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丨选举的反乌托邦：殖民主义中的民主与菲律宾现代性
2022年5月13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了题为“选举的反乌托邦：殖民主义中的民主与菲律宾现代性”的学术讲座。主讲人维森特·L.拉斐尔(Vicente L. Rafael) 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曾任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系、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等。其研究主要关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菲律宾历史，研究议题涉及翻译和语言政治、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等。他在菲律宾历史和文化政治等领域出版多部重要著作，包括《承包殖民主义：他加禄社会在早期西班牙统治下的翻译和宗教皈依》（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外人的承诺：西属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和翻译技术》（The Promise of the Foreign: Nationalism and the Technics of Translation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等。其新著《骗倾天下》（The Sovereign Trickster）于2022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
讲座海报
菲律宾2022年总统选举刚刚落下帷幕，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和萨拉·齐默尔曼·杜特尔特（Sara Zimmerman Duterte）成功当选总统和副总统。这一结果引发了人们对菲律宾政治体制和传统的思考和讨论。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菲律宾政治的特点、起源和成因，从长时段历史视角探索菲律宾选举模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十分必要。
一、选举的殖民根源
在大多数自由民主政体中，选举往往具有两面性（Janus-faced）。一方面，它们是人民主权的体现，对社会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投票作为必不可少的仪式，是一种具有集体后果的个人行为，旨在确保和平的政权交接和社会变革的合理合法。另一方面，选举通过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彼此对立，甚至让社会陷入动乱状态。当然，选举竞争并非必然促成社会对立，也起到了释放长期积聚的社会张力、遏制冲突的作用。
这种选举的双重性质在以前的殖民地国家便业已存在，但也有不同变体。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来说，自由民主是通过征服战争和殖民化等最不自由的手段实现的，其选举的历史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投票是西班牙人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引入的殖民实践。彼时，殖民地官僚机构的最低职位向当地人和混血精英开放，以期后者协助西班牙人对殖民地进行有效管理。与此同时，当地精英及其代理人可以在其群体内部选择担任村长（cabezas de barangay）或市政长官（gobernadorcillo）的人选，推举结果由总督做出最后的裁定。不可忽视的是，高度本地化的选举活动受到西班牙传教士的严格控制，后者对任何候选人均保留否决权。此外，选举权存在较大局限性：只有现任和前任官员及其家庭中的男性以具有投票权。而在外省地区，通常是由精英家庭的代理人而非精英本人竞选公职。于是，选举成为了对精英合作进行合法化的工具。它通过维护当地领袖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巩固了殖民地的等级制度。
19世纪的principalia（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受过良好教育的统治阶层），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随着拿破仑入侵西班牙，西班牙殖民统治在1812年后进入了所谓的自由化时期（a period of liberalization）。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权延伸至殖民地，以期后者能够留在帝国内。虽然菲律宾曾短暂获得代表权，但该项权利最终还是被剥夺了。菲律宾也成为西班牙议会中唯一一个没有代表权的殖民地。背后的原因是，西班牙人认为菲律宾人种族混合严重，因此地位低下。菲律宾精英们高度西班牙化，却因种族原因被排斥在议会之外，因此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受教育程度高，且积累了大量财富，很多人甚至认为自己比普通的西班牙人更“西班牙”(Spaniad)。同样因为种族主义，许多菲律宾牧师被排除在教区之外，这一问题也成为了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争论的焦点。此外，西班牙的不公正态度也催生了菲律宾人的分离主义情绪，最终导致了1896年民族主义革命的爆发。
1897年，反西斗争取得初步胜利，菲律宾革命政府成立，而此时政府领导层的构成需要通过选举选定。选举的参与者主要是极少数男性革命领导人，其中许多人来自在早期殖民地官僚机构中任职的省级精英阶层。在谣言、人身攻击和选举舞弊中，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将军（General Emilio Aguinaldo）战胜了所谓的“革命之父”安德烈斯·博尼法西奥（Andrés Bonifacio），赢得了菲律宾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不满选举结果的博尼法西奥及其支持者决定策划政变。听闻此消息后，阿吉纳尔多下令逮捕并处决博尼法西奥。概言之，在革命紧急状态下，第一次菲律宾选举具有欺诈、过程争议、候选人拒绝接受结果、政变企图以及暴力打击政治对手等特点。这种由精英集团内部竞争演化为暴力斗争的模式在菲律宾之后的选举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博尼法西奥被处决的地点，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1898年的第二次菲律宾选举中重现了上述模式。在马洛洛斯镇（Malolos），菲律宾革命力量起草了一部宪法，并建立了第一共和国（The First Republic）。这时的选举仅仅面向最富有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国会的保守构成导致其保留了许多西班牙时期的法律、人头税和强制劳动等制度，以支持新政府。这使得第一共和国在下层阶级中并不受到欢迎——民众期待的不仅是政权更迭，而是一场能够真正恢复自由并体现相互关心和同情的社会革命。然而，这种阶级紧张局势并未引发内战，而美国的入侵却使菲律宾在1899至1902年间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
