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运动与企业支持背后：以利益驱动的脆弱承诺
编者按：在过去几年内，许多大型企业选择通过发挥其自身影响力来支持平权事业，其中包括推出支持LGBTQ＋群体的产品、以及在公开平台发表声明等等。另一方面，在某些地区试图通过歧视性法案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则会以撤资为威胁进行干预，并取得了成效。然而，在2021年，共和党州大规模提出歧视性立法的情况下，企业的干预与限制力量持续减弱。考虑到避免遭受党内挑战者的攻击，许多在过去缓和立法的政治家也选择跟随共和党的文化战争趋势。此外，由于企业的鲜明立场可能引发直接对立，对利润造成影响，许多企业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全身心投入运动中。对于寄希望于依靠企业来实现平权的群体而言，他们必须意识到企业最终仍然以盈利为根本的现实；而在工会日益衰落、公民组织式微的当下，平权斗争依旧任重道远。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作者Joanna Wuest是Fund for Reunion-Cotsen LGBT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师。
近日，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决定禁止跨性别女孩参加性别隔离的运动。这一新闻本身并不新奇，毕竟，诺姆已经成为共和党中最保守一派的宠儿。在2019年上任前，她一直是同性婚姻的强烈反对者；此后，她多次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发言，并试图“打击”她所在州的堕胎服务提供者。
克里斯蒂·诺姆
令人感到不同寻常的是，诺姆居然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公开支持这一限制性立法。在2020年到2021年，这位州长遭到了该州商界精英的强烈反对。其中许多人警告称，对跨性别者权利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会招致破坏性的抵制。地区商会则表示，禁止跨性别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法律将使亚马逊公司远离该州，因为后者正准备扩大其业务；南达科他州中的城市也可能失去与国家体育协会（如NCAA）签订的利润丰厚的合同。该州最大的医疗保健网络桑福德健康公司（Sanford health）则反对另一项提案，该提案将为变性青年提供与变性相关的医疗定为犯罪。诺姆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警告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过于强硬和快速的行动可能会引发商界的反击。他们列举了之前州长们试图限制LGBTQ+权利的失败案例：其中包括2015年印第安纳州的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2016年北卡罗来纳州的帕特里克·麦克罗里（Patrick McCrory）的例子。诺姆的沉默激起了保守派媒体人士的愤怒，这些媒体恶意丑化了诺姆的幕僚长和顾问与反对该立法的企业存在关联的“事实”。尽管保守派人士表达了愤怒，但来自商业部门的压力依旧阻碍了立法。与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愿意因为迪士尼抗议反LGBTQ+的州法律而惩罚迪士尼的做法不同，诺姆切实地感受到了经济威胁。她缓和了立法决定并犹豫了两年。
当然，这种企业行动主义（corporate activism）并不局限于同性恋权利甚至进步事业。2021年3月，在佐治亚州颁布反投票权改革后，一个由100多名企业高管组成的团体组织了一次商业封锁，反对类似的行为。同年秋天，Match集团首席执行官沙尔·杜贝（Shar Dubey）宣布，她反对德克萨斯州的反堕胎S.B.8立法。另一方面，右翼的反击本身也是一个高度协同的企业事件。利益集团和媒体机构推进了对同性恋权利、生殖健康和选举法的攻击。包括联邦党人和捍卫自由联盟等组织，得到了来自查理斯·科赫（Charles Koch）和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等躲在暗处的实业家的资金支持。他们认为在更大的权力争夺过程中，将少数族裔当作替罪羊是有利可图的做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联盟一直在稳步增长。自从2010年最高法院在“公民联合”一案中作出裁决，打开了政治黑钱的闸门以来，这种右翼商业行动主义已经迅速膨胀起来（2010年，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通过资助来播放批评其他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合法，但仍旧限制企业或组织对于候选人的直接金钱资助）。
经济精英之间的斗争，是如何对公民权利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关于“觉醒的资本”（woke capital）的斗争预示着什么？在这个民主衰落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发展中都扮演着最突出的角色。随着工会运动的力量，以及公民组织的大众成员的衰弱，政治权力已经被牢牢掌握在富人和工业领袖手中。现在，他们掌握着美国民主的缰绳。对于个人公司和商会等商业协会来说，支持一系列的进步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与此相对，亿万富翁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思想家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化身（例如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发现这种经济动机很容易被推翻。那些看似坚定且有力的、维护多样性和社会平等原则的承诺，实际上是基于投资计算的单薄承诺。
