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在《战争与和平》中添加台词：历史与文学各有复杂
面对进犯的法国人，俄国人居然说“法国人会给我们自由和土地”
2016年，英国BBC和温斯坦公司（The Weinstein Co.）联合制作了六集大型电视剧《战争与和平》，这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背景是拿破仑征战欧洲的时代，最重要的就是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
小说第三卷写道，1812年8月，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俄国，剑指莫斯科，军事形势千钧一发。老保尔康斯基公爵——为国捐躯的青年军官安德烈的父亲，试图重上前线，结果突然中风不起。人们把重病的老公爵和女儿玛丽亚送到乡下庄园，准备从那里再去莫斯科。就在这个时候，老公爵去世了。艰难中举行了父亲的葬礼以后，玛丽亚公爵小姐准备自己去莫斯科，躲避法国人的占领。在这个乱世，玛丽亚公爵小姐希望得到乡下农民的帮助，至少提供马匹，她也希望农民逃离此地。
可是农民居然说“没有马匹”。公爵小姐答应把自己家的粮食分给农民，共同抗击战争灾难。可是农民说不要。
原著写道：
“你们为什么不想要？”她又问。没有任何人回答。
玛丽亚公爵小姐见大家沉默不语感到很难堪；她力图捕捉住某个人的目光。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她对一个拄着拐杖站在她面前的老人说。
“如果你认为还需要什么，你就说吧。我一定做到。”她捕捉住了他的目光说。但是老人好像对此很生气，完全低下了头，说：
“有什么好同意的，我们不需要粮食。”
“你们大概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公爵小姐带着苦笑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走？我答应给你们安排好吃和住。在这里敌人会把你们抢光的……”
但是她的声音被人群的喧哗声压了下去。
“我们不同意，就让他们抢好了！我们不要你的粮食，我们不同意！”
玛丽亚公爵小姐又想捕捉住什么人的目光，但是没有一个人朝她看；显然，大家的目光都在回避她。她觉得奇怪而又尴尬。
“你瞧，她可真会说话，叫你跟着她去当农奴！扔下家去受奴役。可不是吗！说什么我给你们粮食！”人群里有人这样说。
而在BBC的电视剧中，突然添加了一个农民的话：“法国人会给我们自由和土地。”这可是原著中没有的。
查找下去，会发现英国人并非胡乱添加，原著有一段文字可做依据：
在这里的草原地区，在鲍古恰罗沃一带，听说农民们与法国人有来往，收到了法国人的一些在他们之间散发的文告，留在当地没有走。阿尔帕特奇通过他的心腹的家奴得知，前几天在村里很有影响的农民卡尔普出官差时带回消息说，哥萨克（注：俄国自己的军队）正在抢劫居民逃走的村庄，但是法国人却鸡犬不惊。他得知，另一个农民昨天甚至从维斯洛乌霍沃——那里驻扎着法国军队一带来了一个法国将军的文告，其中向居民们宣布，如果他们留下来，将不会做任何有害于他们的事，征用的东西将作价付钱。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个农民从维斯洛乌霍沃带来了预付给他的干草钱一百卢布纸币（他不知道这是假币）。
就是说，农民得到的信息是，法国人不像宣传中那么坏——因为这个时候的法国已经是1789年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尽管拿破仑复辟了皇权，但大革命的观念及其某些措施都还在，只有整个欧洲上流社会才非常仇视法国，而下层民众未必。相反，民众不相信贵族无偿送粮食的善良。“你瞧，她可真会说话，叫你跟着她去当农奴！（注：俄国的农奴制还得半个世纪才废除）扔下家去受奴役。可不是吗！说什么我给你们粮食！”
小说开篇通过宫廷酒会场面，表现了当时俄国人对法国的看法是有分歧的，贵族们都以愤怒之情去谈论拿破仑，说他是“杀人凶手和恶棍”，只有俄皇才能拯救世界。而刚从欧洲回来的理想主义青年贵族皮埃尔却公然说，“拿破仑很伟大，因为他站得比革命高，去掉了革命的弊病，保留了好的东西——公民的平等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只因为如此，才取得了政权”。皮埃尔承认拿破仑有“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是全部意义不在于此，意义在于人权，在于摆脱偏见的束缚，在于公民一律平等；所有这些思想拿破仑都全部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
看来，对法国人的好感并非没有根据。
马克思故乡的一段历史：“我们也能够心安理得地容忍拿破仑”
说到拿破仑征战欧洲的影响，还可以提及与德国有关事情：
马克思的故乡是普鲁士莱茵兰地区（德语Rheinland；法语： Rhenania）的特里尔城。1795年签订的《巴塞尔和约》，使包括特里尔在内的莱茵河左岸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部分。到1806年（《战争与和平》的开篇是1805年），整个莱茵河沿岸地区都成为拿破仑统治下莱茵邦联的一部分。
从1800年起，拿破仑以法国大革命精神和《拿破仑法典》为基础，在莱茵兰地区当地推行了若干改革举措，废除了普鲁士贵族的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推动宗教、就业和言论的自由化。法学家迈克尔·弗朗兹·穆勒（ Michael FranzMuller）回忆道，由于这些措施，当地“从教会与国家的组成、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司法管理，到商贸、制造业和手工业活动，再到习俗与民族意识，艺术与科学、教育，情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行政体系改革为例，从1800年5月开始，法国省制体系（ prefectoral system）被引入莱茵兰地区。尽管这一体系集权于巴黎，但并未实行军事化统治，反而在当地建立了参议会和选举团，以此保障了公民权利。莱茵兰地区的次级行政长官人选，则以当地人为主。当地议会的旁听席位从1805年的16人扩大到1813年的452人，这些人可以成为议员的人选。贵族统治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差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此，“这一‘外来’行政体系迅速被莱茵兰当地人接受，特别是其自由平等的政治原则赢得了当地人的普遍认可，以至于当普鲁士专制主义重掌政权并在这一地区推行保守统治时，大多数当地人都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正是受益于此一改革政策，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才成为一名犹太人律师。而在此前，普鲁士的犹太人不能进入与法律相关的职业。可见，在法兰西自由主义政治影响的时期，那些有才能或者有财富的莱茵兰人，可以摆脱贵族们的控制，有了平等的职业机会对马克思早年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后人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后拿破仑时代，莱茵兰地区并未为肤浅的普鲁士“爱国主义”所控制，相反地，当地充斥着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敌对精神，而对记忆中的法国制度、法兰西自由主义精神的追随，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诉求。德国诗人海涅在1833年如此对比法国和德国的爱国主义，他说：“法国人的爱国主义使人心里感到温暖，由于这种温暖，于是心胸开阔。他的爱情不仅只及于近亲家人，还遍及全法兰西这整个文明国家；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相反，使人心胸狭窄，就象皮革遇冷皱缩起来，凡是外国的东西一律仇视，于是他就不再是世界公民，不再是欧洲人，而只想做个心胸狭隘的德国人。”由此，“我们也能够心安理得地容忍拿破仑”。可见，对法兰西启蒙精神的认同，在德国有识之士中较为普遍，特里尔不例外。
可见，历史和文学各有复杂，非世俗之见所能讲清，悟到就好。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