经过漫长的拉锯，美国最终推翻了菲律宾共和国，但叛乱却在整个美国殖民时期持续爆发。急于结束战斗的美国将选举作为一项镇压叛乱的手段，以笼络包括许多菲律宾军队领导人在内的当地精英，从而确保美国在菲律宾的权力基础。1901-1903年间，地方选举在美军占领区举行。1907年，第一届菲律宾殖民议会代表的全国选举举行，这时的选举仅仅局限于富人和受过教育的男性。1907年时，仅有约1.7%的人口有投票资格，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美国统治时期内逐渐上升。
1907年菲律宾第一届议会，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二、选举的“平叛性”
作为一项旨在平定叛乱的手段，选举导致保守结果的产生并不令人意外。与西班牙殖民时代类似，选举在美国统治时期的目的也是使精英合作的合法化，其在客观上起到了维系阶级和性别等级制度的效果。
20世纪上半叶的选举是一系列政管实践的组成部分，旨在规范政治参与，确保殖民秩序和对该秩序至关重要的社会不平等得以维系。由此，民主制度再一次被用来实现不民主的目的。对于这一殖民悖论，其关键是暴力的使用——不仅包括国家的代理人，而且包括松散的、非正式组织的民兵（他们经常充当准军事力量和政治家的私人保镖）。再加上殖民地国家的中央机构薄弱，缺乏专业的殖民地公务员队伍，这进一步突显了地方力量的相对优势。
美国军队中的菲律宾侦察兵，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菲律宾的殖民选举是平定叛乱和维持等级的手段，它也借助高度地方化的准军事暴力组织维持社会秩序，这一特点在1946年独立后的菲律宾依然存在。然而，菲律宾选举也经历了一些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权的扩大。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选举权范围的扩大一直在持续进行：教育程度和财产资格限制得到了修改，女性获得了投票权（1938年）。菲律宾独立以后，近乎涵盖全民的投票权得以确立，其目标是实现社会民主。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扩大选举权使得包括穷苦百姓在内的多数人获得了投票权，但这种政治上的赋权并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边缘和贫困状态。因此，即使菲律宾政治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统治精英（其中许多人曾与美国合作，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也曾与日本合作）却不断地寻找新方法，说服或胁迫新选民在选举中支持他们。
首先，他们改变了竞选方式。过去，总统候选人大多在小范围内进行竞选拉票，公开露面的机会有限。然而，1953年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的总统竞选改变了这一切。麦格赛赛将竞选活动变成了一系列公共场景——他依靠与美国军队的密切关系和反共平民主义的名声在全国各地推动了极具戏剧性的活动，如与种植水稻的农民合影、视察谷仓，他还在竞选中广泛使用华丽的词藻，安排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载歌载舞吸引民众等。
麦格赛赛总统及其妻子，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面对日益扩大的选民群体，候选人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大规模收买选票。最初，他们可以依靠省级庇护关系迫使被庇护者投票支持他们。随着形式变化，候选人们面对的是匿名选民。由于缺乏长期人情交换所建立起的个人关系，候选人只能斥资获得选票。这反过来又促使选举人想方设法筹集巨额资金来购买自己的职位。继承祖先遗产的寡头可以依靠他们的遗产、土地及其他企业的收入，但像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等新一代政治家和尚未确立寡头政治的地方军阀（local warlords）则必须找到快速见效的筹资方法。常见的筹资方法除了掠夺国库外，还包括各种犯罪活动，如走私、赌博、各类权力寻租和近年出现的毒品交易。如今，选举的成本已经变得相当高昂。为了竞选地方公职，一个人必须自己是百万富翁，或享受一个或几个富翁的赞助，竞选总统的难度就更不言而喻了。
最后，统治精英应对选举权扩大的第三种方式是加强暴力的使用并实施对竞选对手的恐吓或暗杀。为此，他们从曾参加过游击队、地方警察部队、犯罪团伙的暴徒中招募保镖和私人武装。
反映政治谋杀的漫画，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因此，战后选举的特点是“3G”，即“枪支、暴徒和黄金”（guns, goons, and gold）的广泛使用。选举不仅没有能够让权力和平地过渡，相反，越来越多的金钱和鲜血涉及其中。胜利者上台后总是被指控腐败，同样，他们自己也会指责对手腐败。腐败作为一种赢得竞选的手段，特别是作为一个主要的选举问题来抨击对手的做法都已经正常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候选人依靠腐败行为来赢得选举，但他们依然谴责腐败。
三、从军管法到精英民主
费迪南德·马科斯能够上台，正是因为他承诺消除腐败。而在赢得1965年选举并在1969年取得连任的过程中，他被证明是最腐败的政治家。执政期间，他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了宪法，废除了国会，设立了有名无实的议会和最高法院，并以行政命令实行统治。与此同时，他下令解除一系列私人军队的武装，以压制右翼的精英对手。另外，他还动用菲律宾武装力量打击左翼的学生活动人士、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为垄断暴力，马科斯将菲律宾军队和警察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军队。
在掌权20年后，马科斯最终被马尼拉一场名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的非暴力运动推翻。这一平民领导的起义是在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为了向华盛顿的批评者证明他仍然受欢迎，马科斯宣布举行临时选举。然而，他大大低估了当时由于尼诺伊·阿基诺（Ninoy Aquino）在机场遭遇暗杀而产生的紧张气氛。选举中，马科斯一如既往地进行操纵和算计，以求窃取选举结果，但这一次没有成功。在其选举舞弊行为被公开后，人民力量运动推翻了马科斯政权。
