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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仕忠丨道在屎溺——偷粪记

黄仕忠 辑录
2022-06-07 12:05
来源:澎湃新闻

我在读小学时,学了一个“粪”字,繁体字写作“糞”,所以又学会骂人叫做“米田共”。但在乡下,这粪却并不是贬义,而是个宝贝。那个年头,化肥极少,主要依靠人粪与猪栏肥,有肥料才能保证粮食产量,所以农村里盼肥料就像盼星星盼月亮。听说就有城市边上的农民去城里去偷粪的故事。

凌凌说:“不是偷粪,叫掏肥,用钱向市民买的。”

凌凌做小姑娘的时候,是在黄岩县城里长大的,不知道这事。我说:“买,是正常交易;悄悄地去,不付钱,便是偷呢。”

凌凌问:“这个怎么偷啊?”

志熙解释道:是这样的,住在县城周边的农民,进城时常挑个空粪桶。在城里办完事后,就去街道居民家掏粪,当然是要付钱的。

我说,我也听说过这么一件事:乡下青年进城掏粪,正与主家讨价还价,转过头时,突然看到住在那个院子里的,就是班里的女同学,拿眼睛正往他这边看,顿时羞得脸飞红,赶紧把钱塞给主家,挑起粪桶,立马离开那院子,头一回都不敢回。

凌凌还是不明白:“你们说的这个,不是偷粪,是送钱,无法为偷粪作注。”

我于是问:“我们群里有没有人有经历或者知道偷肥的?”

同学中还真有知道这事的。

王延荣老大哥说:绍兴人把粪叫做“料”。农民上城用钱买叫“换料”。偷料的事也有发生,但不常见。第一,上城换料是生产队行为,犯不着个人拆牌子。第二,偷料只能偷公共厕所的,但所有厕所几乎都有先占者(生产队)看守。偷私家马桶,只能在半夜三更环卫车还未来之前,主家又懒得起早,半夜把马桶放在门外。换料风行时,一般家庭不愿意让环卫车来清理。

偷料很少发生,但抢料引发的武斗倒不少见。主要是为争夺公厕肥料。争斗起来,桶担倒翻,满地流淌,以至于盆舀手捧,绍兴城里主要街上就有过好几起。

表面上肥料是宝,实质是口粮太少。当年生产队收获粮食,先交公粮,再留储备粮(若动用,要层层审批,因是“备战备荒”),再留种子粮。这三项是硬性规定。然后才能分口粮。年成好肥料足,能吃饱;肥料缺收成少,吃不饱。再加上知青下乡抢了农民一口饭。

延荣大哥还在为自己当年抢了农民那口饭而自责,任平说:“知青胃口大,正当年,油水少。那时我在余杭,搭伙在农民家,有位同学一下子将一钵头饭都吃光了,你们全家朝他拜。”我觉得“朝他拜”这个词用得好,那场景活灵活现!现在的小朋友肯定这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呢。

凌凌说:我们家在县城大街上,当年爷爷做生意,厅堂很宽敞,给我们做饭的奶奶来自乡下,因此常常有进城掏肥的农民在我家烧中饭吃,确如前面同学们所提,通常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行动的。

我想,凌凌肯定不知道那时偷偷打量她的人里头,还有她的同学。

凌凌说:农民进城掏粪肥的时候我还小,应该还没有什么同学。就觉得家里突然进来一群人,很热闹。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管自己玩,也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细节。倒是后来我下乡当知青了,才知道这桌饭吃得也是有点讲究的。农民自有农民的文化和规矩,一般说来,农民借用城里人的厨房,饭菜他们自己带来自己做。有些时候主人家也会客气地送给他们一两个菜,但这个菜,表示的是主人的客气,农民是自始至终不碰的。如果有谁不懂规矩,冒冒失失地伸筷过去夹起来吃了,就会被整个生产队的人嘲笑一辈子。

我下乡的队里有一个毛头小伙子,据说就是当时进城掏粪肥,主人送上一碗鸡蛋羹,全生产队的人都不碰,初次入行的他,拿起调羹,“噗通”一声捞了一勺,塞进嘴里。直到我下乡,这个事情还被队里人拿出来当笑话说。“噗通”一声,就是他们描绘这件事情用的词,每每讲到这里,周围的人就会哈哈大笑。