然而，这种严酷的现实并不意味着企业对社会正义的支持，在实现公民权利方面没有意义。当然，一项实质性的政策变化，比如一部更具包容性的反歧视法，例如能够保护一个人工作赚钱的权利、留在家中不被带走的权利；与一家华尔街公司举办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研讨会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关于两者哪个更“真实”的争论，是一种基于模糊抽象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是在 “故弄玄虚”。它们既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该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政策格局（对少数族裔的权利可能造成积极或有害的影响），也是该阶级将当前事态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方式。抛开历史上的经济不平等比率不谈。美国社会的LGBTQ+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7%，如果7%的董事会成员能够承认自己属于LGBTQ+群体，那么我们可能会稳步迈向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
持续的企业冲突证明了工人社会变革运动的失败，工人社会变革运动已经被企业支持的运动所取代。后者除了提供一些（尽管也是非常重要的）边际上的好处之外，没有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人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问，对于被莫名其妙地称为“政治左派”的企业行动主义来说，它的发展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一事实对于理解商业保护公民权利的承诺，及其背后的危险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美国商界领袖经常被描绘成民权活动家。像“全民自由”（Freedom for All Americans）这样的全国性联盟已经把财富500强公司和数百家小企业联合起来，在各自的国内市场上对保守的立法提出质疑。一系列的抵制活动（例如2016年反对北卡罗来纳州臭名昭著的跨性别卫生间禁令）可能对该州经济带来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为从新的公司总部到体育比赛都将从该地区撤出。
图中灰色部分代表无反LGBTQ+歧视保护政策地区；深蓝色代表有反同性恋歧视但缺少反性别认同歧视政策地区；紫色代表有部分反LGBTQ+歧视保护政策地区；红色代表有完整反LGBTQ+歧视政策地区。
但除了关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道德的辞令之外，仍有一些物质激励措施推动公司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支持进步主义事业。首先，反歧视政策具有可量化的价值。在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婚姻平等裁决的前夕，企业抱怨说，对同性婚姻的限制让他们每年损失了14亿美元的同性恋员工生产力。在博斯托克诉克莱顿县（Bostock v. Clayton County, 2020）案的一系列支持同性恋和跨性别工作者的法律简报中，几乎所有美国大公司都敦促扩大民权，认为这将提高生产率，并减少与歧视相关的行政负担。但是，雇佣同性恋工作者的动机是什么呢？《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和《德勤评论》（Deloitte Review）等机构表示，招募LGBTQ+员工的好处远大于成本。针对LGBTQ+员工的包容性政策和公司支持的员工资源组（ERGs）有助于企业开拓新的消费细分市场，提高员工保留率。自2002年人权运动公司平等指数（Human Rights Campaign Corporate Equality Index）创立以来，公司已经彻底改革了他们的福利计划和办公室文化，以改善他们糟糕的评级，从而改善他们的市场优势。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白领现象。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第一批对同性恋友好的企业受到了酷儿员工的推动，他们将雇主转变为支持同性恋公民权利的企业先锋。从硅谷到美国太阳带（指贯穿美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地理地区），白领行业的员工迫使苹果、微软和AT&T等公司的上级制定不歧视政策，提供家庭伴侣福利，并倡导法律改革。
