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红色叙事的高光突破
尽管《一个人的长征》取材于小说，但主人公骡子的代表性、典型性、深刻性，则被盛和煜发现和开掘得精彩异常。作为写戏老手，盛和煜的创作优势恰恰在于他表达内心情感的那份真挚而不矫情。他抒写形象虽执着于小人物，却总能在平凡中闪现人物本真的赤诚和变化的精微。当然，情节编织的灵动周密、鲜明性格和鲜活语言的信手拈来，包括叙述方式总能激发有才华的导演施展创造性的奇思妙用，这不能不让人折服。自然，这样的文本足以保证剧目的成功和独特，《一个人的长征》也不例外。
与盛和煜的其他戏一样，该剧依然人物不多。骡子与花姑是一对平凡的农村男女，他们之前对革命并不具有自觉的认识，但他们人生和信仰的走向正是该剧所要弘扬的主体。邱明亮和二号首长与骡子的邂逅，不但改变了骡子的命运，更唤醒了骡子所代表的民众群体，召唤着时代的前行。古玉洁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人物设置，她身上的时代性、出身的典型性，特别是她几乎不能让你忘却的那些气质和细节，尤其是她最终吟咏着骡子根本不解的《海燕》英勇赴死的浪漫悲情，充满丰盈却简洁的人物与情节基因，很好地支撑起该剧中、后部的情感看点和命运熔点，为接踵而来的邱明亮之死染亮生命之晖。其实，任何文本的精彩最终都离不开激发讲述与效果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感人至深、撼动心魄、滋润心灵，并能衍生出舞台二度创作，呈现摇曳多姿的终极目标。从这点看，盛和煜的创作智慧和张曼君导演的舞台挥洒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的合作总能产生不同凡俗的文本与舞台奇境，产生冲击心灵的内容与形式的美感、新意、冲击力；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创作时，均可贵地自觉摒弃创作现状下题材与流弊的笼罩和束缚。
这个戏的呈现尽管很新，却本质地达到了戏曲性上，无论文学还是二度创作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即“守正创新”。戏的讲述恪守了故事简洁的戏曲表达规律，但人物和细节又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而是挥洒出妙笔抒写，典型呈现，性格开掘，命运牵惹，生死跌宕，归宿深远的艺术面貌。从起始的做佣谋生，到酒醉失骡，再到出于良善的驮物偿情，骡子的善良、憨直笔墨简洁，戏剧的出发点极为清晰。在故事中，内涵的深刻与戏剧性的强烈是共律的。“得金”“护金”“藏金”，到最终“送金”，金子的悬念、骡子的命运和信仰变化，我总觉得不只是戏剧事件那么简单，他们之间难道没有更具有内涵的多重寓意吗？我相信是有的。在情节上，七场戏，每场戏的高潮都有矛盾的尖峰，而且每场戏都生动且浓墨重彩地写出了题旨，以及人物心灵在不同阶段一步步最终走向高光的步履和内心世界。这样的文本和叙述效果，犹如能深深吸引你专注和关切的迷人风景，定能被他牵引、为他神迷，因其遇险而悬心，因其化夷而释然，因其变化而振奋，因其殇璃而哀苦。可以说，《一个人的长征》中讲述的吸引力和导演创造的神奇表现，的确相得益彰、意蕴稠浓，让你观之不能不投入情感，赏之又不能不击节喝彩。
更可贵之处在于，《一个人的长征》尽管蕴含庄严的主题，但作者施展了极有民歌色彩的鲜明灵动的文笔，通过语言、歌唱，包括性格细节、情感特点等，对于人物、地域、时代的独特性进行了全方位鲜活淋漓的艺术表达。剧中的唱是戏的灵魂，更是深深吸引观众的关键因素，杨俊的歌唱浓郁深情、诚挚悠长。其实可以说，这动听的歌唱，因为有手笔精湛的文辞做基础。“金子若是少一两，我砍脑壳做交代”“日头落岭又落坡，隔山隔岭盼阿哥”“莫道山路曲曲弯，从来人心隔肚皮”“我要和她多生仔，这个喊爹那个喊妈”，这些生动朴实的歌词在剧中俯拾皆是。它出自骡子的口、出自花姑的心，不但极为契合人物的性格、身世、心灵，而且这种民间性和文学性统一得极好的戏曲唱词，有力地支撑起《一个人的长征》最传神、最真实，也是最生动、最感人的讲述效果与艺术品貌。
文本追求的感性、真切与文学浓度形成了《一个人的长征》在这类题材创作中的独具一格，不同凡俗。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剧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创作启发。那就是：没有寻找到鲜活的人物形象，不能开掘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真实起点，缺乏文学书写的潜心巧思，背离戏曲叙述的审美规律，再好的题材再迫切的目标，恐怕也会因为不感动人、不吸引人而把本身的崇高与高光变得虚假和暗淡。其实，在《一个人的长征》中，我们最应该肯定与学习的，恐怕正是剧作者和导演等创作人员对题材和人与事的由衷敬重，并深情倾力于艺术创造。因此，他们的创造是心灵与智慧的邂逅，是理想与人格的共律，这样的文本和二度创造又怎能不铸就让人精神震撼、艺术满足的好戏呢？
（作者：崔伟 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一级巡视员）
原标题：《剧目赏评 | 崔 伟 | 红色叙事的高光突破——浅谈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的文本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