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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性质与气质③|城市发展的未来
华民
2022-05-27 15:3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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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性质与气质①|城市、城镇与乡村 城市的性质与气质②|理解城市
城市从诞生到今天,已经有超过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有些城市已经不再具有发展空间了,比如纯粹的消费城市,因为帝国的崩溃、君候与贵族的消失等原因,已经没有在世界城市中立足的可能。再如纯粹的商人城市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今天的国际贸易已经不再操控在商人手中,而是控制在全球性的跨国公司手中,由于贸易规模巨大,参与国家数量众多,不仅需要仓储运输与货物周转的便利,而且还需要金融服务的参与,因此,今天与贸易有关的商业活动,已经不可能在传统商人的城市中完成,它们正在向国际大都市转移。生产者城市仍然有存在价值,但基于其“竞次”的属性,在空间配置上是不确定的,世界各地正在为创建新的生产者城市而展开激励的竞争。科技城市在空间配置上相对稳定,且是少数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在世界各种各样的城市中,地位稳固、且有巨大发展空间和潜力的当属国际大都市。因为它们依靠的是高密度文化基础上的全要素和全员的规模集聚,普通的城市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包括国际大都市在内的、城市未来发展的危机。从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来看,未来城市发展的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是:过多的政治管制、零和博弈的政策,以及技术分割。
城市发展离不开自由
从政治上来看,城市发展是“去中心化”的。人们最初来到城市,为的就是摆脱乡村封建宗法制度的约束,寻找自由发展的空间。当然也有很多国家或者地区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所在,但是这样的城市几乎没有成功的,就像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指出的那样:亚洲的贸易高度依附于政治,但在欧洲却是贸易改变了政治。这就是亚洲很多国家的城市化发展为何没有能够走向现代化的原因所在。
自由既是城市存在理由,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所在。自由让文化得以交流,自由让市场得以发展,自由让个人价值得以提升。所以,为了让城市得以发展,城市必须是自由的。既然城市发展离不开自由,那么过多的政治干预、特别是限制城市自由的政治管制必定会导致城市的衰落。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自由是一种城市特有的文化,文化是城市的一种能力,那么政治就是一种权力。如果说城市文化追求的是自由,那么政治权力所追求的则是秩序。过多的政治干预与控制会产生刚性的秩序,从而对城市的自由文化构成压迫,于是城市的能力就会大幅下降,比如前文所提到的作为现代化城市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精神(创造能力)、契约精神(交易能力)和工匠主义精神(制造能力)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逻辑与政治干预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城市发展是“去中心化”的,那么政治干预则是“去城市化”的。城市运作依靠的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上的市场制度,政治运作依靠的是建立在整体主义文化基础上的分配制度。城市借助市场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政治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来配置资源。城市是激进的,因为它需要创新来推动发展,政治是保守的,因为它需要依靠秩序来维持稳定。因此,当城市发展与政治干预失去平衡的时候,城市就会被“去化”。为了防止城市被“去化”,我们必须千方百计的保护城市的自由,自由是一种城市特有的文化,扼杀城市的自由,城市终将失去其活力和能力,城市的衰落将会导致一个国家平均生产率和增长率的下降,因为没有城市,就会失去集聚所带来的密度效应。从政治上保护城市的最好做法当然是给予城市更多的自治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需要减少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通过政府提供服务、并帮助企业与城市突破发展的瓶颈来推动城市发展,而不是强化政府权力,对城市进行过度的政治管制。当然用法制来替代刚性政治,也是一种城市发展可以接受的行政管理方法。
城市发展依靠真正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导致城市发展危机的第二个因素是城市管理当局的零和博弈政策。《美国创新简史》作者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孙注意到了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推行一种不容忽视的错误做法,那就是通过优惠税收,吸引公司入驻本地。这种做法错在哪里呢?他们认为,通过税收优惠的竞争来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入驻本地,将会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竞争,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将使企业在各地政府的税收竞争中获利,本地居民虽然可以通过企业入驻本地而获得就业机会,但却要为公司入驻本地而提供更多的税收,以便使得本地可以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从长期来看,采取这种政策的城市最后都会变成“贫穷城市”,因为对入驻公司的税收减免是以本地居民的税收提高为代价的。为了留住公司,本地政府还得提供比其他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并尽可能的把工资水平控制在一个入驻公司可以接受的“竞次”水平上。