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洋铭读《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雾中的赫梯

《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澳]特雷弗·布赖斯著，蒋家瑜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出版，332 页，68.00元

在布拉格老城里很容易迷路，这里的人似乎不知东西南北为何物，放任街巷与伏尔塔瓦河毫无章法地交织在一起，诱惑古今来客纷纷坠入布拉格的情网。半个小时了，我还在大广场附近的巷子里兜着圈子，想要找到一家售卖钱币和邮票的古董行，买一枚称不上抢手的纪念币。2015年，捷克国家银行为了纪念赫罗兹尼（Bedřich Hrozný）成功破译赫梯语一百周年，发行了一枚刻有赫梯语楔形文字和赫罗兹尼头像的银币，面值两百克朗。纪念币上面刻着赫罗兹尼成功破译的词汇之一“va-a-tar”和与之对应的捷克语单词“voda”——也就是英语中的“water”、古希腊语中的“húdōr”和梵语的“udán”。

通过对比，我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赫梯语和其他印欧语系语种的联系。但在一百年前的学术界，这是难以想象的创见。甚至就在赫罗兹尼成功破译赫梯语十年前，对许多东方学家来说，赫梯存在与否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用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文书和铭文刻石，都是用当时未被破译的语言写成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学者赛斯（Archibald Sayce）首先提出这些文献的作者是赫梯人。在笔记中，赛斯这样写道：

很明显，在前希腊时代，小亚细亚一定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帝国，它从爱琴海到哈律斯河（注：现在土耳其人称之为克孜勒河），向南延伸到叙利亚，到卡尔赫米什和哈马特，拥有自己特殊的艺术文化和特殊的文字。

因为缺乏充足的证据，赛斯的观点没有被学界接受，但是现在回看，他实在是个了不起的预言家——因为除了赫梯帝国的存在之外，他还提出赫梯帝国都城的所在地是博阿兹柯伊（Boğazköy），即现在土耳其中部乔鲁姆省的博阿兹卡莱（Boğazkale）。此后二十年里，通过解读在埃及发现的阿玛尔纳书信等新见古代文献，学者们确认了“赫梯”的存在。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温克勒（Hugo Winkler）来到博阿兹卡莱，并在之后的七年中率队于此进行考古发掘，终于证明了赛斯最初的论断——博阿兹卡莱就是赫梯帝国的王都哈图沙（Hattuša），深藏于历史迷雾中的赫梯文明就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此前的两千年里，人们所知道的赫梯人不过是旧约圣经中的一个“龙套”角色，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去向何处。不过，虽然温克勒发现了大量赫梯语泥板文书，但在当时依然没有学者能够解读这种语言。从被发现之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未知语言应该和其他已经破译了的、用楔形文字书写的语言一样，属于闪米特语族，但是没有学者在这一方向取得进展。直到1902年，挪威学者克努特松（Jørgen Knudtzon）发表了《两封阿尔扎瓦书信——印度日耳曼语系最早的文书》（Die zweiArzawa-Briefe: Die ältesten Urkunden in Indo-germanischer Sprache）。通过研读这两封书信，并将它们和在阿尔马纳发现的阿卡德语书信相比较，克努特松猜出了这两封信的一小部分内容，并且发现阿尔扎瓦来信所使用的语言与其他印欧语相近的语法现象，后者最终促使他做出结论：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是已知的最早被书写下来的印欧语。然而克努特松的尝试，除了他在奥斯陆的同事之外，并没有被其他学者接受。

温克勒的发掘获得了丰厚的成果。他发现了赫梯的王家档案，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赫梯语楔形文字泥板文书，这给楔形文字赫梯语的破译提供了新的机遇。维也纳大学一名专门研究闪米特语言的捷克学者赫罗兹尼决定挑战破解这种语言。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皇家博物馆，赫罗兹尼抄录了许多出土于博阿兹卡莱的泥板文书。在其中一篇文本中，他发现了两行押韵的句子，根据已知的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楔形文字，赫罗兹尼顺利地将这两行楔形文字转写成拉丁字母形式，其中就包括了那个被刻在纪念银币上的单词，“水”：

