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自然｜社区播种者：城市封控下的共治实践

从三月底到六月初，日复一日的封控生活中，抢菜、团购成为上海2500万人每天最重要的生活主题。其中，绿叶菜是消费链上的“硬通货”。与其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摄入叶绿素的渴望，倒不如说是对新鲜和自然的渴望。

对抗无聊与饥饿的同时，人们太想看到一些好的变化。比如，一颗种子生根发芽，慢慢长大。或许，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去思考：在都市当中，尤其是超一线的大都市，该如何推广都市农业？

封控期间，上海居民在线上共享文档中，精心记录自己的阳台种植。 潘达祺 供图

不同群体对社区花园的认知

“都市农业”是依托城市、服务城市、适应城市发展要求，纳入城市建设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建设的农业。它是大都市中、都市郊区和大都市经济圈内，以适应现代化都市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现代农业，有利于增强城市韧性与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一线城市已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国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报告2019》指出，依据“中国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UASJTU（包括城市现代农业产品保障能力、农业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水平、三产融合发展水平、农业先进生产要素聚集水平、现代农业经营水平这五项一级指标）”，上海位居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指数前十榜首，其次是北京和成都等。然而，数据得出的都市农业优势，又是如何令都市居民感知的呢？

而在本轮疫情封控当中，社区绿化带成为许多上海居民衡量都市农业“现代化”的新指标。部分上海人民热火朝天参与到“吃绿化带”的大军。平日里不起眼的野菜，现在加两个鸡蛋就能炒出一盘菜。

在实操层面，想在社区花园开展都市农业并不容易。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极其不同，有些居民曾有农事经验，自发在小区绿化种菜，甚至浇“有机肥”，造成其他居民的困扰。而很多小区物业的管理中，考虑到整体绿化效果，也禁止居民自己开挖绿化带，种植可供食用的植物。

合理推进身边的都市农业，仍需更专业的规划设计。在常态疫情封控下，是否有更温和有效的方式，让各方都能接受这一类做法？我们发现了“社区花园邻里互助计划”。

从社区花园到邻里互助计划

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生态和社会文化都有重要功能。但随着城市化发展，适合用作绿化的土地越来越紧张。于是，拆迁地、废弃地、闲置地得到改造利用。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的模式，逐渐成为城市闲置地绿色微更新的重要办法。

社区花园最早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分配花园(allotment garden)，通常由NGO组织、私人团体、地方政府将其拥有或租用的闲置土地分割成块地或份地(plot)，租借给居民开展农艺或园艺活动。

英国分配花园(allotment garden)  Readers‘ digest 网站 图 

通过社区花园开展都市农业，可以在整合生产性景观和园艺种植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文活力。之前专栏的文章研究表明，香港的屋顶农场，成为高密度城市居民难得的社交场地，有显著的社会价值。

2014年前后，上海社区花园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中，同济大学的刘悦来带领的“四叶草堂”团队已在上海参与建造了200多个社区花园，将原来堆满垃圾或长期没有维护的空地，改造成居民家门口的“桃花源”。他们的目标是在2040年建成2040个社区花园，甚至教会居民如何自己做花园、种菜、维护。这个看起来有些长远的计划，不仅没被疫情封控搁置，甚至正在自发壮大。

上海社区花园分布地图 四叶草堂 供图

2020年疫情开始，四叶草堂发起了SEEDING（种子接力站）社区花园邻里互助计划。理念是：“重建信任、种下希望，倡导居家自主邻里守望互助，以无接触方式分享种子、绿植、知识、温暖来传递爱与信任的力量，协同构筑安全美好的永续家园。”进而让居民、志愿者与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连接在一起。

疫情封控打断了空间共建，却推动了居民自发种植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家阳台种植蔬菜，并寻求更专业的帮助。

依托微信社群和线上打卡等工具的线上网络，2022年的SEEDING 2.0形式更多元自由。任何想参与或组织小活动的居民，都可以在线上参与共建，组织发起群聊。目前为止，已有12个不同主题的微信社群。物资最紧张时，甚至有些志愿者（来自可小范围走动的防范区）会去创智农园采集一些蔬菜，分发给社区更需要帮助的孤老或残障人士。

SEEDING1.0实施模式 四叶草堂 供图

四位社区播种者，四段种植故事

作者联系到四位播种者，她们在这些工作当中担任不同角色，自己也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正是人们各自的共同努力，形成了SEEDING的生命力。

魏闽：比设计更难得的是社区共建

魏闽，建筑师，上海四叶草堂联合发起人，社区花园邻里互助计划组织者，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专业认证教师。 四叶草堂 供图

