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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战争与和平》中添加台词:历史与文学各有复杂

黄力之
2022-07-25 09:55
来源:澎湃新闻

面对进犯的法国人,俄国人居然说“法国人会给我们自由和土地”

2016年,英国BBC和温斯坦公司(The Weinstein Co.)联合制作了六集大型电视剧《战争与和平》,这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背景是拿破仑征战欧洲的时代,最重要的就是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

小说第三卷写道,1812年8月,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俄国,剑指莫斯科,军事形势千钧一发。老保尔康斯基公爵——为国捐躯的青年军官安德烈的父亲,试图重上前线,结果突然中风不起。人们把重病的老公爵和女儿玛丽亚送到乡下庄园,准备从那里再去莫斯科。就在这个时候,老公爵去世了。艰难中举行了父亲的葬礼以后,玛丽亚公爵小姐准备自己去莫斯科,躲避法国人的占领。在这个乱世,玛丽亚公爵小姐希望得到乡下农民的帮助,至少提供马匹,她也希望农民逃离此地。

可是农民居然说“没有马匹”。公爵小姐答应把自己家的粮食分给农民,共同抗击战争灾难。可是农民说不要。

原著写道:

“你们为什么不想要?”她又问。没有任何人回答。

玛丽亚公爵小姐见大家沉默不语感到很难堪;她力图捕捉住某个人的目光。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呀?”她对一个拄着拐杖站在她面前的老人说。

“如果你认为还需要什么,你就说吧。我一定做到。”她捕捉住了他的目光说。但是老人好像对此很生气,完全低下了头,说:

“有什么好同意的,我们不需要粮食。”

“你们大概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公爵小姐带着苦笑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走?我答应给你们安排好吃和住。在这里敌人会把你们抢光的……”

但是她的声音被人群的喧哗声压了下去。

“我们不同意,就让他们抢好了!我们不要你的粮食,我们不同意!”

玛丽亚公爵小姐又想捕捉住什么人的目光,但是没有一个人朝她看;显然,大家的目光都在回避她。她觉得奇怪而又尴尬。

“你瞧,她可真会说话,叫你跟着她去当农奴!扔下家去受奴役。可不是吗!说什么我给你们粮食!”人群里有人这样说。

而在BBC的电视剧中,突然添加了一个农民的话:“法国人会给我们自由和土地。”这可是原著中没有的。

查找下去,会发现英国人并非胡乱添加,原著有一段文字可做依据:

在这里的草原地区,在鲍古恰罗沃一带,听说农民们与法国人有来往,收到了法国人的一些在他们之间散发的文告,留在当地没有走。阿尔帕特奇通过他的心腹的家奴得知,前几天在村里很有影响的农民卡尔普出官差时带回消息说,哥萨克(注:俄国自己的军队)正在抢劫居民逃走的村庄,但是法国人却鸡犬不惊。他得知,另一个农民昨天甚至从维斯洛乌霍沃——那里驻扎着法国军队一带来了一个法国将军的文告,其中向居民们宣布,如果他们留下来,将不会做任何有害于他们的事,征用的东西将作价付钱。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个农民从维斯洛乌霍沃带来了预付给他的干草钱一百卢布纸币(他不知道这是假币)。

就是说,农民得到的信息是,法国人不像宣传中那么坏——因为这个时候的法国已经是1789年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尽管拿破仑复辟了皇权,但大革命的观念及其某些措施都还在,只有整个欧洲上流社会才非常仇视法国,而下层民众未必。相反,民众不相信贵族无偿送粮食的善良。“你瞧,她可真会说话,叫你跟着她去当农奴!(注:俄国的农奴制还得半个世纪才废除)扔下家去受奴役。可不是吗!说什么我给你们粮食!”

小说开篇通过宫廷酒会场面,表现了当时俄国人对法国的看法是有分歧的,贵族们都以愤怒之情去谈论拿破仑,说他是“杀人凶手和恶棍”,只有俄皇才能拯救世界。而刚从欧洲回来的理想主义青年贵族皮埃尔却公然说,“拿破仑很伟大,因为他站得比革命高,去掉了革命的弊病,保留了好的东西——公民的平等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只因为如此,才取得了政权”。皮埃尔承认拿破仑有“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是全部意义不在于此,意义在于人权,在于摆脱偏见的束缚,在于公民一律平等;所有这些思想拿破仑都全部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

看来,对法国人的好感并非没有根据。

马克思故乡的一段历史:“我们也能够心安理得地容忍拿破仑”

说到拿破仑征战欧洲的影响,还可以提及与德国有关事情:

马克思的故乡是普鲁士莱茵兰地区(德语Rheinland;法语: Rhenania)的特里尔城。1795年签订的《巴塞尔和约》,使包括特里尔在内的莱茵河左岸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部分。到1806年(《战争与和平》的开篇是1805年),整个莱茵河沿岸地区都成为拿破仑统治下莱茵邦联的一部分。

从1800年起,拿破仑以法国大革命精神和《拿破仑法典》为基础,在莱茵兰地区当地推行了若干改革举措,废除了普鲁士贵族的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推动宗教、就业和言论的自由化。法学家迈克尔·弗朗兹·穆勒( Michael FranzMuller)回忆道,由于这些措施,当地“从教会与国家的组成、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司法管理,到商贸、制造业和手工业活动,再到习俗与民族意识,艺术与科学、教育,情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行政体系改革为例,从1800年5月开始,法国省制体系( prefectoral system)被引入莱茵兰地区。尽管这一体系集权于巴黎,但并未实行军事化统治,反而在当地建立了参议会和选举团,以此保障了公民权利。莱茵兰地区的次级行政长官人选,则以当地人为主。当地议会的旁听席位从1805年的16人扩大到1813年的452人,这些人可以成为议员的人选。贵族统治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差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此,“这一‘外来’行政体系迅速被莱茵兰当地人接受,特别是其自由平等的政治原则赢得了当地人的普遍认可,以至于当普鲁士专制主义重掌政权并在这一地区推行保守统治时,大多数当地人都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正是受益于此一改革政策,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才成为一名犹太人律师。而在此前,普鲁士的犹太人不能进入与法律相关的职业。可见,在法兰西自由主义政治影响的时期,那些有才能或者有财富的莱茵兰人,可以摆脱贵族们的控制,有了平等的职业机会对马克思早年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后人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后拿破仑时代,莱茵兰地区并未为肤浅的普鲁士“爱国主义”所控制,相反地,当地充斥着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敌对精神,而对记忆中的法国制度、法兰西自由主义精神的追随,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诉求。德国诗人海涅在1833年如此对比法国和德国的爱国主义,他说:“法国人的爱国主义使人心里感到温暖,由于这种温暖,于是心胸开阔。他的爱情不仅只及于近亲家人,还遍及全法兰西这整个文明国家;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相反,使人心胸狭窄,就象皮革遇冷皱缩起来,凡是外国的东西一律仇视,于是他就不再是世界公民,不再是欧洲人,而只想做个心胸狭隘的德国人。”由此,“我们也能够心安理得地容忍拿破仑”。可见,对法兰西启蒙精神的认同,在德国有识之士中较为普遍,特里尔不例外。

可见,历史和文学各有复杂,非世俗之见所能讲清,悟到就好。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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