一些企业出于愤世嫉俗的原因选择支持“多元化”。企业的“改造”有助于“粉饰”陷入困境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试图改善自己声誉的企业。由于向青少年推销JUUL电子烟设备而面临着一连串的诉讼，奥驰亚（Altria公司）公司，作为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烟草集团的翻版，最近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热心的同性恋权利倡导者。非营利组织“弗吉尼亚州平等组织”帮助奥驰亚公司洗刷了名声，甚至称赞该公司“有明确的经济和商业案例来公平对待LGBT群体”。而硅谷“天使投资人”罗恩·康威（Ron Conway）则在大科技公司开始失去吸引力的情况下，通过依靠社会正义的陈词滥调来支撑它们。2016年，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臭名昭著的H.B. 2卫生间禁令，康威呼吁NBA和其他组织抵制该州，直到该州废除此条法律。康威后来成为民主党内新自由主义派系的主要政治筹款人，该派系试图将其左翼挑战者描绘成过分忽视少数族裔权利的群体。
考虑到国家酷儿利益集团、LGBTQ+商会和公司董事会的重叠，当代的社会运动也与市场参与者息息相关。因此，反歧视保护如今被冠以“佛罗里达州竞争劳动力法案”等名称，并由名为“佛罗里达州竞争”和“佐治亚州繁荣”等组织推进，并打出“平等就是生意”等口号。
伴随这些联盟出现的，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激进主义CEO”。在过去十年中，高管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立场，并在“从堕胎权到移民改革”等具有争议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表达立场。在这些激进的高管中，最早采取行动的是软件大亨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他因挑战反 LGBTQ+ 州法律而名声狼藉。当贝尼奥夫注意到他的公司 SalesForce 难以招募和留住非白人、非男性员工时，他开始转向激进主义。时任印第安纳州州长的彭斯在2015 年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为那些歧视同性恋者的群体提供宗教自由辩护，贝尼奥夫意识到了一个机会，带头取消了SalesForce要求客户或员工前往该州的项目，并威胁要撤回长期投资。
采取这种立场的个别公司和首席执行官通常拥有重要的盟友。“人多势众”的效应吸引了大量的营利性企业、专业体育会议和其他经济利益相关者，他们可以共同创造或破坏当地经济。伴随着媒体的报道，压力有时会带来回报。在因北卡罗莱纳州的卫生间法案，而取消大规模扩张计划的众多公司中（包括PayPal、德意志银行、CoStar和VoxPro），有些公司能够与对手州协商获得更好的激励方案——包括从“商业环境”更好的州得到更好的税收减免、基础设施投资和劳动力培训计划。
这种关于“商业环境存在优劣”的概念明确表达了社会正义与公司政治的阶级特征。正如社会学家卡罗琳·汉利（Caroline Hanley）所写的那样，“商业环境”的比喻是20世纪中叶受新政启发的劳工倡导者，与通用电气（GE）等公司之间斗争的产物。后者为了追求减少劳工保护、获得利润以及剥削劳工，选择利用地方经济进行牵制。通用电气尤其将工会和工资保护视为对其经济活力的威胁。今天的美国公司除了要保护他们的同性恋雇员之外，还想要获得同样的待遇——北卡罗莱纳州H.B.2法案中取代当地最低工资法的部分，在跨性别卫生间条款被废除后“幸存”了下来。
这种反歧视的经济逻辑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反LGBTQ+立法的有力阻碍。当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为亚马逊的第二个总部而向各个城市示好时，共和党的州领导人也缓和了他们对同性恋权利的强烈反对。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立法者警告说，不要提出会给经济投资带来“阻力”的法案，并表示负面的“头条新闻会让大企业的CEO望而却步”。即使各州首府在2021 年推出一系列反跨性别法案时，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 （Asa Hutchinson） 也拒绝成为第一个“招致”经济报复的人。这位州长此前曾在 2015 年默许了商业需求，在当时成功地指导共和党立法核心小组削弱其宗教自由法带来的歧视性影响。从这点来看，企业对跨性别权利的亲和力，似乎是对右翼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应的永恒防御（eternal defense）。
但是，从2021年开始，天平开始向相反的政治方向倾斜。在各州暂缓了针对跨性别权利行动的几年后；大多数共和党控制的州在2021年发动了歧视性立法的闪电战——在34个州提出了共计147项法案，其中13项被签署成为法律。与2018年提出41项提案的低点相比，这一数字大幅增加，使保守派能够大胆地推动这些法案，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随着阿肯色州通过了两项新反跨性别运动法案和一项禁止跨性别青年接受过渡医疗的法案，该州商会首席执行官哀叹道：“这类事情随处发生，企业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在一份类似的声明中，沃尔玛（本身是一家宣扬基督教价值观的企业，后来成为LGBTQ+的倡导者）的发言人表达了无能为力的感叹。
但是，反抗力度的减弱并非是因为企业的不作为。为了打击这些法案，人权运动已经分发了一份由253家美国企业认可的声明——签署者包括亚马逊、苹果、陶氏、谷歌、IBM、Lyft、微软、耐克和贝宝。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这种书面上的抗议已经成为商业协会的主要抗议形式，但它也被证明是最无效的异议形式之一（尽管研究表明，它往往有利于获得消费者支持和保障其他底线）。
