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日记｜红色故事·中共一大时全国有多少个党员？

【编者按】

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澎湃新闻推出“一大会址”日记，派出记者常驻中共一大会址，近距离观察、感受、记录会址每天的新闻，讲述一大的红色故事，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当时共有8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除旅法组织外，其余的7个组织按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与大会的筹办人员李达、李汉俊商议的每个组织派2名代表的要求选派出各自代表出席大会。大会召开时，实际到会的代表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另外，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陈独秀、李大钊因各自事务脱不开身而未出席大会。

而参加过一大会议的人员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从现有资料看，个人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陈潭秋。1936年他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说道：“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几个地方。其他如南京……等地仅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但总计全国可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

而张国焘撰写的回忆录中有另种说法。他在描述一大召开时情况时说道：“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

1978年8月，另一位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在其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道：“关于一大代表的党员人数，实际上没有五十七人，更不是七十人。当时在一大会议上曾报了一下各地的名单，我记得一共是三十人左右，具体名单如下：湖南：毛泽东、何叔衡、夏曦（一大后发展了易礼容、郭亮等）。湖北：董必武、陈潭秋、赵子健、包惠僧、刘伯垂。北京：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张申府、高尚德。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东：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崧（学生）、李××（师范学校的教师）。上海：陈独秀、俞秀松、李达、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是后来参加的）。”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一大，他在1922年7月11日的《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中有小组，但全国成员不超过五十—八十人。”给出的是一个大致范围。

据《党史资料》一九五三年第七期刊载的1926年苏联葛萨廖夫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书中 “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 一节的中译文，其中说道：“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只有六七十个和组织多少有些联系并且真正积极工作的人。”虽有学者对此文的作者有质疑，但从这本书的正式出版看，苏联也没能掌握确切的人数。

那么，中共一大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名党员？综合多年的研究，从现在所掌握的史料看，全国的党员人数应有五十几名，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认定。因此，又有了“五十几名”之说。这五十几名党员包括上面包惠僧所提到的（除夏曦、刘尔崧、李××外），还有上海组织的沈玄庐、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李中、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等 ；北京组织的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梅羹、张太雷、朱务善等；山东组织的王翔千；武汉组织的郑凯卿、黄负生、张国恩、刘子通等；长沙组织的彭璜；广州组织的袁振英、李季等；旅日组织的周佛海、施存统和旅法组织的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发起人张申府已被包惠僧计入北京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杨匏安、宋介、陈德荣、江浩、金家凤等也都是一大时的党员。

目前不少专家学者已采用这种说法，如：1991年6月出版的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2000年12月出版的黄修荣著《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相关的权威部门也采用了上述说法。

“五十几名”的说法，是科学的，也是客观的。问题在于对个别人员的认定上有分歧。这个问题以后会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史料的发掘，有望得到解决。这五十几名党员，不管其以后的走向如何，我们都应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是他们奠基了中国共产党。

（原题为《中共一大时全国有多少个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