我说这个故事讲得好。那调羹在蛋羹里“噗通”一声,可不就是料勺在毛坑里掏粪的声音么。不过好在农民们善于自嘲,当事人或许有些难堪,其他人说来时却无忌讳,说着大粪,舀着蛋羹,嘴里不停地吃,不停地说,依然十分和谐。我说保存下来就是好文章啦。凌凌也有些得意,道是:“是的,今天这粪掏的比较彻底。”

说到这里,另一位老大哥金树良以经历者身份冒了头:“我当知青时,曾跟生产队去城里偷过粪。晚上,摇船两个来小时到城里,有人事先踩好点,专门去偷公共厕所的粪,然后连夜返回。”

凌凌像个小姑娘般好奇:“哈哈,怎么会有如此不法农民啊?”

唉,想来真的物品,农民还不敢偷,这粪么,好像与直接可用的物事总归有一丢丢不同,就像孔乙己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

任平则想起了小时候守护杭大宿舍大粪的经历:“小学时,有人到杭大宿舍偷粪,正好被我看见,大喝一声,他逃了,结果我被老师表扬了一通。”

子帆说:“罗中立油画《父亲》的原型,就是看守厕所的‘守料人’。”

延荣说:“逼真。可惜没画出那双手来。”

幸好这“守料人”不是任平,他只是偶尔“兼”了一下。可对于那些去换粪、偷粪的乡下人来说,这守料人已经是高高在上、高攀不起的呢。

陈建新说:偷粪一事,杭州也有。南星桥一带,主要是对江的萧山农民过来偷或抢。萧山老乡硬朗,骂人、打人都行。大概在六十年代初期,过江来抢肥料。那时候每家每天的马桶,都能卖到几分钱,这也逼使环卫处本来可以白得的人粪需要“赎买”,这是要感谢萧山老乡的事情。

听说萧山老乡也到公厕偷粪,后来被环卫处工人抓到处罚,回去后招来大批农民进杭城,公开抢粪。因为战斗力强,环卫处虽然能聚集人反攻,但引发的战斗已经影响社会安定,后来政府出面摆平了此事。

建新又说:我写过一篇小文,讲杭州抢粪带来的每家每户的马桶可以收取几分钱的事。当年这钱我家是我爷爷收取的,这些钱后来变成雪饼,成为我的每日零食。

呵呵,这么说来,萧山农民去南星桥偷粪抢粪,也可能一不小心就抢走了杭州孩子的雪饼钱呢!

树良说:平湖的近郊农民,一般是拿些农作物给城里的居民,包下他家一年半载的粪,每天早上进城去喝茶时挑着粪桶,喝完茶回家时,顺带把这几户人家的马桶倒了回来。

昱明说:当年宿舍前化粪池,常有农民拉车来淘,给钱。后来发展到几家农户争。有老人编顺口溜:“乡下人儿不识货,担来铜板买臭货。”的是杭州腔。杭州人老话把“拿来”说成“担来”。

宝康说:生产队干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太阳离落山还有丈把高即可收工。那天太阳离落山明显还有一丈多高,阿根向队长提议:“要不今天稍早点收工?”

队长反问:“你有什么要紧事?”

阿根皱着眉头涨红着脸:“屁眼拱拱动,人给屙作弄。”

队长提高嗓音:“嗨!这也算事?甭废话,走到下风向一点,立马解决。”

阿根急了:“这哪儿行,我一泡屙一泡尿,再冲上两担水,明天有兑料的来,就可以变两角钱。”

队长想了一下:“好吧,你早点走。不过,拉到裤裆里我不管账。”

阿根满脸堆笑:“好嘞!”说罢夹紧屁股扬长而去。

曹布拉难得露头,感慨系之:“以粪叙情情更浓啊!”

