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放弃科举体制，却引领了晚明江南士人新时尚
《陈继儒全集》，陈广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眉道人、麋公、清懒居士、空青公、白石山樵等，南直隶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文学家、文艺批评家、书画家及鉴藏家，享誉当时的东南名士，新兴出版市场造就的文化人。他以一介布衣立身行世，主盟文坛，并在地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其博识与志节受人钦敬，交游之广、影响之大，不仅倾动士大夫精英文化圈，而且辐射广大的市民阶层，如钱谦益所说：“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敉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可以说陈氏以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及生活方式，引导晚明江南地区的新风尚，成为明代中晚期勃兴的市民文化的代表。
陈继儒画像（《松江邦彦画像》南京博物院藏）
陈继儒出生于江南一个掾吏家庭，不过，其父陈濂石早自退弃，称隐德君子。眉公的一生，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出生至二十九岁放弃生员身份。陈氏童子时，如那个时代诸多士子所经历，就傅接受经史教育：十岁已通达《毛诗》；十四岁旁及五经、子史，尤喜《战国策》；十六岁，拜邑人何三畏为师；十七岁“博综六籍百家”。由此一隅，或可窥儒学成为其底色的缘由。当然，据其自述，陈氏也有性格纵放、叛逆的另一面：“某少狂，好谈击筑舞剑、荆卿隐娘之术”，“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车言，攒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书，辄避人读之，欣然有会心处”。这隐然构成其复杂多面的人格及人生。
陈继儒二十一岁为诸生，据说获乡先贤徐阶的青睐。次年，他与卫氏成婚，一边习举子业，一边四出坐馆谋生。这种谋生方式无疑也成为其营建社交网络的机遇与手段。如万历七年（1579）陈继儒馆于名士范允临家；万历八年馆于王翼明家，并得与唐文献、董其昌、方应选、何士端等同社切磋艺文；万历十一年馆于王锡爵家，与王衡读书支硎山下，结为挚友，亦因而得受知于王锡爵、王鼎爵、王世贞、王世懋四先生。这些皆成为他重要的人脉资源。
万历十年、十三年两次乡试，陈继儒皆不第。万历十四年（1586），年未三十的陈氏焚弃青襟，绝意仕进，具呈曰：
住世出世，喧静各别；禄养色养，潜见则同。老父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棼。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既禀命于父母，敢言告于师尊。尝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
向官府以及公众宣布放弃儒生身份，所谓“裂其冠，投檄郡长，一郡之人皆惊”。于是他“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示其隐逸山林之志。王世贞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小昆山读书处记》，为这位小友题拂。
