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开幕：新技术时代如何塑造一代人情感结构
12月18日，“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在北京开幕。作家梁鸿、张定浩、李霄峰，科幻作家陈楸帆，学者、评论人淡豹， 诗人戴潍娜进行了分享。
本场演讲中，演讲者都关切到新技术时代、影像文化的到来，如何塑造一代人的情感结构，在高度流动的时代潮流中，“文学”“电影”“乡村”“女性”等固定的概念，是如何生发出意义。
梁鸿：世界到了他们面前，但他们却没机会站到世界前面
梁鸿谈到，孙立平教授曾经在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我们身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梁鸿认为，他所说的断裂更大意义上指的是我们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尤其在最近这些年。
2015年，梁鸿失去父亲时，她站在家里的院子中，觉得天地非常遥远，怎么都找不到真实感，同时也觉得她在追忆时甚至觉得自己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后来我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叫《梁光正的光》，不是歌颂赞美父亲，而是特别想写出一个人，一个在生活的最低处，但却试图发出光的一个人，就是他那种可笑荒诞背后交织着一种时代痕迹，以及他作为一个人的倔强挣扎。”
梁鸿之前写作了非虚构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她说：“中国农村还有六亿人口，但是在城市人的社交圈里面，农村人很少有机会考上好的大学，更没有机会有好的职业，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看似今天乡村也拥有了手机、拥有了网络，能够和我们一起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资讯，甚至拥有了像快手那样表达自己的平台，但是他们仍然不为人所知。世界来到了他们的面前，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站在世界的面前。”
因为不了解，我们在叙述乡村的时候，常常是有偏差的。“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里，就像我失去孩子的婶子的故事，她的痛苦只能被作为农民工来被表述，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她的所有的爱和倾诉也只能被作为一个农村工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而被对待，她无法拥有一个独立的价值，无法成为人的痛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梁鸿笔下的梁光正，一生爱穿白衬衫，哪怕干农活也要一尘不染，他不愿意被别人当做农民来对待，他希望超越于他的身份。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被纳入到一种更广阔的存在，而不是被纳入到某一个群体内的生活，这样就被压到某一个地方了。
“生命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不应该依附于外在的社会价值，哪怕是一个小偷、流浪汉、痴呆的人，他都应该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价值，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只有意识到这样一种文化内部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身在同一个场域。但是我们却彼此遗忘，这才是我们最为深切的痛和爱。”梁鸿说，“今天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基本的警醒，就是生活并非如此的风清月白，那种看似遥远其实并不遥远的一种危机，其实一直是在的。如何面对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识性的话语里面发现漏洞，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这需要学者，当然我觉得也需要一个最普通的生活者来辨析，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拥有某种理性和能力。”
淡豹：你所追求的东西使你陷入困局
淡豹谈到在“正午”工作时，常收到女性来信诉说情感的背叛或者是婚恋的不幸。中国社会中，女性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不被打断的人，在性别和阶级的权力格局中，保有自己的位置和内心？
在之前的文章《劳动与爱情成瘾症》中，淡豹写道：“我们经常会为感情、关系家庭，为爱而困扰，那解决方法是在哪里呢？是去寻找更好的人吗？是去找婚姻治疗师吗？我不这样想，我觉得答案有可能是在爱情之外的，人应该尽量让自己能够去不太在乎关系，当某一天我们死去，是我们曾经的劳作定义我们的生命，不是爱，不是牺牲，不是在爱情中间或者家庭中间或者某一段关系中的隐忍和付出，而是曾经有过完美的东西，而是那些称之为实践的东西，把我们的生命的印迹刻在地表，让我们幸幸福福地死。”