结果就会出现公司的发展和城市的贫穷并存的悖论。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或城市管理当局试图依靠优惠的税收政策来推动城市的发展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一旦城市不能因为企业入驻而变得富有,城市的竞争力就会急剧下降,比如因为收入有限,人们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来提高生产率;当人们不能通过正规就业获得较高的收入,人们就会通过非法活动来增加收入,轻者避税、重者犯罪,这会导致城市文化的恶化,从而使得契约精神和工匠精神荡然无存;当生产性大公司因为税收减免和较低的工资而入驻后,公司用地的增加会导致土地变得相对稀缺,进而引起房价上涨,工资受限的就业者就只能居住在破旧的房子里,或者搬离城市中心,这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要么是居住条件恶劣,要么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通勤的路上。久而久之,劳动人口就会慢慢离去,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的恶化将会引起企业的撤离,并使城市最终走向衰落。
正确的做法当然是放弃优惠税收竞争这种零和博弈,不靠税收优惠来吸引企业入驻,而是依靠真正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来吸引企业入驻,通常的做法是:塑造一个有文化、崇尚自由的契约社会,为此就要以法制替代政治,并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区域法规;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目标是降低物流、交通和市场的交易成本;营造一个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市场,方法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创造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比如与收入匹配的房价、便捷的通勤、良好的社会治安(很低的犯罪率)、以及能够让人们审美的舒适生活。
对于一个土地空间有限的城市来说,最难做到的是,如何让房价稳定在与收入相匹配的水平上。从理论上来讲,房产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的区别就在于其分离均衡的属性,而不是一般均衡的属性。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同,决定了他们解决居所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高收入者可以通过商品房市场来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但是,收入较低的人口则不可能通过商品房市场来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他们要么通过租赁市场来解决居住问题,要么通过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或者公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因此,在土地稀缺,收入分配又因为人们能力的异质而出现差距的情况下,政府介入房产市场加以干预是必要的。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基于分离均衡的立场,而不是一般均衡的立场。此外,为了公平起见,按照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孙的建议,当城市发展出现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时,理性政府的做法应当是把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给本地居民分享,土地(包括自然资源)原本就归当地居民共有,属于来自自然的恩赐,应该是人人有份,而不能给大公司独占,或者归国家所有。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是那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没有能力购买房子的人,也有机会分享土地与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据此,可以认为,从长期来看,土地财政可能是政府所选择的一种最缺乏理性与长远眼光的做法。
互联网技术创新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危机
除了政治和政策之外,技术可以说是第三个给城市未来发展带来危机的因素。从技术角度讲,给城市发展带来危机的是本世纪以来的互联网技术创新。互联网技术创新为什么会给城市的未来发展造成危机呢?第一,互联网技术创新造成了文化分割;第二,互联网技术创新是反生产的;第三,互联网技术创新是反进步的;第四,互联网技术创新把城市重新乡村化;第五,互联网技术创新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与极化。
我们先来探讨互联网技术创新导致文化分割的问题。城市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新文化引擎,这个新文化引擎就是乡村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契约精神和工匠精神,并且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与溶合之下的价值认同。但是,互联网的崛起则导致了文化分割,文化不再是巨大的、可以覆盖一切的“毯子”,而是一张“网”(网格化),从而将大众文化分割成小众文化。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的区别,不同于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区别,小众文化是碎片化的文化,而不是多元文化。将单一文化变成多元化的文化是可以强化文化密度的,但是把大众文化变成小众文化则是弱化文化密度的。多元文化并存可以通过交流和溶合而走向认同,并在认同中产生新的文化,所以是可以促进文化发展的。但是把大众文化分割成小众文化是一种走向耗散、而不是集聚的过程,因而会增加价值认同的成本,导致文化密度的降低。这对大城市的伤害特别大,因为城市规模越大、越是需要依靠文化的密度来实现要素与人口的集聚。互联网技术创新造成的文化分割最后还会演变为组织分割,因为分割的网络文化会产生组织的分化,这种组织分化主要是线上的,而不是线下的,它会以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带领下的“粉团”或“网络舆论”等形式出现,直至采取冠以某种运动之名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社会理性、或者政治强制,社会就有可能在小众文化的推动下走向分裂,城市的文化密度和竞争力就会随之下降、甚至可能归于消逝。