明代生员弃巾之风，嘉靖间已出现，万历以来渐盛。如王士性指出：“是以近日才隽之士，不羁笼于学校，则高者每逃于山人。”这当然显示时代士风之变。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随着人口及学校的增长，乡试竞争越来越激烈，成为卡住士人上升通道的一道瓶颈。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浙江乡试应试生儒“三千八百有奇”，为该省解额（90名）的42倍，万历三十七年（1609），江西乡试应试生儒“四千四百有奇”，为该省解额（95名）的46倍。据时代相去不远的顾炎武估测，宣德间天下生员不过三万人，而至明末，“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生员的名额如此膨胀，然国家机器吸纳、消化这些人的能力并无增长。那么，积攒下来，就会有数十万士人未能获得更高级的功名，故谓“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对于这部分士人来说，想要通过科举进入国家政治体制，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越来越难以实现。
具体落实到陈继儒这一个体，究竟出于什么思想动机，使得他下决心绝弃传统士人出处之正途，而另寻安身立命之处？我们知道，明代中晚期，士大夫高谈性命蔚成风气。所谓性命之学，宋儒已讲求，是一种通过对天人物理的格致，究明人的本体存在的学问。邵雍即可谓这种形上学的典型。明代中期以来，随着阳明心学的流行，这种基于对外部世界即物穷理的体察，全然转至人之内心良知的修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智慧之人遂基于这种内向修炼的自洽了彻性命。与此同时，三教合一成为整个社会大小传统共趋的倾向。在陈继儒周边，发生于万历八年的王锡爵之女昙阳子仙化事件以及一系列连锁反应，成为影响深远的一大触媒，不仅关涉朝野政治、文化权力之争，而且通过信奉昙阳子“恬澹无欲”之教（屠隆所谓“教本人伦，理兼性命”）的士大夫精英——如王世贞兄弟、赵用贤、瞿汝稷、冯梦祯、沈懋学、赵贞吉、汪道昆、屠隆等，以及王穉登、徐渭等布衣文人的示范，对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
陈继儒对于科举，从制义帖括之弊，到文章取士之选拔方式在目标上出现的问题，皆曾有过反省，而这一切，又是在对性命之学作全般而真切思考的基础上获得的。他对自身的身体、性格乃至家庭经济状况，当然亦皆会有相当现实的考虑，不过，根本上的触动，应该来自穷究个人生命意义及重获心灵自由的感召。也就是说，他将自己的弃巾之举，作为了悟性命之学的一种实践：
儒束发窃有意于性命、天人之间，每谓训诂、词章非学，而制举意尤甚。自少迄老，沉酣于患得患失之途而不得出，于是吐青衿去之，差觉耳目肝胆始为我有，而所谓性命、天人之学亦辍不谈。
这一自省表明，其时他对于为学之本末有了清醒的认识，性命之学为本，训诂、词章以及制义为末，取本舍末既是一种学问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他将这样一种舍弃视作真正的自我成就，故而自此缄口不再空谈所谓“性命、天人之学”。屠隆亦因此将陈继儒是举视为“了道之本”，话题正是从当时士大夫高谈性命、口是而心非引出：
今之谈性命者虽多, 奈何其结习久深, 旧缘太熟。世间泡影无常, 种种虚幻缠缚胸中, 恋不能割。
如足下无论其他，迩者逢掖之流日夜垂涎一进贤冠，以耀于里闬而饱其妻孥，何止如饥犬之望骼胔、饿隶之想酒炙。以足下之才，视此物且旦暮入手，而暼尔弃去，大者犹然，其他一无足挂达人胸怀审矣。如是则了道之本也。
以同道的身份，对陈继儒的弃巾之举表示由衷的赞赏，表彰他参透世相，直指本心，断然抛却世俗名利观，是一种真正的“达人胸怀”，并寄望交相激励，期待陈氏“早自了结，为此世界谭道士大夫作一榜样”。
《陈眉公先生全集》书影
第二个阶段，从三十岁至五十岁移居东佘山前。这一份了道的自觉，开启了陈氏人生新的阶段。自此他坚执其志，隐居不出，所能做的，只是悟学生之道。既然自此不再有获取政治权力与身份的凭据，那么，如何治生，谋求自立于社会，如何附丽于古之有道者，谋求自足的价值世界，便成为他需要为之经营的头等大事。为此，他继续凭借自己所具能力坐馆谋生养亲，先后在沈时来、杨继礼、徐璠、包柽芳、王士骐、项鼎铉等名宦家设馆授徒，获取生活来源。这些名宦的资助或出手不菲，如万历十九年，徐阶孙徐元普赠田五十亩为馆廪，以孤见托。然陈继儒自己居心存念，在以隐操自喜之余，总还希望能完全自食其力，故曾在给王锡爵的信中，表述过开家塾以自给的想法：“念家贫不能养亲，势必藉馆谷，然无食而食人之食，不无少惭。故欲开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为糊口计，举业之暇，以礼义廉耻互相提撕，庶几少存人道之一二”，希冀作为生平恒心恒产之所在。
