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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攀丨怀念严绍璗先生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讲席教授 吴志攀
2022-08-08 14:25

严绍璗先生

8月7日,我接到同事的微信,告知严先生走了。

就在半年前,他还给我来过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聊了老半天。此前,我给严先生画了一幅水墨肖像,裱好了,托其他老人的直系亲属带进养老院,转给他老人家。因为疫情,养老院管理很严格,除非直系亲属预约并持核酸证明等一系列手续才能进去。其他亲朋好友无论什么理由,均一律谢绝。

由于见不到严先生,我只好照着网上严先生的照片来画。几经辗转,严先生收到画了。他很高兴,来电话说,没想到能收到这件礼物,让他喜出望外。我们两家在蓝旗营教师公寓是楼上楼下,曾是多年的邻居,他去养老院之前,我经常去他家串门聊天。与比他年轻的人相处,他一点不摆长者的架子。与他聊天,让我感到亲和,所以我们无话不谈。因此,他的形象早已记在我脑子里了。这次虽然是对着照片画,还是加入了我对他的理解,比如,严先生的头发,不论怎么梳理,总会有一部分“宁折不弯”的,怎样都不能被“驯服”;再如,严先生的眼里永远含着笑,他既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学者,也是与人为善的长者。他说话充满激情,语速快,而且语言十分诙谐,透出学人的智慧。

在那次通话中,我俩约好等这一波疫情过去,待养老院可以让亲朋好友预约进来时我一定去他那里。他还说,前几天与另一位也住在养老院的北大老师聊天谈起我,问起我的情况。

再往前一次我们通电话是在他八十岁生日时。中文系和出版社的老学生们把他从养老院里接出来,回到城里下馆子,给他祝寿。那天,他是在餐厅给我打的电话,他说,“现在跑出来吃饭了!”可能外面的人很难体会住在养老院里面的老人,能出来吃饭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也能感受到,严先生这次很高兴。我问他:“在哪家饭店吃饭?我马上过来。”他说:“你别来了,已经吃完了,准备撤了。因为是老学生们请的,没叫你来。下次我请,一定叫上你。” 我说:“好的,只要您再方便出来时,我开车来接您和师母出来吃饭。”可惜,我的这个承诺还没有兑现,严先生就走了。

在疫情发生前,我和家人曾开车去昌平的养老院看望严先生和其他几位北大老师。他头天给我在电话中详细讲了行车路线,到养老院进哪个门,进门时怎么跟门卫说等。他还给我留了房间座机的电话号。那天,他先带我们在养老院各处参观,一边走,一边介绍各处的优点和缺点。我还记得他说的优点是,硬件设施好,服务也不错;缺点呢,第一价格不便宜,第二就是出入不方便,进来不容易,出去更不容易。因为院方担心老人出去发生意外,或把外面的病菌带进来,管理方式就好像医院住院部那样。这真让我意想不到。他抱怨说,最主要的缺点,就是“见不到外面的老朋友了”。

那天中午,严先生在养老院食堂请我们吃午饭。午饭是自助式的,老人们排队,自己端盘子,但菜品种类比北大食堂少得多,价格也比学校食堂贵。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就由保姆或护工帮忙端盘子。严先生对我说:“每天吃饭都看着这种场面,能有胃口吗?不像过去在学校食堂,看着朝气蓬勃的学生们吃饭的样子,胃口就好了。”

严先生说到这里,又认真地对我说:“你也不小了,也该考虑将来养老怎么办?如果你愿意,可以想办法来我们这里养老,我们一起做个伴儿。” 严先生解释“想办法”住这家养老院的意思,就是那时该养老院的房间已经全满了,想来的老人得等再有空房间才能入住。严先生说:“我们是来得早,那时价格比现在也便宜一些,现在不但涨价了,而且想来也没房间了。”