nu NINDA-an e-iz-za-te-ni/wa-a-tar-ma e-ku-ut-te-ni

你们将吃面包，并喝水。

以活语言和可被解读的古代语言作为工具破译其他古代语言是近代东方学领域的惯常做法。赫罗兹尼以苏美尔语、阿卡德语楔形文字为切入点，结合拉丁语、希腊语和日耳曼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学特征，初步破译了赫梯语，再度肯定了赛斯和克努特森的判断——赫梯语确实是一门印欧语。1915年，赫罗兹尼在德国东方学会发表演讲“赫梯问题的解决方法”（Die Lösung des hethitischen Problems），他的观点也逐渐为学界接受。在赫罗兹尼成果的基础上，学者对于赫梯语的理解逐渐深入。一战之后，大量的赫梯语泥板文书被翻译为德语、法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有赖于此，我们得以了解赫梯人和他们的历史、信仰、法律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赫梯学（Hittitology）也从亚述学和古典语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赫梯文献多元的特征也表现在赫梯学研究的多重方法取向上。

在赫梯语破译成功一百多年后，我们对赫梯的了解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古代近东研究专家特雷弗·布赖斯（Trevor Bryce）教授的《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就是一本了解百年赫梯学研究成果的绝佳入门。在二十五章的篇幅里，布赖斯首先介绍了赫梯被重新发现的过程、赫梯人和赫梯国家从青铜时代中期到晚期的历史。基于政治史、军事史和国际关系史方面的丰富史料，书中大部分的论述都围绕着赫梯国家的历史与国王及王室成员的故事所展开，间或插入了一些赫梯社会、宗教、文化方面的内容。

在《安纳托利亚勇士》之前，布赖斯已经出版了另外三部介绍性的赫梯历史专著，即《赫梯人的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5年第二版）、《赫梯世界的生活与社会》（Life and Society in the Hittite World，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新赫梯诸王国的世界：一部政治与军事史》（The World of the Neo-Hittite Kingdo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相较这些布赖斯先前完成的作品，他在《安纳托利亚勇士》中对赫梯历史的描述大致相同，但篇幅更加简练，就像布赖斯本人所说的，“提供有关赫梯历史和文明的可靠导论”。这让我想到用赫梯语和胡里语写成的名篇《解放之歌》（Song of Release）中反复出现的那一句——“我来给你再讲一个！”（nu-uš-ma-aš ta-ma-iut-tar me-mi-iš-ki-me）

虽然《安纳托利亚勇士》的目标读者是古代近东研究领域之外的普罗大众，但作者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如布赖斯所说，这本书会“在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上提出许多新的想法和途径”。因此，书中的一些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注意（或是批评）。例如，在第四章中，布赖斯提出哈图西里一世的统治可能长达三十年以上，而现存的《哈图西里一世年代记》（Annals of Hattusili I，以下简称《年代记》）只包括了其中较早五年的事迹。这一观点更大程度上是布赖斯本人的判断，缺乏实在的证据——如他所说，现存的《年代记》并非原始版本，而是后来的书吏根据早期的泥板残片重新编纂的，他们将更长统治时期内的事件编排进现在我们看到的五年的年代框架中。的确，根据符号写法（例如URU、KÙ和ŠAR等）和书写习惯可以看出，现存的《年代记》泥板时代更晚，很可能是在赫梯帝国晚期乃至新赫梯王国时期抄录的。但是，正如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赫梯学家毕尔（Richard Beal）指出的那样，布赖斯忽视了《年代记》具备双语版本这一特点。如果现存的赫梯语和阿卡德语的版本都是由书吏重新编排的，那么他们抄录的两种版本的原始残片也需要残得“恰到好处”，只保留了相同的片段，而这一可能性显然微乎其微。除此之外，可能是出于精炼文字的目的，布赖斯省略了一些细节，使得一些表述不够严谨。但是，这些缺点不能否定它是目前最好的赫梯入门读物之一。2022年，《安纳托利亚勇士》一书的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国内优秀的青年赫梯学家蒋家瑜博士翻译，并由国内赫梯学领军人物李政教授审校。拥有如此专业的译校团队，对作者和读者而言，都是莫大的幸运。

合上《安纳托利亚勇士》，我忍不住回忆起那次去寻访赫梯的旅程。到达乔鲁姆的次日清晨，我们早早地来到博阿兹卡莱。群山之间是久久挥散不去的晨雾，在哈图沙遗址的狮子门前，视线可及之处不过百步之遥，而我们对赫梯人和他们的世界的理解，或许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范围。如此想来，特雷弗·布赖斯的种种猜想当然也有可能就是现实。站在古代世界的大门口，我们知道的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