畴的文化活动仍在进行着，如主保圣人节、沙龙舞会以及居民聚居区街上的狂欢和当地的传统活动等。如此之大的墨城仍存留着一些村落之人，他们继续践行其本土习俗和源于乡土的庆祝活动，他们的名字由天主教圣徒之名和纳瓦特尔元素合成，昭示他们的西班牙和印第安血统，同时，他们在工作和消费时与这个现代城市发生联系；除此之外，墨城至今还存在着一些建于十七十八世纪，有某些自治特色的社区，那里还在重现属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活动和庆典。很显然，在从社区中穿肠而过的高速路以及呈现后现代想象的高科技建筑物中，这些活动并没有显得格格不入。最近的一些人类学研究在对不同居住模式和促成多元化区域形成的各种想象体进行比较之后发现，那些居住在村镇的人习惯认同“我是某地人”，而那些生活在现代区域（比如小区和公寓楼）的人较多使用“我住在某地”这样的表达（Portal,1997）。

上述研究所展现出的差异性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正如我们在另外一个研究中所分析的，必须要承认这些新型的归属认同方式促使居住不再专属个人行为，甚至扩展至跨国维度（García Canclini，1995）。不管怎样，大多数人持续且成系统规模地参与的活动，投资最为密集、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领域，以及公共场域（esfera pública）的发展中最富有活力和影响力的空间，总是集中在新闻、电台、电视以及那些覆盖不同城市和跨越国界的大众娱乐（如电影和购物）行业。

如同在其他拉美国家以及墨西哥别的地区一样，墨城也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的进程，面临着由于国际竞争导致的工厂关闭，或出于生态原因工厂转移至墨西哥其他地区。另一个原因则是产业结构重组将重心倾斜到第三产业（Nivón, 1998）。差不多二十年前时兴城市化理论，强调城市与乡村的不同，以及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现如今，发展的最强推动力不再是工业化，而是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和金融资本运作。由于这些服务必须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就连流动性最强和解域化程度最高的产品也紧紧扎根于那些技术资源丰富和人口素质较高的城市里。全球化互动交往的地理布局与战略地带紧密结合，分散于全球的多个点位，以使得信息在广阔空间传播，即传播的空间化（espacializar las comunicaciones）。

在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中，各大城市已变为多国经济联通之地，它们与其说是工业生产的中心，不如说是提供服务的中心。在纽约和伦敦，制造业所雇的劳动人口占据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15%，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即在二十一世纪初，此数字最终会降至5%至10%之间（Hall, 1996）。如果说几十年前大都市的标志性形象是烟囱和工厂街区，那么现在的大都市留给人们的印象则是各国巨大的广告牌充斥（甚至造成视觉污染）所有的高速公路以及后现代风格的建筑物——各大公司使用反光玻璃装饰的办公大楼。这些场景正在改变整个墨西哥城——上至改革大道、波兰科和圣塔菲（均为墨西哥城商业繁盛区），下至城市最南端——的城市风貌。

同样也需看到各大、中城市里的大型购物商场所发挥的文化功效。它们在扩张房地产和商业资本、集中调整投资结构、创造就业和让小型商业（他者）消失的同时，也为消费大戏的上演提供了空间，使得高大的建筑群与信步和休闲联系到了一起。它们还成为社会上层和中产阶级象征高雅的符号，并提升了跨国品牌产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上的重要性。许多购物中心都设有特定的文化活动设施，如多厅影院、书店、唱片行、电子游戏、音乐演出、艺术展览及其他娱乐中心。凭借有吸引力的设计、卫生又安全的环境，它们能够超越其商业目的而成为约会和社交的场所（尤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文化和商业属性的糅合使这些商场变得比纯粹的文艺场所更加诱人前往，同时又比一般只供购物和闲逛之地更加值得信赖。这种糅合获得成功的一个文化秘诀在于能够将突出的身份象征与个人举止自由融为一体。对顾客的采访报告表明在这些地方购买衣物和商品更能体现顾客的身份和品味，此外，这些场所提供现代化和国际化文娱活动以及高质量的展览，同时还能接受人们轻松随意地享受这一切，比如可以穿牛仔裤入场，还可以边走边聊（Ramírez Kuri,1998）。

城市空间的使用和消费（包括文化消费）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没成为关于城市的议题的一部分，更别提被纳入文化政策了。在墨西哥城，只有奎库尔科商场曾引起过社会争论。人们认为建造这一商业中心和配建一座大厦会影响邻近的同名古文明中心，那一历史遗址可是整个墨西哥谷[1]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始于公元前二世纪），此外还会污染水源并造成路面交通拥堵。然而，当休闲活动的市场化进一步扩张以及城市面貌发生改变之时，人们应当考虑的公共利益难道只限于与历史古城之间的冲突吗?