在新冠大流行的早期，数十家公司联合发布了公开信，恳求爱达荷州的官员投票反对当时仅有的几项禁止变性女孩参加体育运动的提议。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但爱达荷州州长布拉德·利特尔（Brad Little）还是推动了这项立法，他可能意识到抵制的威胁不大。一年后，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的指示遭到了类似的反对，他警告说，治疗变性青年的医生可能会面临虐待儿童的指控。包括强生、苹果、Meta、宜家和谷歌在内的60多家公司在《达拉斯晨报》上刊登了一页广告，上面只写着“歧视对企业不利”。然而，比商业部门的压力更有效的是政治上的初选挑战（primary challenge）的威胁。在帕克斯顿发布这一指令前不久，他的右翼挑战者发出了一则竞选广告，谴责帕克斯顿和州长阿博特未能保护儿童。
在新的右翼立法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一些曾经直言不讳的公司却变得相对被动。去年4月，甲骨文软件公司（贝尼奥夫的前公司）计划加入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大科技朝圣之旅。在公开宣布与甲骨文的协议后不久，田纳西州的立法者明确表示，他们打算制定许多反跨性别法案。起初，甲骨文公司加入了商业异议的大合唱，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反对这些提案，并签署了全国性的公开信。在一个月内，州长签署了五项单独的法案成为法律，其中包括体育禁令、青春期封锁禁令、卫生间禁令和反LGBTQ+课程法。令人震惊的是，商业部门大多保持沉默。许多人意识到，不会再出现类似抵制北卡罗来纳州H.B.2法案的大规模抵制行为了。在去年9月确定其计划时，甲骨文公司的高管解释说，他们将带来一个重视和保护多样性的工作场所，试图以此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
虽然有人可能会指责甲骨文放弃了更大胆的抵制路线，但它的举动并非是不同寻常的。企业为社会正义而发起的激进运动从来都不常见。在2020年对39个不同行业的149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这种行为在投资者中引发了负面反应，他们认为公司采取立场是有风险的，而且最终会与以利润为导向的项目正相冲突。一封软弱无力的信可能是好的，但放弃一揽子税收优惠，让硅谷外籍人士移居到新兴（且更便宜）的大都市，就会被认为不合情理。
到2022年，一种煽动反LGBTQ +情绪的复仇主义（revanchist effort）努力已经开始扩散。截至年2022年3月，238项法案已经被提交到州议会。当诺姆签署了今年的第一个体育禁令成为法律时，她遭遇了反对派的呜咽，他们在前几年阻止了这样的行动。也许是感觉到自己说服州长的力量已经减弱，因为诺姆的同行们已经把聚光灯从南达科他州移开了，那些曾公开反对该法案的商业游说团体也选择沉默。
诚然，一些共和党州长否决了歧视性立法。印第安纳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Eric Holcomb）否决了一项针对跨性别女孩的体育法案，理由是该法案背后的经济成本肯定会演变成一场漫长的诉讼斗争。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霍尔库姆被任命为副州长，几个月前，苏·埃尔斯佩曼（Sue Ellspermann）因2015年抵制事件与时任州长迈克·彭斯（Mike Pence）产生分歧而辞职。霍尔科姆的否决导致了他与该州立法核心小组的脱节，该核心小组发誓要迅速推翻前者的决定。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Spencer Cox）也在2022年3月否决了自己的体育禁令，使自己处于全党大势之外。考克斯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在担任副州长期间，他与包括共和党议员和LDS教会在内的一个大团体进行了密切合作，禁止对同性恋和跨性别未成年人进行转化治疗。尽管考克斯警告说，有关体育禁令的诉讼可能很容易使该州的高中体育项目破产；但在几日后，犹他州立法机关还是推翻了他的否决。
埃里克·霍尔科姆
共和党的大多数人都渴望通过反LGBTQ +的立法。在鼓吹有必要保护脆弱的年轻人时，共和党领导人采用了一种强硬的言辞，将自己与由“自由派社会工程师和他们的大企业推手组成的邪恶阴谋集团”对立起来。福克斯新闻（Fox News）电视明星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每晚都在怒斥美国企业界对劳动人民和传统价值观的蔑视，在他的鼓舞下，保守的州政策制定者开始采取行动。他们散布了关于“快速发病的性别障碍”这一流行病的恐慌，这是一种极为边缘的临床理论，指责一种无定形的“性别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染病已经腐蚀了无数易受影响的、往往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的大脑，然后将对TA们的身体造成进一步影响。
为了抵抗这些对儿童福利和家庭神圣性的威胁，共和党领导人把自己定位为民粹主义防线，决心抵御大企业对民主的攻击。正如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主席约翰·瓦尔（John Wahl）所阐述的那样：“那种政府应该屈从于他人的想法，无论那些人是体育组织、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其他机构，是对自由社会和代议制政府理想的冒犯。美国是由‘我们人民’建立的，美国并不是建立在‘大公司’之上。” 在国家层面，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提出了“管好你自己的生意法案（Mind Your Own Business Act）”，该法案将赋予股东权力，约束激进的首席执行官以及他们放弃“企业爱国主义”的行为。
