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盘点 | 2017年德国教育十大热点议题！

德国幼儿园实行收费照管及教育制度。尽管德国法律并没有规定所有小孩都必须上幼儿园，但是，近年来随着幼儿园数量的增多，德国基本解决了入园难问题。目前，93%的适龄儿童选择上幼儿园。2017年，备受德国媒体和社会关注的是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师资力量和待遇问题以及幼儿园收费问题。德国仅三分之一的幼儿师资由政府聘用，其余全部由非政府机构雇用。幼儿师资待遇远低于中小学师资待遇。幼儿园工作主要属社区管辖，而德国不少社区财政紧缺，因此照管和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同时，幼儿园收费问题也广受热议。德国幼儿园收费高低与幼儿园所在地区、家庭收入和家庭儿童数量有紧密关系。德国唯一一个由左翼党执政的联邦州——图林根州从2018年起免收幼儿园最后一年的学费。据该州教育部长霍尔特介绍，此举将减轻图林根州每户家庭平均年1440欧元的教育经费负担。

 

2017年10月13日，德国国家教育质量发展研究所（IQB）公布2016年全德小学四年级德语和数学学科能力测评分析报告。全德共3万名小学生（包括普通学校的残障学生、特殊学校学生和入学一年以上的移民子女）参加测评。结果显示，德国小学生数学和德语平均成绩均有退步，在数学和德语正字法上存在较大问题，不同联邦州之间的差别较大。全德范围内，达标的学生比例减少6%。学生的德语听读写能力在不同联邦州之间的差别很大。有些州达不到最低标准的学生比例为7%，而柏林和不来梅这样联邦城市州学生不达标比例高达20%至26%。

测评报告同时显示，德国小学生群体更加多元，异质化明显，具有移民背景的小学生比例上升近10%，高达30%；且地区差异大，图林根州具有移民背景的小学生比例最低，仅占8%，而不来梅有移民背景的小学生比例高达53%。该报告由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委托德国国家教育质量发展研究所研究编制。 

 

德国中小学专业师资紧缺是2017年德国教育师资建设重点议题。不少学校因师资匮乏不得不聘用非科班出身教师和大学生实习教师。非科班教师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体育、冶金技术、音乐、外语、数学、德语等科目上。

2015年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发布的师资供求预测报告显示，到2025年，德国每年需新招教师2.52万人。但东西德差异较大，西德师资供给超过需求38%，每年供大于求7400人（2014-2025）；而东德师资供不应求，平均缺口达到27%，年缺口人数在1600人。除高中阶段或文理中学师资略有过剩之外，东德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师资匮乏现象尤为严重。业界分析，中小学师资匮乏主要因教育决策错误、学生人数发展预判错误、师资队伍建设缺乏前瞻性、盲目推进全纳教育以及集中推行学校体制和教学质量改革而忽视师资问题等导致。

 

德国教育不仅各州之间差异较大，而且同一个州的教育政策也会因政权交替而变化。多年来，关于实行八年制中学（G8）还是九年制中学（G9）的讨论从未间断过。争论的焦点在于初中阶段应设五年还是六年，学生是在12年级还是13年级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原本早已取消的“九年制文理中学” （G9）这一类学校强势回归，巴符州、北威州、石荷州、巴伐利亚州以及下萨克森州都开始实行九年制文理中学模式。汉堡和柏林地区的家长也自发组织起来，要求回归九年制中学模式。黑森州则赋予学生自由选择权，学校需根据家长意愿调整教学内容。同一所学校甚至可以平行提供八年制中学和九年制中学教育。

G8和G9之争也被视为教育决策权的让渡，意味着国家把教育的决策权让渡给学校和家长。目前，德国中小学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和教育自治。换言之，学校和家长的意愿是指挥棒。背后体现的却是国家教育治理能力的缺失及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责缺位。自由的教育政策变化只会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规划，给家长的抉择带来不便，有碍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和公平性。

 

德国教育联邦制赋予其体制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元性。对于德国政界一向引以为豪的“教育各州集权和地方分权制度”，家长并不买账，社会对德国教育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反对声不绝于耳。多元教育体制的另一面是教育公平的不足和教育标准的不同。这种多元有余、一体化程度较低的中小学教育局面导致学生学习成绩无法在其他联邦州得到权威认可，毕业文凭没有可比性。全德没有统一的教育标准，给学生转学带来极大不便。

2017年8月29日，《南德意志报》的一则有关14岁德国女生安娜因母亲工作地点变化而无法正常入学的报道引发德国社会热议。这名女生原本就读于北威州，随母亲搬至慕尼黑，然而，她却因为两门外语的在校学习顺序、组合和科目选择等不符合巴伐利亚州的有关规定，被多家学校拒收。

 

德国政府自2003年在全德中小学范围内推广全日制学校。截至2014/2015学年，德国68%的初级中学注册为全日制，全日制学校数目达到16488所，比2002年的4915所增加了11500所，增长率高达230%。不过，地区不平衡现象明显，以初级中学2014/15学年为例，萨克森、萨尔、汉堡和黑森四个联邦州的全日制学校占比均已超过90%，下萨克森、柏林、巴伐利亚、莱法、石荷、梅前等六个联邦州的全日制学校占比超过全德68%的平均值，其余各州全日制学校占比低于平均值，其中不莱梅全日制学校占比最低，仅为38%。