杭州姑娘魏闽对大自然有着天然的依恋。初到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时，她总是怀念那个到处都是绿色的城市。她说：“当时的杨浦区环境也还不错，但跟西湖还是没法比。只要有机会，我就回杭州，静一静，泡一泡。”而随着沉浸到建筑专业的探索和工作当中，她的这种依恋就一点点淡下去。

再次回到自然中，是因为孩子的教育。她发现，这种亲自然的基因，又开始在自己身上起作用。这奠定了她后面一系列跟自然相关的工作。2014年，她与刘悦来等老师共同建立了“四叶草堂”。两年后，团队在世纪公园里做了一个蔬菜花园，运用“朴门永续（Permaculture Design)”的方法，推动居民参与更多社区花园的营造，比如创智农园和火车菜园。

“朴门永续设计”，是一种以自然为师的生态设计体系。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起初，澳大利亚生态学家比尔·莫利森和大卫·霍姆格伦希望以此创造一种“永续农业”。秉持三个原则，分别是“earth care（对地球和土地的关注）”；“people care（对居民的关注）”；“fair share（基于公平正义的共享）”。四叶草堂正是通过社区花园践行“朴门”原则，推动上海都市朴门发展。

居民在百草园参与营建。 四叶草堂 供图

比起花园（Garden），她的团队更关注社区（Community）。比如，“百草园”项目中，东明路街道的15个小花园，都由团队和居民共同完成。团队充分尊重居民意愿，通过前期工作坊、讲座等形式，发动居民，让居民自己设计营建，再由专业团队加以完善。这个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度提高，后期维护工作慢慢过渡给居民。

魏闽认为，一个成功的共建，需要以下两点：一是，社区花园的功能要依托社区的需求；二是，建造的过程充分调动居民能动性。通过培训赋能，让居民自己设计营建。“现在崇尚自由、多元的城市，如何把大家联合起来，为了同一个目标，沉下心来去完成，是一个挑战。”

朱姝：居民食物需求与城市景观需求的转译者

作为社区花园邻里互助计划组织者活动发起人之一，朱姝与居民在菜园进行朴门永续课程。

从英国读完景观建筑专业回国以后，朱姝一直从事自然保护相关工作。从环保组织到四叶草堂，不变的是与自然的联结。她说：“空间也好，人与自然也好，自然元素之间的联系也好，这种连接性让我觉得很有趣。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这种连接。比如，我们的书本来自远方被砍掉的树木，而被砍掉的树对当地其他物种又会产生影响。”

确实，很多问题的解决都以“看见”为起点。比如，节约水资源的前提，是知道水不止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其背后还有一系列净化、运输，和源头上对江湖河海的索取。 种植也一样，日常餐桌上的蔬菜，也经历了无数农民的播种和浇灌，才来到我们面前。

她加入了四叶草堂的活动。谈起上海社区花园实践，她认为，进一步推广社区花园共建，还需要时间。 目前，很多居民自发开展蔬菜种植，更多出于个人的基础需求，而非考虑公共空间美化。有的居民自发种植会占用较大面积绿化。蔬菜种植周期较短，收获之后，就变成一片大面积裸露的黄土。如何管理和正向引导，还需要很多后续工作，比如，蔬菜品种的选择和推广，如何搭配种植可既美观又实用，以及蔬菜如何跟观赏性的草本植物混搭，增加这块小场地的生物多样性和观赏期。

潘达祺：社区种植让我戒掉了“社恐”

SEEDING的学生志愿管理者，风景园林大四学生。6月1号解封日，她在小区里种植群里小朋友画的铁丝纸花，花上有互赠春日的寄语。

潘达祺是东明路街道的居民，也是东明路社区花园构建的参与者。2020年疫情刚开始时，看到大家居家隔离的状态，她很想通过自己所学的园林专业帮大家做点什么。了解到学校老师在做的一些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项目，就报了名。今年，她将参与式社区规划作为自己的毕业设计课题。

潘达祺组织了“互赠春日计划”，鼓励人们推窗见自然，在阳台或窗口观察每天身边环境的变化。发现居民对阳台景观的需求后，潘达祺还和其他志愿者发起“方寸阳台大作战”活动。通过建立“线上打卡”、“共享文档”、“共建种植品种清单”的方式，让居民有每天记录种植、交流心得的平台。直至今日，活动群依然活跃，每天都有居民在社群里分享种植的喜悦。