自 1970 年代后期以来，财力雄厚的实业家一直在资助蓝领社会的保守主义路线。传统基金会、国家政策委员会（CNP）和关心美国妇女组织等组织得到了自由意志主义实业家的资助，他们试图利用受压迫的传统主义者形象来掩饰他们的阶级计划。事实上，这个虚假的工人阶级运动在里根政府时期就引入了针对酷儿群体的家长权利法案，这些法案从一开始就是对公立学校的暗中攻击。
这种民粹主义戏剧在德桑蒂斯对反LGBTQ+立法的坚定捍卫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就像其他有总统抱负的共和党州长一样，德桑蒂斯支持那些旨在解决公立学校中“同性恋宣传”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两大问题的法案。去年6月，州长签署了一项与跨性别体育禁令，并在塔克·卡尔森的节目上夸口说，“你不能被这些组织吓昏，尤其是那些相信觉醒主义的企业。” 德桑蒂斯没有被数百家小企业和数十家财富500强公司的反对所吓倒，他于2022年3月28日签署了有争议的“教育中的父母权利法案”（也被称作“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禁止在教师在教学中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进行“不适当的”讨论。很多人都注意到，佛罗里达州中部最大的雇主之一，以及早期提供家庭伴侣医疗保健福利的迪斯尼公司没有参与企业的反对。事实上，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鲍勃·查帕克（Bob Chapek）不得不参与到这场争斗中。在公众和员工的强烈要求下，迪士尼在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的几个小时前就站出来表示反对。
保守派对迪斯尼异议的反应，体现了自由派行业领袖谴责文化战争背后的戏剧性和虚伪。德桑蒂斯立即谴责了 “觉醒主义的迪士尼”，称该公司是反民主的反对派，而他的右翼媒体同行则指责该公司支持诱奸儿童（child grooming）和性虐待。州长甚至签署了一项废除迪士尼乐园特殊税收地位的法案，一名共和党议员形容这是“佛罗里达州历史上，乃至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逃税骗局”。南方过去的文化战争历史表明，共和党人偶尔愿意取消企业的特殊待遇。例如，作为对达美航空公司决定终止其对国家步枪协会（NRA）成员折扣计划的回应，佐治亚州剥夺了该公司5000万美元的航空燃油销售税减免。然而，对于“佛罗里达州可能会通过民粹主义经济措施来吸引迪士尼进行强调和夸大”是非常容易的。正如佛罗里达州的一位民主党议员所指出的那样，迪斯尼乐园在批发商品销售方面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免以及600万美元的财产税减免。该公司还进行了有效的游说，使得强制性病假立法不被列入议程。
对同性恋权利的持续反击，将证明美国企业对LGBTQ+权利的高涨热情是多么反常。毕竟，一份关于跨性别权利的积极声明无法让企业对于支持这些权利做出长期承诺。以沃尔玛为例：这家零售巨头持续向其发言人所谴责的、具有歧视性的阿肯色州立法者的竞选金库注入了数十万美元。在详细描述了这些现金流的调查报告中，充斥着对虚伪的指控。记者宣称，沃尔玛一面支持带来苦难的立法者，一面在显眼的位置展示其支持同性恋权利的骄傲月商品（Pride merchandise）。这种做法既荒唐，又怪异。
事实上，这些形式化的企业言论背后是物质利益底线。提供象征支持同性恋的彩虹装饰服装有助于扩大沃尔玛的客户群体；与此同时，企业选择通过答应白领酷儿员工协会的一些要求，来平息员工的异议。然而，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与决定税率和补贴的立法者和州长保持可行的、可迭代的关系。这一现实应该给那些指望通过企业获得救赎的人们敲响警钟。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严重依赖企业的善举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转型策略。劳工运动中的同性恋权利核心小组赢得了最早的反歧视合同保障以及家庭伴侣福利。酷儿工会会员还组织了针对敌对立法的辩护。在1970年代后期，包括美国教师联合会（AFT）以及美国邮政服务工会在内的工会联合起来废除了一项加州法案，该法案将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同性恋教师定为刑事罪犯。每个加入“击败布里格斯（John Briggs）行动工人大会”（以憎恨同性恋和反工会的加州参议员约翰·布里格斯命名）的工会都认为，该法案是对公共部门工会的全面攻击。
今天的工会，如美国教师联合会和佛罗里达教育协会，谴责佛罗里达的“不要说同性恋”法案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攻击。该法案不仅针对学生，也针对教师和公立学校。事实上，该战略背后的策划者、曼哈顿学院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承认，该计划是为了挑起“公众对公立学校的普遍不信任”。州长德桑蒂斯让家长能够惩罚那些藐视法律的教师（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批判种族理论”教学和书籍的禁令）。然而，对于德桑蒂斯而言，这些行为只是在他的政党与公共教育的持续战争中开辟了一条新战线。例如，特许学校的教师就免受“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限制。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还推行了一项学校代金券计划，使得该州的每个学生都可以选择私立教育。而作为利益相关者，教师工会将从阻挠“取消对公立学校的资助、同时使学校的教学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加繁重”的法律的斗争中获利。