方一新也说:“说屎论尿忆当年。”

广宣说:一帮老愤青,在谈老粪情;谈谈老粪情,浓浓老愤青。

魏丁适时冒泡,广宣说:“魏丁难得冒泡,看来今天也是老愤青情不自禁。”

魏丁自谦没资格:“挑过粪的,才算粪青。”

小军说:借《红灯记》台词:“有大粪话题垫底,什么样的话题全能对付。”花式聊大粪一天。想起小时写作文,主题“没有大粪臭,哪有稻米香”。估计明天每一餐都特别香。

老师出题,全班同学所写故事高度一致:说自己放学或上学时,路过一片农田,农民伯伯正在施肥。一阵风吹过,粪臭味迎面袭来,自己立刻捂住了鼻子,还不停地说真臭。此时,农民伯伯停下了手里的活,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说:“没有大粪臭,哪有稻米香。”我顿时感觉很是惭愧,恨不得钻进地里去。

写成这样,如果文字通顺,基本得分为“良”。

树良说:搬新家的第一天,我们老家的习俗是要开伙好好吃一顿的,讨彩头的话叫红红火火。也会有一些至交的亲朋好友上门来聚聚人气,名目叫“暖灶”。今天我们搬进新群,人气也旺,也有点红红火火的感觉。虽说讨论的是粪,但正如小军的作文题目:没有大粪臭,哪有稻米香。

任平说:文学史第一部《粪青现形记》在2022年4月12日诞生。

【回音壁】

黄仕忠(中山大学,诸暨人):最近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1978级同学新设一群,云端相聚,述及当年与“粪”相关故事,亦庄子所谓“道在屎溺”,连谈三日,犹有剩义。我是话题的引发者,于是谨作剪辑,也借此记录那个时代。

吴振武(吉林大学,上海人,诸暨保姆带大):哈哈,不错,也是我很熟悉的味道。学习时传祥时,还去实际观摩了一次。虽然那时人很小,后来下乡,就不用说了。

肖瑞锋(浙江工业大学,南通人):读罢大作,勾起诸多少年时代的回忆!江浙文化习俗或有差异,但当年吾辈顽童亦习用“米田共”作为“粪”之代称,相互调侃,彼此嘲弄,颇以为乐。兄之描述,栩栩如生,令人捧腹之余,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谢谢兄台分享。

吴承学(中山大学,潮州人):题目值钱。哈哈,没有经过粪,哪来香。老兄多写。很有意思的。同辈中,多数人还真写不了,后代人就更不必说了。喜欢看这类独特的体验文字。我虽然是那个时代过来人,但比较起来,只是小镇知识分子家庭,生活面还是小了。

彭玉平(中山大学,溧阳人):我居然读完了,真是好读好玩。庄子说“道在屎溺”,可见一个“粪”字也可直接通向道的。大文通向一个特殊时代的生活之道,其实也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之道。多留点这样的文字,别让后人闲着,也让他们好好研究研究。

刘勇强(北京大学,南昌人):谢谢惠示大作!清初贵省小说家徐震的《照世杯》中有一篇《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堪成吾国“粪文学”颇可玩味的鼻祖,大作与徐作臭味相投,亦“照之可知世事”。

余幼时居省城,犹得见乡民入城挑粪。从田头到城里,往来近十里,实在辛苦。那时在“自由市场”买回的青菜叶上,有的还沾着入厕用的草纸、报纸片,比起现在空中“气溶胶传播新冠”的传言,当年吾民真是活在原生态中。此种人生况味,不可不为后人留一丝一缕。

陈维昭(复旦大学,潮州人):新纪实主义!汕头也把“粪”叫做“肥”,我记得小时(大概是七几年吧),我们家门口经常有一老太挑着两个粪桶,沿街叫买,轻声地叫,因为买粪是违法的,有纠察队来抓的。有一次,她正在沿街叫买时,纠察队来了,她急中生智,停下来,对着路边一块菜地里一勺一勺地施肥,大概是给自家的菜地施肥是被允许的。这时菜地主人从家里出来,轻声而有力地禁止她:“这样施肥会把菜弄死的!”幸好纠察队走了。后来大家都佩服老太太有智慧。

孙立(中山大学,郑州人):哈哈,我下乡时也偷过粪!先偷本村的,再偷邻村的,最后回城偷。都是凌晨时分,夜深人静,偷人家积好的肥,拉回去可换很高的工分。一车粪等于好多天(具体不记得了)的工。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陕西子长人):仕忠兄,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您的文章写得生动真切,很让人想起过去的艰难岁月。今天的青少年是很难理解了。粪肥宝贵,那是绿色肥料。化肥方便,却副作用多。