与此同时，陈继儒藉已获之声名，展开与私人刻书业的合作，开启了操觚编书模式。他利用与嘉兴包柽芳家的关系，先后与此地钱士升、士晋兄弟，项氏家族以及沈孚先、德先兄弟等结交。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短短六年间，陈氏先后纂辑而成《香案牍》《辟寒部》《太平清话》《虎荟》《读书十六观》《见闻录》《读书镜》等作，据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万历二十三年谱所记：“时付‘秘籍’于梨枣。”此所谓“秘籍”当指《眉公杂著》，知陈继儒此次赴嘉兴际，于诸杂著已陆续谋梓之，而沈氏兄弟、姚士粦等众多当地士人皆与其事。当然，所纂刻者也包括《建文史待》。《眉公府君年谱》万历二十四年丙申谱记曰：“五月，赴馆南湖，纂《建文史待》成。”该书之纂辑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陈氏赴南湖包家坐馆际，万历二十六年在嘉兴地区刻成，以《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行世，乃秀水籍监察御史屠叔方出于政治建言之需，由陈氏搜讨编纂，而逊让署名。万历二十九年，刻《逸民史》于新都吴氏，次年《元史隐逸补》成。此外，万历二十七年，他利用馆于王世贞子士骐家，选《论脍》刻于书肆；万历三十一年，刻《古文品外录》于娄江。万历三十四年，沈氏尚白斋《宝颜堂秘籍·眉公杂著》及《宝颜堂秘籍·正集》刻成，这也意味着一个更大规模的商业出版计划的展开。无论尚白斋、亦政堂所刻“宝颜堂秘籍”诸集与陈氏是否构成实质性的关系，他的诸多杂著的编纂、出版，几乎集中在这一阶段，是不争的事实。
《逸民史》书影
以上这些著述，如《香案牍》，乃“自《列仙传》《集仙传》诸书中抄撮成编”的神仙故事集；《辟寒部》为作者冬日闲居时的读书摘记，专述与冬季取暖避寒相关的琐闻逸事；《太平清话》所记“皆古今文献翰墨玄赏之事”；《虎荟》是增补吴中王穉登谈虎笔记《虎苑》之作；《读书十六观》“采古人成语，自吕献可以下凡十六条，联缀成编，以为读书之法”；《见闻录》“排次明代朝士事实，间及典章制度”；《读书镜》可算作一种史论，“或一人递举数事，或一事历举数人，而以己意折衷其间。欲使学者得以古证今，通达世事，故以镜为名”。诸如此类，皆属“说部”，往往就某一专题，杂采历来子杂、小说、艺术、史杂、地理等类书籍，抄撮类编成帙。内容是那种博物学式的，天文地理，阴阳方术，异书僻典，轶事遗闻，靡所不录，而非囿于正统经史之学。其所反映的，多如 《读书十六观》所演示——“凡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右皆一人独享之乐”，那样一种闲适自在的状态，是日常风雅事物与生活的书写，显示他的生活理念与姿态。其呈现的境界，直指内心对于性命、天人之际的体验，如此读书闲谈、随意摘录清胜之事，本身就是全性保真的一种履践。向外传递的，既是一种有异于传统的开放的杂知识，又是消闲娱乐为目的的“轻阅读”，可以想见如何受到阅读市场的欢迎。《建文史待》及《逸民史》《元史隐逸补》等，属史部别史类或旁史类，前者体现了万历间士林对于建文革除之敦复以及仗节诸臣昭雪、抚恤的关注，也是陈氏本人忠义是非倾向的风标；而后者，“悉取二十一史之长篇，旁猎孝义、文学、方技之具隐德者，裒为陈氏《逸民史》。既成二十卷，卷中惟《元史·隐逸传》寥寥若而人，……余以是搜讨传志，不忍笔削其文，悉为网罗，曰《元史隐逸补》”，通过梳理二十一史中逸民等志传，构建隐士这种社会角色的历史范型，展示这一特殊人群在历史上存在的价值，作为自己人生选择的依据，而这正是他构筑自身价值世界并利用传媒输出的见证。至于《论脍》与《古文品外录》，则属集部总集类，可以看作是在王世贞的影响下，陈氏以复古的形式重回“文章博学”传统的一种自我训练，兼及对广大文学受众的指导与规范。