由于大量人流前往购物商场以及商场将公共资源私人化的特点，商场的建造其实可以作为从公共角度入手的研究分析对象，而非只着眼于商场对古老建筑的影响。国家除了行使调控和制约职能，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大型购物中心对于公共空间利用上的可取之处。正如这类商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回归电影院并促进人们对唱片和艺术展览的消费一样，也值得探讨在此思路下商业中心是否同样能促进其他一些与公共文化相关的活动，以传播文化、分享信息并鼓励人们参与。巴塞罗那、柏林、伦敦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城市的大型商场在这方面已大有作为。（Borja & Castells,1997）在那里，除了可供消费的场所，投资者还需要设置一些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场所，比如儿童活动区以及一些文化和社会服务场所。

在墨西哥，管控商业电视的法律规定，各个电视频道必须保证有12%的时段用于公共信息的传播。此外，联邦立法院也为保护重要历史遗址和维护城市的和谐发展，确定了一些开发受限的特殊地区（Zonas Especiales de Desarrollo Controlado）。如果有人想在这些地区进行超出规定范围的开发（占用土地或开启建造工程），则应当在该地区建设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以促进城市资源的再生和改善。

制定法规让企业家在建造或扩建商场时必须腾出一定空间专用于发展非营利的文化业务，如演出、艺术工坊、由墨西哥电影档案馆（Cinecteca）管理的电影播放厅，以及面向社会大众的电子信息服务等，难道不是可以实现的吗？就像评估大型建筑在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一样，也应考虑其文化影响，并要求所有的营利性投资都应拿出其部分收益来回馈社会。或许，重新思考这类具有社会属性和消费特点的新型空间所产生的公共价值，将推动墨西哥效仿很多其他城市（正在修改它们城市规划）再将城市建设写进其讨论议程（Holston & Appadurai,1996）。

虽说墨西哥城在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全靠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国内移民潮，然而自从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济对外开放起，这个城市里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区还是那些建立了外资企业或是完成了墨西哥企业的国际化的区域。墨西哥城及其周边都市区域现已成为世界上二三十个超大城市区域（megacentro urbano）之一，实现了经营管理、发展创新和市场营销的跨国融合。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变化非常明显，尤其可见于圣塔菲区——惠普、奔驰、丘博保险、Televisa等大型公司的办公楼以及大型商场和高端住宅区就占用了650公顷的土地。同样，变化也可见于墨城其他几个地方，如改革大道、波兰科部分区域、起义者大道和南环城路的建筑修缮中；变化还表现在大型商场和新型国际酒店不断涌现、电信和卫星通信实现现代化、信息科技的发展、有线和数字电视的出现，以及之前我们已提及的多厅影院的诞生等。这些举措中的一部分直接导致了文化和传播发生变革，另外一部分则重新定义了城市生活以及将空间据为私用的传统模式。这两类情况的共同之处在于，国家都将其领导地位让给了私有企业和跨国集团。

为使城市生活全球化的根基稳固，而非简单沦为房地产、金融、媒体等行业的敛财路径，我们有必要重新阐述文化政策与公共场域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若艺术和手工艺传统、博物馆和历史老城区，能够与先进通信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一道，成为城市或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将会是解决社会分化与不平等问题的新路径，或许还能改变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对外形象与竞争力。

注释：

[1] 即Valle de México, 是位于墨西哥中部的一个高原，大致与现在的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州东半部相连。墨西哥谷周边是数个哥伦布时期文明，包括特奥蒂瓦坎、托尔特克和阿兹特克的中心。

（本文选摘自《想象的全球化》第七章，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