孙玫(台湾中央大学,扬州人):记得我们扬州从前的习俗是:郊区的农民每天一大早拖着粪车,挨家挨户倒马桶。等到秋末,再拖着满车的大菜/汤菜进城,挨家挨户地送,以便城里人腌制咸菜,而这咸菜晒干后就是梅干菜——梅干扣肉的原料。

扬州郊区的农户多是菜农,而扬州人爱吃各种蔬菜,也是有了名的。所以扬州人又有菜驴子的雅号。那可是非常健康的蔬菜和生活方式啊。“文革”时全国的食品供应会议在扬州召开(可见当时扬州人也还吃得可以)。外地人到了扬州后,编了顺口溜:“扬州三大怪:自行车比汽车快,女的反把男的带,到了早上八点钟,家家都把马桶晒。”

张丽萍(杭大历史系七九级,诸暨人):好生动的一段历史。转给我先生看了。他家当时住绍兴洗马池头,对农民上城抢粪、换粪印象深刻:先是农民来公共厕所抢粪,拿着料勺打起来是常事,后来有人守着不让掏了;再然后农民便一早来家家户户收,还要看料的成色,然后给相应的草纸;不同大队的农民也常常因收粪吵架。收粪农民总这样对居民说:“明早你仍旧给我,我不会给倷(你们)吃亏咯。”[笑脸]。

赵延芳(浙江大学,诸暨人):那时绍兴城的商业氛围,也是我们前所未见。特别奇怪的是,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多,不少卖棒冰的人还用竹签在小冰柜上使劲敲,“劈劈啪啪”的声音响彻大街小巷。清早还有一个奇观,大街上竟排放着款色大同小异的一长列马桶。

后来我偶尔在诸暨城里人家过夜,每日清晨天还没放亮,就听到有城郊人上门收购屎尿,大声地叫“料有没有?料!”这时,城里主妇就会应声拎出马桶,甚至还有稍可的讨价还价,争个二三分钱上下。

王兆鹏(武汉大学,鄂州人):呵呵,有趣。那个年代,好多偷东西的行为不算偷。至少是几人一起偷,为公家偷,偷公家的,或为大伙偷,都不算偷。70年代初,我们队里几个伙伴为做篮球架,结伙去钻探队偷钢管,去邻村偷树锯成木板,偷回来理直心壮,还蛮有成就感。

郑尚宪(厦门大学,福建仙游人):“道在屎溺”—— 一个资深“粪青”的回声。

看了仕忠教授记录整理的、老杭大学友集体创作的据说将填补文学史空白的《粪青现形记》,莞尔之余,不禁想起了两千多年前庄周老师的教导:“道在屎溺。”同时又想到一句歇后语:“粪坑里砸石头——激起‘公粪’。”于是我这个外校的资深粪青也来“公粪”一把了。

在我们家乡,动物的粪便叫“屎”,如牛屎、猪屎、狗屎、鸡屎之类,而人粪尿则叫“粗”, 粪桶叫做“粗桶”,倒马桶叫做“倒粗”,给农作物用人粪尿施肥叫“浇粗”,如此等等。为何叫做“粗”,无从考证,只知道祖祖辈辈都这样叫。既然“从来如此”,大概“便是对”的了。

鄙人上大学前跟“粗”整整打了八年半交道,算得上“资深粪青”了。

记得下乡第一天出工,就是往生产队最远的“山里坑”田垄送“粗”。粪桶有大中小各种型号,最大号的一担能装140斤,中号的一担120斤,小号的100斤。队长看我个子小,而且初次下地,帮我借了一副100斤的粪桶,而且没有装满,说算80斤吧。“山里坑”离村庄3里路,挑100斤送一趟记3个工分,挑80斤记2.4个工分(秋后算账,折合人民币0.144元)。我那时体重68斤,挑起80斤的粪桶已很吃力,而且一起步就要上坡,更是举步维艰,等我一步一挪、几步一停地蹬上村后的小山包,别人早都跑没影了。捱到岔路口,我不知道该往那边走,就坐在路边发愁。好在过了不久,有人已经挑了一趟回来了,给我指了路,我这才继续在崎岖山路上往前蹭。一个上午下来,别人都跑了三、四趟,我只勉强挑了一趟,还把肩膀磨破了。