陈继儒《云山幽趣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第三个阶段，五十岁至八十二岁辞世。知天命之年，陈继儒移家东佘山，可以看作他人生中又一阶段之开始。“晚而买山东佘之麓，贮书万卷，游咏其中。”不仅如此，他还在这里为自己营建生圹，所谓“穿坎筑圹，为容棺之墟”，表明“终焉之志”。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友人章宪文“割童山四亩相赠，遂构高斋”，此后陈氏在周边又不断有所拓建。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天启元年谱”曾录其父自叙东佘始末，除了述先后所营建顽仙庐、含誉堂、高斋、水边林下、此君轩、喜庵等轩室厅堂在山四处的布局，山野上下松杉梅竹及数百种花草的品种成色，则便是山居所有苏、米、黄之碑，颜鲁公《朱巨川诰》、倪云林《鸿雁泊州图》以下至明代文征明、沈周及董其昌真迹不胜记，还有汉以来各种文物及图书万卷，以及“山友有田叟、渔丈人、旦旦先生、阿谁翁，方外有达老汉、云栖老人、秋潭、麻衣和尚、莲儒、慧解、了微、古冰时来作伴”。在如数家珍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阐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大部分时间杜门读书、怡然自乐以应世，“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
然而事实上，这种闲适生活的另面又是极其繁忙的，《明史》本传描述为“征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屦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作为声名在外的隐士，至这一阶段，陈继儒已在江南文艺学术共同体中建立起非凡的声望、人脉、地位，尤其是文名远播，如董其昌赠诗表彰之“岿然耆旧表江南”、“广大代推风雅主”，又如董氏在《白石樵真稿叙》中所说：“四方使日走公，东西京与南北驿越岭峤而至者不远万里征公文。公文出即传四方，所题缣素或赠寄和倡诗，一传人口，即传海内。”在这种情形下，各种送往迎来，诗酒酬酢，日偿文逋，是为常态，当然，也带来可观的收益。此阶段陈氏为人作寿序、贺序、赠序、书序、堂记、传状、墓志铭、祭文等数量明显大增，上至台阁重臣，如为申时行、韩爌、温体仁等作寿序，为王锡爵删定藏稿；中至社会贤达，如为东林领袖顾宪成作寿序及为顾母作墓志铭，为诸多父母官作各类奏绩序、去思碑等；下至无名乡邻，如为节妇隐君作传状，为各地方重修学校作学记，为桥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宫作碑记等。至于为四方孝秀、能文之士作诗文集序及赠序之类，更是不可胜计。正因为如此，崇祯十年，于陈氏生命的最后时段，他仍在给钱士升的信中诉苦说：“近来文字浮，人品浮，自朝至暮，自元旦至腊月三十日，但以浮字应酬，嚼蜡无味。”所述无非是如何以文债度日、痛苦不堪的经历，也可以说是他晚年生活状况及心态的真实写照。
因此，在他的日常书写与交流中，“避客”竟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要求。万历四十三年六月，陈氏时年五十八岁，作《书避客》曰：“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迹之山；舍山而舟，客迹之舟。尝戏谓莲公曰：‘能为我出奇策？有避客处乎？是安身立命处。’”隐逸之士无处可遁，避客被提到安身立命处的高度，实在是富于戏谑。及至崇祯十年秋，陈氏八十岁之际，其日常生活中索序求见者不见稍减，在给王时敏的信中，于此仍几近控诉：“且远客迫之必欲见，远书到迫之必欲答，刻刻违心，面面相对，八十病癯，能堪此乎？得谕良苦人世之厌烦，人情之浇竞，处处皆然。”那种深重的压迫感、厌苦感，对于陈继儒这样一位风烛残年之人，又只能说是一种悲哀的体验。
[明]张琦、项圣谟《尚友图》（上海博物馆藏）