上述这些场景、这些对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严先生长我十几岁,他是59级中文系的,我是78级法律系的。他是我的老师,但他对我却从来不像老师,更像兄长。因为我们可以无话不谈,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他的语言非常幽默,经常把我逗得笑不停,他却一点都不笑。他还经常自嘲,一点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严先生在做学问时十分严谨,与他在聊天时的幽默判若两人。他是一位真正的语言大师,他永远能够在平常事中找到有趣的点,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本事。

记得我们刚搬到蓝旗营时,他约我去家里坐坐。地上堆满一摞一摞的手稿。他说,这是要他老命的一个“大活儿”,就是正在编写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大部头已经“折磨”他十多年了,而且越做越多,看不到尽头。他认真地对我说,可能不等他做完他就没有了。我说不会的。就因为有这个事要做,老天爷也不会放了您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楼下遇见了,他对我说,“志攀,这次是真的了!我不跟你开玩笑,医生已经跟我说了,我鼻腔里好像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应该是癌。所以这次我真的要没了。那部大书还没编完,只能留下遗憾了。” 我说:“看您气色好着呢,说话底气比我还足,不像您说的那种情况。医生一定是搞错了。要不就是吓唬您,让您别太累了。”我们一起进楼上了电梯后我送他先到他家,我再回家。

又过了几个月,我去他家看望,地上的稿子更多了。他说,“这个活儿真的要累死人不偿命的。你都看见了,真是自找苦吃,我也只能跟你发发牢骚了。”我说,“这部大书很有学术价值,中日研究汉籍善本的学者这么多,没有人能做出来,只有您能做出来。再坚持一下就大功告成了。”他说,“好吧,鼓励我,我谢谢你。如果我哪天真没做完就没了,你是亲眼看见我在干活儿的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严先生突然跟我说,“志攀,你要帮我一个忙。《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出版了,要举办首发式。你一定来参加。”我坚持要他把首发式放在北大来办,也去参加了会,国内和日本都有同行学者参加,给予这套大书很高的评价。我记得有位日本做汉籍研究的老学者提出,这些善本收藏在日本,但日本学者没有编出来这么好的书,严先生是一个中国人,他做出来了,这让日本学者感到汗颜。

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书影

严先生跟我讲过一些他在日本访汉籍善本的往事。因为这些善本分散在大学图书馆、大企业收藏室,还有在宫内厅图书馆等。要到大企业的收藏室,特别是要进到宫内厅图书馆查书,可谓难上加难。需要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介绍,外国人才能进去。特别是那些被列入日本“国家财”的善本,都是珍贵文物,保护很严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查询到。

严先生送给我一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我这个外行从头看到最后一页,真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工程浩大啊!要做这部大书,可能也只有严先生能行。在大学里面,日语是一个专业,图书版本是一个专业,古籍文献是一个专业,这三个专业都要有很深的功底,还要舍得吃苦、舍得花10年、20年的时间,才可能做成这事。我想除了严先生,这样的人很难找到了。

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中,我们重视论文、重视专著,但很少有重视工具书编撰的。其实,两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价值。邓广铭先生把年代、地理、官制和目录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觉得严先生就是打造钥匙的人。

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虽然外表上有一点不修边幅,但他对自己的书却做得非常仔细,尽可能尽善尽美。这里面下的是“绣花功夫”。编撰这样的工具书,就好像是给学术大厦打下深厚地基,不为常人所见;而有创见的论文、专著,是大厦高层房间的窗户,大家在很远处就望见了。即使这样,没有人会认为地基不重要。

我和严先生的交往,还有很多事情值得铭记、值得写下来。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那么真诚地给予我帮助并仗义执言。我深知,那是基于百分之百的信任和百分之百的正义感,而这种信任、这种友谊,在这凡尘俗世中无比宝贵。

严先生走了,但他留下了那么多沉甸甸的书,留下了那么多朋友、学生。我想,他应该没有留下遗憾。

严先生安息。

    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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