农村生活是艰苦的,但也很锻炼人,两年下来,我已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汉,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也能健步如飞了。接下来那几年,除了生产队出工、村办瓦窑干活、种自留地外,我还偷偷地在山里开了不少荒地,专门种番薯。番薯种下了,肥料哪里来呢?除了千方百计积肥外,还得进城买“粗”。

上世纪七十年代,化肥奇缺,农家肥也很金贵,城里人有条件的便在自家后院或屋旁埋一两个大粪缸,积攒人粪尿卖钱。于是隔三差五的,我便和县城周边的许多农民一样,挑着大号粪桶,一大早进城去,走街串巷,拉长了嗓子,边走边吆喝:“有粗卖呒——!”就这样走着喊着,听到有人喊:“买粗的,这里来!”就知道有门了。于是跟着对方到藏宝之处,揭开盖子,看看粪水成色,议好价钱(一般每担0.35-0.4元之间),取下粪勺,尽量往粪缸底搲稠的,装满两桶后,再帮主人把粪缸周边冲洗干净,挑起粪桶走人。

有时候运气差,兜了半天,都没遇上卖家,不免有些着急,只好顶着烈日一遍又一遍地走,声嘶力竭地喊。有一次走到我的母校——县城实验小学门口,学校已经放学,学生成群结队、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涌出校门,想起当年在这里的学习时光,再看看自己眼下这般模样,不禁黯然神伤。

正在感慨之际,一个老太太喊住我,让我到她家买“粗”,于是赶紧跟着她去。这显然是一个旧时的大户人家,后院很大,有几棵大树,粪缸半埋在树阴底下。我装满粪桶后,照规矩帮主人冲洗好粪缸周边,正要挑担走人。只见旁边石桌子上什么时候放了一盆清水,一个丰腴白皙的少妇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条毛巾让我洗手。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待遇。我赶紧边退边说:“不要不要!”少妇开口了:“xx,你不认得我了?我是yy啊!”我抬头一看,天哪,竟是我的昔日同学!更准确地说,是我的同桌,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同桌。电光石火般,往事一下闪现脑海:

她是五年级时留级到我们班的,比班上多数同学大。而我因为提前一年上学,在全班年龄最小,而且长期营养不良,小学六年,一直是班上最瘦小的一个,但学习成绩却一直遥遥领先。老师特地安排她跟我这个小组长同桌,让我学习上多帮帮她。同桌没几天,我就发现她人很老实,但头脑不开窍,一些很简单的数学应用题,她都不会做,常常交不出作业,满脸通红,窘迫地睁着大眼睛看着我。于是课间课后,我这个负责收作业的“小弟弟”组长常常辅导她这个交不出作业的“大姐姐”组员,她的成绩因此提高不少。她为人本就温婉善良,我又在学习上帮助她,所以对我特别好,常会带些小零食悄悄塞到我书包里,班上有大同学欺负我时,她也会出面护着我。两年同桌共读,毕业时,我竟对她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依恋……

多年过去,没想到我们竟会在这种场合相遇!原来她已为人妻人母,是这户人家的儿媳。我又惊又窘,百感交集,只觉得热血上涌,头脑昏乱,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又问:“听说你后来没上中学?”一句话戳中痛处,我顿时泪如泉涌,转身挑起粪桶,快步走出她家,一口气冲出县城,顶着烈日狂奔十几里,回到村口大树下,放下粪桶,放声大哭。从此以后,我只要进城,即使不是买“粗”,也远远地绕开她家那一带。

转眼到了1978年5月,我报名参加高考,要交照片,于是我趁进城买“粗”的机会去照相。当时全县城只有一家国营照相馆,门可罗雀,我把粪桶放在照相馆旁边的墙角旮旯里,进去照相。想起上一次进照相馆,还是12年前小学毕业时的事了。虽然照一张1 英寸照片,还是0.47元,一点儿没涨。但是我还是有些心疼,心想这笔钱可以买不止一担“粗”,要是没考上,这钱就白花了。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成绩出来,我上线了!公社托人给我捎了一张纸条,通知我第二天去县城体检,上面还写着我的各门课成绩。于是次日一早,我兴冲冲地挑着粪桶进城体检去了。