全日制学校教学活动的形式、内容和质量成为各方专家的聚焦点，频频遭到家长诟病。例如，在全日制学校比例最高的汉堡，小学生家长对学校午后教学活动意见颇大。他们指出，有资质的教师并不参与下午的教学活动，孩子们被交到各类“辅导老师”手中，学习拼写、算术等基本技能。而这些“辅导老师”由退休人员、家庭妇女、大学在校生等非正规教师组成，教学质量堪忧。

 

2016年10月，德国教育科研部部长提出“数字化校园建设一揽子计划”。根据该计划，联邦将投入约5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全德近四万所中小学及职业学校的数字化扩建工程，而各州则负责教师培训工作。然而，2017年联邦财政部并没有为这项计划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2018年联邦财政预算要到2018年五月份才公布，因此，即使该计划照旧执行，第一批资金也要到2019年才能到位。

联邦大选期间，所有党派都将“校园数字化”写入竞选纲领。自民党要在未来五年为每位学生额外提供1000欧元资金支持，用于技术改造和现代化。联盟党则承诺推出“数字教育振兴计划”，确保年轻人为数字时代的职业生涯做好充分准备。绿党则要求提升学生的数字能力，从编程到正确使用数字设备等。德国业界认为，即使黑黄绿政府组阁谈判失败，该计划也会继续执行，但配套资金安排以及联邦与各州职责分工可能会调整。

 

德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高学历才能降低未来失业风险，拥有更高的薪酬前景。在高等教育越来越受青睐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日益受到竞争和冲击，发展境遇令人担忧。职业教育生源不断减少，许多学徒岗位空置，不少企业明显减少了对双元制教育的投入。

这一趋势在东德地区的新联邦州尤为明显：2007年以来对企业内培训有兴趣者几乎减少一半，当然这与人口发展造成的中学生数量减少也有关系。培训岗位数量缩水了40％，占东德地区企业98％的50人以下小微企业明显减少了对双元制培训的投入。西部联邦州的申请者数量自2007年以来也降低了13％，培训岗位减少了7％。研究者主张，为了减少申请人数的下降趋势，职业培训体系应向有着更低级中学文凭、移民背景的年轻人以及年轻难民敞开。

尤其清洁、餐饮住宿和食品加工行业十分缺少学徒，很多培训岗位空缺。但对最多只有主体中学毕业文凭的年轻人和外国人来说，要得到培训岗位却丝毫没有比以前容易。为应对这一困境，一些联邦州特意缩短普通中学学制，将部分学生尽早分流到职教领域。这种境况对公众认可的“德国制造”将产生何种长远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

 

2005年德国大学生入学人数大约在35万人，此后每年入学人数几乎都增加到50万人。2017年德国大学入学人数以及在读人数均超过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KMK)2014年的预期。即便考虑未来年轻人口减少因素，到2050年大学入学人数预计也将达到425000人。可见，对大学教育的需求并非短期性的小高峰，而是一个长期的高平台期。这将是德国社会要面临的长期社会现实。

面对不断上升的入学人数，许多高校不堪重负。大量教辅人员，如图书馆员、技术人员、秘书等，薪水不高却承担着不断增加的责任，得不到长期雇用合同和足够认可感。来自企业的第三方资金投入也在20年来首次呈缩减趋势。此外高校还要承担对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功能。

不同类型的高校各有喜忧。精英大学的境遇和前景普遍不错。大型应用科学大学也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两类高校受益于精英计划的继续实施决议以及对创新型高校的资助计划等。而人数低于1万的小型公立大学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他们呼吁急需必要的基础设施，如IT系统，实验室、办公及教学楼。私立应用科学大学也抱怨办学条件越来越艰难。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呼吁需要一个持续可靠的财政来源，才能保证高校发展计划的实施稳定性。联邦和各州如何共同承担起责任，找到有长期负担能力的解决方案，是广为讨论和关注的问题。

 

9月24日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之后，政府组阁谈判中最为重要的教育议题之一是是否需要解除德国联邦与各州“教育合作禁令”。

该“合作禁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该规定赋予各州教育文化主权，提倡联邦州之间良性竞争，以此推进教育发展。之所以不采取联邦统一管理的模式，是希望汲取二战的教训，防止联邦决策错误导致全国教育政策失败。然而，这一规定限制了联邦政府在教育议题上的话语权，导致联邦政府在教育议题上能够承担的责任极为有限，尤其在中小学教育议题上联邦政府基本无法插手。

另一方面，部分联邦州的教育财政受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后与局限显得捉襟见肘，教育经费缺口较大，严重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要求解除此项禁令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过，基督教联盟党不愿对德国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坚持中小学教育未来仍然是联邦各州事务，但同时表示，愿意针对全德统一的校园重大工程，如“数字化校园建设工程”增加联邦财政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