互联网技术创新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具有反生产的性质。对于互联网技术创新的反生产性,美国经济学罗伯特·索洛与泰勒·考恩都曾做过深刻的分析。索洛对互联网技术创新的评价是:互联网革新主要集中在商品和服务的营销及配送上,而不是创建全新的产业,所以不可能带来“电”和“内燃机”所引发的跨时代的改变,这些革新的主要后果是利润再分配,比如谷歌和博客分走了纸面媒体和出版公司的利润,数字广告分走了报纸、杂志、电视广告的利润。电脑到处都是,并已联成网络,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找不到它的存在,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只是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虽然提高了效率、速度、容量和功率,但对生产率的影响微不足道,而且主要围绕着娱乐和通信设备进行,并没有带来真实财富,这种将创新收缩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做法,给经济带来的是存量替代,而不是增量增长。
考恩进一步补充到:当代引以为傲的计算机与互联网,与电力这样的发明不同,它们并未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使人变得幸福),也没有进入真正的生产领域,甚至都没有出现在经济的创收部门。互联网的大部分价值依然只停留在个人乐趣层面。与索洛的观察结果一样,考恩也发现互联网技术创新带来的变化并没有出现在生产力的数据上,互联网这个时代技术进步最为巨大的领域,至今还没有创造出多少利润。互联网技术创新的反生产性质,不仅可以从生产力数据的角度来加以分析,也可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同样是互联网技术创新大国,美国把资源更多地投入到芯片制造等基础性研发上,而中国的企业则把资源更多地投向互联网的场景应用上,结果,美国的互联网科技创新导致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但是中国的互联网电商则拉低了总体工资水平,原因在于它造就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不需要多高教育水平的物流工。于是,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创新造就的是科技城市,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创新却在人力资本和教育层面上压低了城市的文化密度。
互联网技术创新的第三个问题是它的反进步性。什么样的技术创新是可以带来社会进步与城市发展的呢?那就是能够把新思想转化成为新的商业产品、并可带来能够让所有人分享的经济繁荣的创新、才能算是进步的创新。因此进步的创新必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带来新的产品或财富;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能够增加就业。假如没有就业的增加,民众实际上是无法分享创新所带来的社会红利。按照这样两个特征,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互联网技术创新并非如此:第一,它虽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或者给人们带来某些乐趣,但是它不创造新的产品,也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第二,从就业上看,它产生的是替代效应,或者是线上就业替代线下就业,比如客服接线员替代线下的服务人员,或者是职业替代,比如物流工替代营业员,等等,更为严重的则是就业的递减性效应,比如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的使用等。如果大部份人不能从互联网技术创新中获利,那么这种创新对于社会来说,带来的就不是创新红利,而是零和效应或者是负和效应。结果人们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变得更加糟糕了。互联网技术创新的反进步性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科技创新不一定是中性的,很多的科技创新与发明就科学本身来说是一种进步,但从社会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就不一定是进步的,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致上可以归类为这样的科技创新。互联网技术创新的反进步性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可能是一种灾难,因为它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会限制城市的人口密度,特别是当互联网技术挤出的是有知识和有思想的劳动者,那么城市的知识和文化密度也会随之下降。
互联网技术创新给城市发展带来的第四个危机就是把城市又变成了乡村。与乡村相比,城市有更高的人口与文化密度,但也产生了比乡村要高的生活成本。城市利用密集人口所带来的生产率优势、规模经济、以及人力资本的规模集聚和知识外溢效应而成为高收入的地方,从而足以弥补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但是,互联网技术创新在降低城市生活成本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城市的文化密度与创新密度。文化密度的降低是因为大众文化变成小众文化,其结果便是文化的“部落化”,从而具有乡村属性。此外、原本可以通过城市实现的社会融合,只有面对面交流才能产生的头脑风暴,不计其数的创新者、执行者和金融支持者在办公室内外不断彼此接触形成的创新团队,都因为互联网造成的分裂而不复存在。于是,城市在本质上又变成了乡村,人们在互联网上“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相互之间缺乏合作必须的知识、特别是情感的交流,结果,城市的创新活动又回到了工业化发展初期的单打独斗的状态。思想停止了,想象力没有了,创新衰退了,人们收入下降的速度超过了互联网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生活成本下降的速度,城市开始变得贫困,城市的危机也就开始了。