体检地点设在一所小学。到了那里一看,门口站了两个民兵,一人背一根老套筒,腰间还假模假式地扎着干瘪的帆布子弹带。我小心翼翼地把粪桶停放得离门口远一些,还没靠近,一个民兵拦住了我:“干什么干什么?今天这里高考体检!”我赶快掏出那张纸条递过去,说我就是来体检的。民兵一看,瞪大了眼睛:“这是你的分数?”我说:“是的。”他赶紧喊伙伴:“快来看,这个农民考了397!”接着非常热情地领我进去,见人就喊:“这个人考了397!”结果那天的所谓体检一关都没检,在一路啧啧声中签字盖章,出奇的顺利(后来才知道,我的成绩是全县文科第二名)。

一个月后,我拿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入学报到时间在8天之后。于是我在跑大队、公社和县城办理各种手续的同时,赶紧把手头各摊事情做个了结。其中最要紧的,是把家里粪坑里积攒的所有“粗”都挑上山,给我的那些宝贝番薯中耕施肥,一直忙到离家的前一天下午。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晚霞满天,我把陪伴了自己多年的“粗桶”挑到小河边,揪了几大把青草,把它们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擦洗得干干净净,再往上游走几步,一头扎进水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一身轻松地挑着粪桶回家。

第二天清早,我换上了村里土裁缝为我赶做的新衣裳,依依惜别了乡亲,告别了这个我洒过无数汗水、泪水还有血水的乡村,告别了我的“粗桶”,开启了新的人生。

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扬州人):看了您的文章,想起少年时偷粪的事。这种大动作的偷粪还真没参加过,小动作的偷粪常有。那时候要提一个粪篮,拿一个粪勺,去拾鸡粪,如果遇到一堆狗屎,那真是开心,所以能体会什么叫“狗屎运”。拾不到粪的时候,那必须要偷,偷人家鸡窝里的粪。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也有弄得鸡飞狗跳,惊动主人,狼狈逃窜的时候。

拾粪也有开心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在一个平地上,挖一个小洞,找一块瓦片,看谁能把小瓦片打到洞里面。有活动规则的,中间可以用粪勺互相勾斗,但手脚不能碰到瓦片。后来才知道这是玩的“高尔夫”。

罗韬(羊城晚报,广州人):有趣!珠三角城乡情况也大略相同。农民入城沿街巷买尿(不买米田共),有经验者,以担杆一头蘸而闻之,能分辨其兑水比例。

广东河网交错,水运发达。运粪基本由疍民包了,农民入城交换,只做尿生意。疍民有专门运粪的船,俗称“屎艇”,已经有上百年历史。廖恩焘的广州话七律:对过酒楼湾屎艇,刚啱风正一帆悬。

又:我家楼上有一老婆婆,带五个孙子,家庭负担重,善制假尿,以禾杆草浸水至金黄,倒入尿缸,色泽甚佳。卖尿时,邻家小孩低声揭发之,买尿农民甚机警,以中指蘸尿,而口吮食指,然后说:“好淡!这尿我一试即知加水不少!”

张求会(广东省委党校,安徽含山人):这个月底,又到了老父亲的忌日(八周年)。您的文章还真让我想起来一件事:老父亲小时候,跟着大人起大早去室外捡粪,用粪筐装,挎回家作肥料。起得太早(竞争关系),天黢黑黢黑,看不清地上的是不是粪,有时候真会趴下身子辨认,甚至用鼻子嗅。第一次听了就心酸,现在更心酸。

牛粪粑粑我有印象。牛粪肥力不够,丢弃在地上又可惜,所以乡下人会拾捡回来,和以锅底灰,摊成圆饼状,贴在外墙上,晒干了,做燃料。火力不大,炒菜不行,煨或熏更合适。牛粪没有猪粪臭,农民伯伯说牛吃草,没有猪那么杂,所以不臭。茅草房,泥砖砌的墙,牛屎粑粑贴在墙上,下雨天也不怕。一个个大致规则的圆形牛屎粑粑上,有很清晰的指痕,有的还是五根手指齐全的图案。还是蛮好看的。

每次看大作,都能打开记忆的阀门,让情绪流淌一阵。谢啦谢啦!