在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淡豹也逐渐认识到事情的另一面：“此时此刻的中国人，他们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般继续咬牙，几年之后从洞里爬出去，歇一口气，过相对清闲的日子，开个烧烤店或者是搞搞直销。过几年钱花完了，或者是失去了安全感，再重新跳入到工作洞之间，洞是很苦的，可是为了未来你要忍，这是一种积累策略，是生命的一种投资策略。”
“爱和钱，婚姻和工作，经常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欲望对象本身同时让我们痛苦，这是一种时代的结构性的困境，一位教授提出一个理论概念叫：困局。困局的意思是说，你所想要的那样东西，你的欲望对象本身在结构上必将使你更痛苦，你对它的追求不会滋养你的生命，反而会阻碍你的生命，他管这个叫做残忍的乐观精神。工作在此时此刻经常也是这样，人们在劳动中恰恰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反过来一个女性如果想要恋爱、结婚、生育，极大的可能性是要放弃一定的职业发展，劳动与爱情都是困局，你所追求的那个东西本身恰恰让你苦痛，爱情和金钱都是你想要追求的一种可怕的致命的诱惑。”
淡豹也谈道：“人在本质上都是讲故事的东西，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比如一个人在北京的冬天整理户外的花园。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不同的故事，可能是关于婚姻的叙事，比如说他希望让他妻子感到荣耀；也可能是关于共同体的叙事，他希望整个街道是整齐的；也可以是关于爱好的叙事，关于竞争的叙事，你通过构造和理解叙事，理解他人的意图、动机，他人和自己的生活来做出预测，来感受生活的稳定感，来理解生活中的断裂。”
“我们都是叙事性的自我。通过叙事来理解别人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不完满的世界上写报道，写小说的原因之一。”
李霄峰：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
《少女哪吒》《追·踪》的导演李霄峰谈道：“少年时我也曾经幻想过一个花园，在那里一低头就可以捡起爱的果实。但现在，电影是我的花园，也是我的战场。在电影里面我可以把自己融化在角色里，融化在光线里甚至是一个杯子里，我热爱电影的一个原因是电影跟现实生活有交集，但又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它多多少少可以做到我喜欢的作家福楼拜所说的：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
他认为，电影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将痛和爱通过视听的仪式而不是别的语言释放在电影的世界里，“曾经在陈凯歌导演的《少年凯歌》里，我震惊于他们那代人所经历的熔炉一样的青春，但是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经历是可以复制的，也没有任何一条道路是现成的，电影的路可以发生什么我无法预见，但是在未来我愿意去做更多的尝试。”
李霄峰同时也谈到现在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被社会的分工划分得太过明确的问题。“电影工作者天生应该是两者的结合，他们必须更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我举一个例子，我拍《少女哪吒》的时候，剧务老杨负责给导演倒倒水，顺顺线这样的工作，他经常在忙工作的时候跑到我的监视器跟前看拍摄回放，拍得好的时候这个老杨就会特别兴奋，拍得不好的时候就会悄悄跑到我耳边说导演你要不要再来一条。有一次老杨提出将镜头位置设置到一面镜子上，我们都觉得这样非常好。电影工作者有一种很宝贵的态度，就是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都愿意为电影付出超越他自身职责范围的热情。”
戴潍娜：时代在歌颂平庸
戴潍娜谈道：“我身边写诗的人在内心深处的一个共识就是把诗歌看得远高于生活本身。也是正是这种游手好闲的状态，是诗人的正途，好像火药最正当的用处不是枪炮，而是造出那些美丽的玩意。正是这些我们用生活里的过剩之物，同时也是另外一些人生活中匮乏的东西给了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
“尼采曾经区分过两种形式的痛苦者，一种是生命力过剩的痛苦者，是酒神式的神和人，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种是苦与生命贫乏的痛苦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大多数都是匮乏的人，这一代面临着审美的匮乏，歌颂一种平庸、简单与谄媚。对于一些有难度、有门槛的东西无限的苛责。”戴潍娜说。
陈楸帆谈到了最近流行的一个词：佛系，“在佛系这个风潮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时代焦虑，遁入空门并没有办法消除这样的焦虑，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折射出这代人对于焦虑背后不同的心理应对的机制。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现实性焦虑不同于病理性的焦虑，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模式，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被无限度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