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治理｜数字经济大热背后：政策、法规和人才问题待解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
在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启幕前夕，北京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攀升，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由2015年8719亿元提高至2021年1.6万亿元。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数字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3.3%。 7月 27 日，北京市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对《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进行一审。《条例》（草案）主要涉及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安全和保障与监管等七大类、47条内容。今年6月1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进一步指明了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支撑工程以及保障措施，为上海市全面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行动指南。
在全球经济低迷，国内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环境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在全面数字化转型的热潮中，我们必须冷静思考，未雨绸缪，积极防范和应对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避免出现“IT黑洞”（注：指企业在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经营管理时，大量的软硬件投资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效率提升，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好像陷入一个“黑洞” 的现象。）等现象，以求实现数字经济快而稳地发展，需要冷静分析数字经济面临的几个问题：
1、对数字经济的本质认识不够
在具体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行业和企业从自身的现实需求出发，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正确把握数字化投入的“度”，切忌盲目地进行数字化投入，以数字化投入“量”的增长，代替数字化产出“质”的提升。不针对实际需求的超度数字化投入不仅不会使企业的绩效获得提高，反而会消耗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极易造成“IT黑洞”。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设备的大量运用为主要特征，但其本质是数字化技术运用所带来的商业模式、管理流程、产品、服务等的创新和变革，数字化转型的目的在于促使企业实现“降本、提收、增效”。如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没有认清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只是跟风进行数字化设备的投入，“人云亦云”，而投入的设备无法与企业已有的生产流程进行有效衔接，缺乏数字化应用场景，无法使企业的资产和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难以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特别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应避免出现类似安徽某贫困县“12车道”现象。
2、数字基础设施统筹与共享机制尚不完善，“最后一公里”问题尚待解决
在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大环境下，各级政府和单位掀起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但是，下级区县政府、各企事业单位等在进行数字化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时，受限于行政边界造成的信息围栏等因素，往往难以实现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共享，极易造成重复建设；众多功能相似的平台也容易让用户产生诸多困惑，亟待“多码合一”，实现真正的一网通办。
此外，数据基础设施共享还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例如上海疫情期间，一网通办虽然实现了各级政府单位之间数据共享和互通，但是在社区层面上，物业自有的信息化系统（“数字小区”、“智慧小区”、“在线物业”等）与政府的数治系统之间基本脱节，难以实现各层级数据之间的互通和共享，使得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缺乏信息化的抓手。
3、新兴数字经济行业亟需政策和法规指引
大部分数字经济行业属于新兴行业，仍处于不断摸索和发展阶段，如直播行业、电竞行业等。新兴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给行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比如，物联网行业中的用户隐私泄露问题、直播行业中的侵权问题，这些问题或出现在新的情境下，相关政策法规存在一定空白，或由于追踪难度大，存在一定监管难度，由此也引发了一些社会争议。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技术上加以解决，而且需要在政策和法规上加以引导，使新兴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朝着安全、可信、合理、合法的方向发展。
4、忽视数字经济中复合型管理人才的培育
数字化转型涉及数字技术在传统行业的有效利用，因此需要引入更多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不仅包括复合型的技术人才，也包括复合型管理人才。复合型的技术人才具有多个学科的知识储备，具有多个行业的技能，在技术融合过程中能够游刃有余，相对于单一知识背景的人才，具有更低的学习成本和交流成本，因而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技术融合创新；而复合型的管理人才对产业融合方向的把控，对融合业务的选择等具有更大的优势。然而，当前对于数字经济中的人才政策，较多关注复合型技术人才，而较少关注复合型管理人才，容易造成数字技术引入易、管理难的尴尬局面。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解决思路：
1、改变简单量化的绩效评价体系，注重数字化投入所带来的创新与变革
无论是过度数字化投入，还是各自为政的重复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前对数字化转型进行绩效评价时过于看重数字化投入的数量，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改变评价这个指挥棒的方向，在评价体系中降低量化指标的权重，纳入更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后所带来的生产、生活、管理等方面的效率优化和结构提升的指标，从根本上改变数字化转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不能立杆见影，而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需要更多考虑过程化评价、方向性评价。此外，加强资金管理和审查制度，以使数字化投入更有针对性、更具投入产出比。
2、充分认识数字经济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实施分类引导
数字经济所包含的产业众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共分为5个大类，32个中类，156个小类，不同产业/行业的规模、要素禀赋等属性差距较大，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程度和融合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此外，不同地区在生产要素优势、已有特色产业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与之相匹配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
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行业、其他地区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案例，而应根据自身的要素、需求、场景等进行最佳匹配，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挥最佳效果。比如，宝山区依托其钢铁制造的优势，大力培育发展以大宗商品电商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钢铁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走出了一条产业互联网“新赛道”，但是这样的赛道却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
综上，政府一方面可以加强宣传和引导，强调数字化转型中的产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制定更多如《关于加快推进南北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有地区特色的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实行“一区一策”、“一镇一策”等细致化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另一方面，可由政府主导建立数字化转型案例库，共享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经验，并可根据所属行业、企业规模、应用场景等要素进行分类检索，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进行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3、建立数字化项目清单，统筹规划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为避免重复建设，有必要对大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筹管理。首先，对数字化基础设施（软硬件）进行登记，梳理已建成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主体、主要功能、服务群体等信息，作为政务公开供市民查询，同时也可为实现数字基础设施共享提供“家底”清单。其次，当有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建设主体需明确跟已有的同类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区别或改进，并组织第三方专家组进行评审，由专家组对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和评估。
4、注重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一方面要鼓励高校进行学科建设改革，破除学科边界的限制，大力发展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特别是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专业与其他传统专业的融合教学机制；另一方面，要鼓励在职人员进行职业培训，特别是对技术型人才进行管理学等方面的培训，为各行业培育技术型管理人才。
（作者熊泽泉系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产业经济学博士；许鑫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鑫教授持续关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型经济形态，关心新兴技术治理，本专栏以“产业与治理”为主题，探讨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瞻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