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随着戒严法的结束，后马科斯时代的选举实践恢复了许多前马科斯时代的模式。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马科斯政权的结束标志着旧寡头政治的恢复，而不是一场新型革命——政治新贵们统治着一个分裂的社会，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选举的特点仍然是欺诈和暴力，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除了猖獗的暴行和盗窃行为外，马科斯家族还留下了三个相关遗产。
第一个遗产是菲共毛派及其武装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实力的迅速增长。在戒严令即将结束时，新人民军已经成功地控制了20%以上的农村地区，并在地面上建立了广泛的盟友网络，组成了一个名为“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的城市联盟。
第二个遗产是有组织的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的蔓延。1968年，一批穆斯林新兵在贾比达（Jabidah）进行集训，被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军官下令集体枪决。这一事件发生在棉兰老（Mindanao）穆斯林人民和天主教定居者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紧张关系的大背景下——天主教徒一如既往地得到了马尼拉天主教政府的支持，而穆斯林群众则被菲律宾主流社会严重忽视并边缘化。这一宗教矛盾持续发酵，导致了持续至今的分离运动。如今，在一些外国武装分子的帮助下，分离组织的年轻成员受到全球圣战运动的影响，在持续的暴力和贫困状况的催化下变得更加激进，导致了马拉维危机（Marawi Crisis）的爆发。为了打击这些所谓的“恐怖活动”，杜特尔特在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批准下，在棉兰老岛宣布戒严。在此背景下，棉兰老岛的选举政治，又重新回到了马科斯的威权时代。
邦萨摩洛士兵，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第三个遗产是军队的分裂。在腐败的氛围中，军官们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马科斯的财富和权力中获益的密友，另一部分则是高度专业化的失望士兵，后者试图推翻马科斯政权。由此，军队变得分裂、士气低落和政治化。
战后，菲律宾的选举、金钱与暴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三者植根于殖民历史和后殖民社会，也是菲律宾国家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基本要素。民粹主义暴力（populist violence）最初针对马科斯，现在则针对菲共武装及各种犯罪团伙。在继任总统克拉松·阿基诺（Cory Aquino）的领导下，警方及其志愿者被默许对疑似菲共领导人执行即刻处决。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公共空间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展示。
科拉松·阿基诺宣誓就职菲律宾总统，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2016年，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他的女儿萨拉（Sara）担任达沃市（Davao）市长，小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担任副市长，大儿子保罗（Paolo）在国会任职，形成了典型的政治家族。家庭关系向来在菲律宾政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杜特尔特却常常在演讲中谴责寡头政治。杜特尔特作为“惩罚者”(the Punisher）的名声出现在民主转型和镇压叛乱的十字路口，在其执政时期的人民权力意味着普通人有权代表国家采取行动，杀死指定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行刑队已经成为非政府组织的另一种对应形态，因为二者在国家职能外包方面有着相似的历史。
杜特尔特及家人，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提供
四、从历史到当下
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历史为菲律宾选举创造了历史条件。通过加强资金流通，政治精英们在选举中尽可能地大规模动员选民。但是，选举也加剧了武装治安警员和行刑队的扩张，后者胁迫政治对手，并通过敲诈勒索敛取钱财。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被视为军队平定叛乱的补充。现在，他们已演变成了先锋队，在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伴随着二战后菲律宾选举的发展，先锋队、治安警员和各种准军事志愿者长期以来一直是菲律宾选举政治中无法剥离的特征。
与其他现代国家一样，菲律宾政府一直走在一条看似矛盾的道路上：在外包暴力的同时寻求暴力使用权的垄断，在使用不文明手段的同时寻求社会的文明安定。由此，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界线变得十分模糊：警察兼任治安警员和敲诈勒索者，并在法律的掩护下开展活动；法外杀戮被视为低效且腐败的法律体系的补救措施，恐惧成为治理的主要手段；公共资源被用来打造私人军队，暗杀成为“伸张正义”的形式之一。
总的来说，选举的双重属性在菲律宾这样有殖民历史的国家清晰可见。由于植根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格局、有罪不罚（impunity）的文化、根深蒂固的庇护政治和司空见惯的欺诈（routine fraud）传统，选举产生保守甚至倒退的结果丝毫不令人惊讶。值得注意的是，选举也是动员民众的时刻，它会激发人们各不相同的诉求。在2016年的菲律宾总统选举中，杜特尔特成功当选，引发了人们的不同期待。六年的执政使杜特尔特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在其离任前支持率达到80%。而在刚刚结束的202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中，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和萨拉·杜特尔特成功当选总统和副总统，这是民主的巩固，还是威权主义的回潮，都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无论如何，选举对于菲律宾政治和社会的意义在于它为事物的发展与改变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