互联网技术创新给城市发展带来的第五个危机就是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所谓极化效应,就是社会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幂律”分布,10%左右的人处在收入分配的“头部”,其余的大部分则处在收入分配的“长尾”之中。互联网技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和价值,因此,就像泰勒·考恩所揭示的那样,互联网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对生产性企业所创造的利润之分享,很显然,这不过只是一种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创造。
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够分享生产性企业的利润,关键在于垄断,比如电商垄断、平台垄断等等。由此带来的两大分配效应是:第一,由互联网公司市场垄断造成的互联网公司与生产性企业之间的收益分配不公;第二,由互联网公司造成的职业分化所带来的收入分配的极化。所谓职业分化,就是互联网公司把社会就业分化成需要较高人力资本的公司管理营运者、软件设计师、程序设计员等等,以及那些只需要较低学历就可参与的线下配送人员与后台服务生等。由这种职业分化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在制造业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制造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比较匀质,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收入分配的不公与极化,势必降低城市的“密度”,首先是创造真实财富的企业家会被挤出,城市最为宝贵与重要的资本主义精神将会趋于弱化。其次是在职业分化中产生的职业降维,将会严重降低城市人力资本的“密度”。比如,在线下实体店交易时代,人们到商场或者超市购买商品的时候,是少数售货员面对众多的消费者。但是在互联网线上购物时代,则需要数量庞大的物流配送人员往每家每户配送商品。随着线下物流配送人员的增加而来的便是职业降维与城市人力资本密度的下降。退一步讲,即使同样是把商品配送给消费者,在商场经由售货员完成的零售与经由物流配送员完成的商品配送,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极不相同的。到商场购物被称之为“逛街”,既可以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满足,也可以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还可以享受到售货员的增值服务。但是线下配送,仅仅只是一种物流,虽可实现物质上的满足,但不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而且完全不可能享受商场售货员带给你的增值服务。此外,商场售货员的人力资本也要高于线下配送员,因为面对面销售提供的增值服务,需要商场售货员拥有更高的销售技巧、更多的知识,包括商品本身的知识,以及接待顾客所需要的美学与心理学知识等等。由此可见,线下消费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而互联网消费则会造成城市发展的危机。就像韦伯所说的,城市是一个永恒的市场中心,但互联网消费则是“去市场中心”的,由此导致的城市发展危机将集中表现为城市生活的“空洞化”,即只有物质的,而没有精神的。城市将因此而光芒不再。
结论
农耕文明劳动和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故而经济和统治的中心在乡村。城市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是一个想要获得自由的人们的避难地,而在帝国盛行的亚洲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统治中心。在贸易和城市自治的双重推动下,城市开始接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从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从此,城市替代乡村而成为财富创造和文明发展的中心。
城市是多样化的,但是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由人口、商品、要素在空间上规模集聚而形成的“密度”。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的主要依据是它们集聚什么样的人口与要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密度”,并决定其特有的城市气质。
从政治上来讲,城市是“去中心化”的,反过来,政治大都是“去城市化”的。所以,一国的城市化发展假如没有从集权政治向分权政治的转型是难以实现的。城市需要法治,但无法承受刚性的政治。
城市发展除了受到政治的影响之外,当然也要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科学技术革命通常会导致科学本身的发展,但并不一定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科学技术并非都是中性的,当科学技术革命导致城市“密度”下降的时候,就可能造成城市发展的危机。
最后,城市发展的非线性原理告诉我们,城市发展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因此,人为的限制城市发展规模是极不明智的做法。而在所有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的理由中,最容易被决策者接受的可能就是为了政治上的稳定。一般说来,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就越是需要通过增加城市人口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否则,就会因为土地的稀缺和相对较低的产出率使该国长期落在贫困的“马尔萨斯陷阱”中。大国的优势就在于,能把更多的地区变成人才集中的工业与创新地,那就是城市。
(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文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吴英燕   图片编辑:金洁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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