柯倩婷(中山大学,广东化州人):谢谢黄老师分享。农村很长时间是靠粪来做农业肥料的,而且是主要的肥料。为此,农民的体力主要就消耗在挑大粪上面。如今觉得问题是臭,是卫生问题,其实,那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耗体力,农民实在太辛苦了。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郑州人):不错。生动。郑州“文革”时,因为农民到城里偷公共厕所的粪,使得卫生队减少收入,市革委不愿得罪农民,卫生队把大粪车开到市委大院示威。轰动一时。

刘石(清华大学,成都人):老夫亦曾乡下住,至今常忆牛矢香。

王国良(台北大学):白头少翁说“粪青(愤青)”,有趣兼惆怅!

李简(北京大学,北京人):有些震撼。米共、米田共,小学时听说过。淘粪,记得小时候院子里定时会来背桶的淘粪工人,淘走厕所的粪。后来都改成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见过白色的蛆。学农时去农村,见过简易的土坑厕所,但一直以为江南乡间的厕所会比北方乡间的讲究,不意竟然成排成行,男女共用!

刘召明(越秀外国语学院,山东博兴人):哈哈,“粪青”二字值千金。我出生于1970年,非常理解农民对粪料的感情,而且觉得城里人的粪不如农村人的朴实,最近我常常想的问题是:为什么六七十年代的人那么卖力,却活得那么苦?光是活着就耗尽了他们全部的气力。

李晓云(青海广播电视大学,重庆铜梁人):前几日和老公遛狗,一边遛一边在后面捡狗粪,然后扔垃圾桶里。我就说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时,放学后提着簸箕漫山遍野捡狗粪的事,他不信,说山上哪来的狗。

谷晓恒(青海省文联,共和县恰卜恰镇人):上小学时,假期作业之一,就是积肥。我们单位的旱厕里,堆满了大粪,冬天的时候,都结成了硬块,堆得很高,我们跳到坑里去刨出来,也不嫌弃,还担心被偷走,所以要留意看守。有一次,有农民拉着毛驴车,偷偷溜进院子来偷大粪,被儿童团员发现抓住了,扣下了肥料,成了我们的“作业”。

陈一萍(四川德阳长大的江苏人):让我想起姐姐当年当知青时,带着一堆人,回单位占厕所抢粪的故事。几拨知青都要抢,所以单位厕所非常紧俏,一帮人掏粪时,我姐姐负责放哨,防范其他知青来抢!还出现因抢粪打架,用扁担砍伤人的事。交大粪可以记比较多的工分,比下地劳动轻松,所以知青都愿意干。当知青好可怜呵。

朱爱冬(中山大学,内蒙古赤峰人):小学时,每年寒暑假期间都要完成积肥的任务,城里到哪里去找那么多肥料啊!学生愁,父母也跟着愁……

田东江(南方日报,河北三河人):我读中学的时候,寒暑假都要给学校交动物的粪,规定要交多少筐,交一筐给个票,开学时交票,当成作业的一部分。

孔小炯(杭大中文系七八级):哈哈,我们这一届中文的很多人确实无愧为粪青!到现在都还有真正的赤子之心!三版我都看了,第三版最好,第二版的粪票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我还去爬了楼,看得开心不已:本是污秽之物,却是硬生生被大家聊出了洪荒之意,一抹“老翁分石坐,闲话到桑麻”的雅趣。

许贺龙(杭大中文系七八级):想起了《人生》中高加林进城拉粪车的描写。

张玲燕(杭大中文系七八级):我们黄岩那边,64年下乡的知青还掏过肥,70年下乡有女知青跟社员一起进城卖过茭白,说很难为情。

李舜华(广州大学,江西广昌人):您的文章也是写得越来越让人忍俊不禁。记得少年时读《唐祝文周四杰传》,是民国时程瞻庐根据说书编著的,唐祝文周四杰记中,其中有一段,唐伯虎追秋香时,故意哄船夫,给他取名“米田共”,之间谐趣,令人忍俊不禁。只是具体文字记不清了。唐祝文周四杰记中,唐伯虎追秋香,船夫就叫米田共。