当代工会反对“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努力与反对“布里格斯倡议”的不同之处在于，近年来美国工会运动的萎靡不振，以及民主党的右倾最终导致其远离劳工基础。随着最高法院于2018年作出赋予所有公共部门工会“工作权”的裁决后，公共部门工会成员继续流失，工会组织人数继续创下历史新低（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比例裁定，禁止要求非工会政府工作人员支付工会费用作为其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的条件）。2021年，工会仅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6%，创下了100年来的新低。
一些人认为，资本阶级中有少数倾向于社会正义的成员，他们有着结构性的动机，能够以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行动，就像那些将反同性恋的偏执与反工会和反公共产品的议程结合在一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同行所做的那样。与沃尔玛和迪斯尼等个别公司狭隘地关注短期回报不同，“三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先锋（Vanguard）和道富（State Street）支持社会和财政政策，以此来稳定已经变得危险且不稳定的美国政治经济。资产管理公司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平均投资额（约22%）超过了15万亿美元。除了规模巨大之外，它们的投资还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三巨头汇集了许多主要行业的资产，以及各个行业中许多竞争者的资产，因此它们能够通过阻止社会不稳定与危机获得利益；而诸如科赫家族则觊觎着不稳定的浪潮，计划以此谋利。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最近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ESG）的言论让一些评论人士相信，资产管理公司（那些共同拥有美国经济大部分份额的机构）可能会开辟一条社会改革的新道路。促进工资增长和储蓄的社会政策，可以阻止不平等现象在全球各地以民粹主义右翼威权政府的形式造成的政治混乱（在更基本的层面上，这样的财政干预可以支撑管理公司监管的退休资产）。适度的气候变化改革（无论是自我施加的，还是拜登政府中芬克的盟友从外部授权的）被认为是保护总体经济免受恶劣天气事件冲击的必要措施。正如贝莱德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董事总经理最近所说，ESG政策可以建立在美国企业的影响力之上，这种影响力使我们从“不问，不说”转变为“带着自己的取向和立场，全身心投入工作”。
但是，资产管理公司的行为与其他任何符合社会正义时代精神的公司几乎是一样的。根据对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在公司治理中使用其投票权的一些评估，他们倾向于使董事会多元化，建立新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招聘和保留协议，并要求披露联邦政府授权公司收集的人口统计资料。这些改革主要影响的是来自边缘背景的上层阶级工人和管理者。更普遍地说，ESG的受欢迎程度与人们对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心丧失有关。在这个意义上，ESG改革，连同其前身：“企业社会责任”，都源自基本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改革或许更接近于他们试图在言辞上与之保持距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风格的企业掠夺政治（corporate plunder politics）。
然而，仅仅是改革的幽灵已经激起了化石燃料行业的反应，这些行业害怕因监管而消失。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一个名为 Main Street Investors Coalition 的新贸易组织图通过将资产管理从公司治理的代表权中剔除，来遏制“不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动主义（non-wealth-maximizing activism）”。去年秋天，政治黑钱行业组织 “消费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发起了一场电视宣传活动，针对 “觉醒主义”公司的所谓虚伪行为。这则广告指责贝莱德与某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谴责可口可乐反对佐治亚州反对投票权的行为，广告称可口可乐试图以此掩盖其造成儿童肥胖流行病的责任。
总而言之，对“觉醒资本主义”的讨伐，最好被理解为一场代理人之争。虽然其在本质上带有文化色彩，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就像对多样性友好的公司为了底线利益玩弄花招一样，“性别意识形态”的煽动者也在使用诡计。其中一方认为，他们的替罪羊是铲除法规和公共机构的手段，另一方则主要试图盈利。目前，LGBTQ+权利和其他社会和经济改革，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仍然被纠缠在这些关乎全球经济未来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