虽说他的日常生活主要是一种“削迹郡城”的隐居状态，但也难免会有外出游赏交接的日子。在上一阶段，陈继儒因为坐馆及编书事，已多往来嘉兴，此外则或与董其昌携游苏州，赏鉴书帖画卷；或游武林，应黄汝亨之邀，观古法书名画及金石鼎彝。至本阶段，这样的活动亦屡见不鲜，如万历三十八年修禊日，与董其昌同游塘栖；万历四十一年春，结夏太湖翠峰寺；万历四十五年端午，与董其昌、张丑在苏州赏玩李公麟、赵孟頫书画；同年八月，又至南京与钟惺订交；崇祯元年，游杭州，黄宗羲遇之西湖，但见眉公在游船上迎送不休。陈继儒自己有过这样的说法：“生平有二誓，北不渡扬子，南不渡钱塘。”从他的活动轨迹来看，还真是限于以杭州、南京为南北两端的区域内，不出苏、松、杭、嘉、湖五府及太仓一州。然而即便游踪不远，毕竟仍显现其一定的活跃度。
繁忙的另一大端是关注民生并介入地方公共事务。早在万历十六年，松江大水，陈继儒即已在第一时间上书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为乡民疾困呼号，祈请政府蠲赈。万历三十六年，松江大饥，陈氏又撰《煮粥条议》，亲自主持救荒事，并建议士绅关注惠民药局。此后，凡松江一地的赋役、海防，至朝廷相关制度建设，以及漕运、赈灾等时政得失，经济、民生之举措宜忌，他皆有建言议论，并通过公共舆论空间，利用朝中的人事关系网络，张大影响，助成其事。熊剑化《陈征君行略》举其要曰：“其所注述，有《役议》《荒议》《金山议》《吴淞议》，以至军兴国计，皆切时务。”崇祯三年，陈继儒又应知府方岳贡之邀，主持《松江府志》的修纂。
明王朝自万历中期以降，政治生态日益恶化，内忧外患，屋漏之态愈显。就朝中而言，围绕着国本论等引发的激烈党争，令最高权力者与政治精英之间、官僚系统内部诸势力之间发生严重断裂，而宦官争权，阉党横行，又令党争的性质就此改变；外部如东南倭寇、辽东女真侵袭等，天下苦兵苦赋，民不聊生。面对这样的局势，陈继儒一边切身感受到时不可为，愈加深隐以避祸；一边仍密切关注从内阁到言路、乡民疾苦到边患的方方面面，倡言经国济世之策，而皆有明确的是非观。如天启三年陈氏撰《建州》，崇祯初又撰《辽左》，为东北靖边谋划建言，他的诗文集在清代被禁，即因斥“建酋”等违碍。崇祯六年夏，孔有德南犯，陈氏作《齐心帖》声讨之。崇祯十年，他寄书范景文曰：“目下最紧要者，一曰买卫之弊，一曰淮兑之苦。……故八十老人特为东南孝顺百姓告急于千手眼之如来耳。”年命将尽，他仍在为“地方之根本大遭际”而呼号。
有鉴于此，当时的名家重臣敬重陈继儒之学识人品，纷纷予以举荐。先是在万历三十五年三月，直隶巡按杨廷筠已行推举，给予高度评价：“继儒，华亭人，蚤谢青衿，为古之学，留心经济而澹于荣利，不谈性命而惭于道德。自嘉靖以来学者无先之者。”陈氏年六十五后，这样的举荐日见频密，如御史吴甡于天启三年上疏，请求经明行修之士如陈继儒、李光缙等，征诣公车；光禄寺卿何乔远于崇祯三年荐举陈继儒博综典章、谙通时务，当加一秩，如先朝文徵明故事；工部侍郎沈演于崇祯四年四月荐举陈继儒等行为世仪、学饶经济者，得各陈所见；给事中吴永顺于同年荐举陈继儒淹通今古，闻达无干，可襄盛典；吏部尚书闵洪学于崇祯五年四月荐举陈继儒等识通今古、学富经纶，乞敕令各抒己见，进呈御览；黄道周于崇祯十年两次荐举，谓“雅尚高致，博学多通，足备顾问，臣不如华亭茂才陈继儒、龙溪孝廉张燮”；江西巡抚解学龙同年亦荐举陈氏，曰“文章命世，真称邹鲁之干城；匡济填胸，不愧岩阿之宰相”，而请求特旨敦延。
面对种种延誉，陈继儒似乎不为所动，仍独享其乐，坚卧不起。在崇祯十二年所作《卢九似读史笥存序》中，他不无谐谑地说：“会稽杨铁崖、天台陶南村日与八十二老眉公谈经射史以为乐。荐举纷纷，勿污我耳。”当然，对于影响如此之大的隐逸之士，在明末的内廷，或已有不同的看法，据崇祯朝锦衣卫佥事王世德所记：“松江处士陈继儒，已将下诏征聘，厂卫访得其人务虚名，无实学，事奔竞，而衣服、饮食、器皿俱用务以诡异，上曰：‘此妄人也。’征书遂止。”幸好陈继儒始终是清醒的，不然在刚愎多疑、好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要求人的崇祯帝面前，真不知该如何装点这座朽败的大厦。
本文为《陈继儒全集》前言节选，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刊发时注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