且看来客多情,甘解衣带终不悔;莫道此物无用,化作春泥更护花。——传说唐伯虎给某县令家茅房所撰对联。

王进驹(暨南大学,广西人):谢谢,让大家知道特殊年代里的另类民俗。想起“文革”期间看到过一本书,名字似乎是《虹桥作战史》,因那时只知道打仗的书好看,就拿来看了,好像是写市郊农村的阶级和生产斗争的,其中就有不同的生产队到城里抢粪的描写,具体的情节已记不得了,但抢粪这样的场面是第一次从那书里看到的,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粪青现形记》又唤起我的记忆。

李铭建(中山大学,广州人):有趣有趣!哈哈哈,老兄的题目太有诱惑力了。

前几年在吾易居喝茶吹水,陈忠烈也说到广州四乡农民来省城“收夜香”的风俗和规矩。记得他说,到过年之时,农民进城收夜香时,会向年来“供应”夜香的街坊们送些青菜萝卜等农产,以示感谢。你文末有位老师说到“道在屎溺”,这民俗也是一种农耕时代的人情往来——竟让我感觉温暖。

科学研究说,气味是儿时最强的记忆。但是现在真的很少有这种机会。到农村闻闻牛粪猪粪味道,有时都会兴奋上头,令同行的年轻人和我自己都大惑不解。

张培忠(广东省作协,潮汕人):黄老师目光如炬,聚焦如此大俗大雅的文学话题。我们这个年纪出身农村,少年时都有起早捡粪的生活经历。潮汕农村因此还有“捡有猪屎呾有话”的谚语。

高玉(浙江师范大学,荆门人):粪在50年代、60年代这两代农村人中是一种特殊的意象。与此相关的是与猪、鸡、牛、羊、狗等动物的特殊感情。我小时候经常在牛栏、猪圈边吃饭,也没有觉得粪坑是那么脏。所以形成的是和现在年轻人完全不同的“脏”的观念。现在的孩子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王本朝(西南大学,重庆梁平人):读来很有荒诞感。我老家在川东农村,旧时有拾粪习惯,一般农闲时节,在村前村后田间地头转悠,看到牲畜或人的粪便,就以撮箕捡拾起来。生产队还有指标,完成不了,只有去偷别人家粪坑里的,一旦被抓住,就会被作为坏分子批斗。

俞国林(中华书局,桐乡人):我家背面一百米是京杭大运河,西面三四百米是一条大河。我爸摇着五吨的水泥船,到杭州运粪回村。那时候,都从城市运粪的。还有上海垃圾运到我们村子,两大船。

赵益(南京大学,南通人):拜读大文,想起数事。益在农村时年纪尚小,不甚记事,但茅坑一物实在不能遗忘。若论制作形态,天下可与吾乡比拟者恐不多见。盖吾乡如厕之地与猪圈同在一处,粪坑上搭一简易坐架,出恭之际,不仅惟恐跌落,而且生怕背后群猪来拱。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父母进城,居住条件甚佳,房前屋后可以养鸡、种菜,甚至可以种植玉米等粮食。所用肥料来处,乃邻居数家共用之化粪池。抢粪、偷粪之事倒没有,但对此一资源的利用仍颇具竞争情态。父母常以“某某家又施肥了”,激励我弟兄挑粪浇园。不瞒学长兄说,我至今仍不知道现在小区里化粪池之物都排到哪里去了,污水处理厂?岂非浪费有机资源?

孟彦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有意思。将来出一集子,既好看,又能保存史料。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这篇文体很有创新。巧妙地把微信群聊化入“偷肥”回忆中。妙啊!

陈广宏(复旦大学):有趣有趣,一点也不俗。谈话体叙事好,有一种间离效果。

王贺(同济大学):看似故事,实为写史,可当信史读。

吴朝骞(杭大中文系七八级):@黄仕忠  说不定群里的这场讨论会引发一场新的文学创新,如当年的“伤痕文学”。这样我们就无愧于时代了。

任平(杭大中文系七八级):@吴朝骞  是的,文学创新并不是有意为之,常常由小文章、小事件引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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