潘达祺（左上）与社区居民参加seeding线上分享活动  潘达祺 图

作为群管理员，潘达祺常常分享发现和观点，鼓励大家多发言。 这也让她慢慢改变了自己的“社恐”。她打趣说，自己正成长为一个“社牛”。活动中，她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一位群友在五月底疫情好转时，在小区举办了一个小型花展，创立花友会，邀请小区居民一起欣赏、拍照、合唱。他们还提出很多美化小区、提升社区景观的畅想。社区花园和线上活动就像一个载体，让社区里的居民，从单一的居住者，成为多元的共治者。

未来，她还想进一步研究，如何让社区种植与生物多样性融合。城市角落里，有数不胜数的野生植物。有新闻报道，在上海封控的57天里，一位居民在自己小区绿地里统计出86种野草。其中，带“菜”的有13种，可食用的有43种。当然，其中也有有毒植物。这需要在未来的社区花园管理中，融入更多生态学的调研，整理一些个人使用导则或规范，更好地帮助居民建立生态意识。

张永梅：社区花园拉近人与城市的距离

SEEDNG超级行动者，退休人员

由于疫情，采访均在线上进行。视频那头的张老师，拿着一捧新剪下的月季给我看：“你看，这是我今天刚刚剪的。” 神情跟花儿一样活泼。

种植对她来讲，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能够时刻与自然亲近，改变了她看待事物的方式，也让她对身边的人和事更加包容。

张老师退休前从事中国与意大利学校的交流工作，几乎每年都要去意大利北部城市开会，比如米兰和帕多瓦。直到一次去意大利南部小镇旅行，彻底改变了她。

那是意大利的切拉索小镇，仅有2000多人口。漫步在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是繁花似锦的小花园。有位热情的女主人，邀请她们参观了自己的花园。张永梅发现，园圃里各异的，含苞待放的花朵和小苗，全部出自女主人之手。从设计、播种到管理，花了八年时间。这让张老师深深触动。在城市里，身边的绿化很整洁，但好像总是离人很远。

张永梅在切拉索小镇的花园  张永梅 供图

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以三项指标指导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城市人均公共（园）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其中，人均绿地面积是最严格的一项，最新的World Cities Culture Forum数据显示，中国成都、南京、广州、上海的人均绿化已超过东京、阿姆斯特丹、巴黎。那么，为什么我们觉得绿地很远？

首先，中国城市公园绿化倾向于大面积的城市公园。虽然大，但想要亲近自然就必须要专程前往。而东京、阿姆斯特丹则更多是小面积的社区公园，稍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块绿地，面积小但更亲近宜人。其次，中国城市的绿地标准师承于苏联，居住区绿化多模仿法国古典式样，以几何图形样式出现。注重美观和空间分割作用，而不是人的使用。因此，种植种类单一，生物多样性较低，且日常养护成本高。

回国后，张永梅开始整理自己的花园，目前月季就有50多种。一次偶然机会，她接触到seeding平台，成为一名种花技术分享者。她将这份热爱与惬意传递给了更多的人，希望更多城市居民参与花园建构，让更多人享受种植的快乐，与城市产生情感联结。

种植对人的影响

从创始人，设计师，社群管理志愿者到本地居民，她们担当不同角色，但抱有同样热爱自然的心。她们在传递种子的同时，也种下了喜悦的希望，重建了邻里之间的信任。

日本社区营造者山崎亮在《社区设计》中提出 ，“设计一个社区， 不是设计只让100万人来访1次的岛屿，而是规划能让1万人重访100次的岛屿。好的社区，就是要让那些定义它的人，愿意一直重访、共同治理。”

社区花园同理。它或许是复杂的，因为面对不同的需求和期待，我们需要将事情分为“1个人能做到的事，10个人能做到的事，100个人能做到的事，1000个人能做到的事”，才能从自己、从他人、从团队、从社会各个方面，协同不同力量，去解决当下困境。

面对疫情或任何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难免焦虑。无数信息铺天盖地，冲刷着脑子，占据着情绪。当喜怒哀乐随着一条条短视频转瞬即逝，我们也许会想起，已有很久没体会过从心底升起的幸福感。

无论阳台上的一角，还是社区花园，或是更广阔的自然，靠近绿色总能让人身心愉悦。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亲自然的基因。这个过程所获得的精神慰藉和满足，远比果实更难得，比短视频更持久。

（作者于梦晴系苏州大学风景园林系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景观生态学，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王婷系香港大学景观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中国当代环境史）

个人能为环境做什么？普通人如何在自然中自处？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将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