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摄影与隐身术

具身性这个概念揭示了认知与身体的关系。身体在此应该做肉身理解。笛卡尔将“我思”作为“我在”的前提，但“我思”是纯粹的心智活动，肉身被排除在认知过程之外。具身性理论认为，认知是肉身与心智之间无休止互动的结果，而反身性将认知视作行为与环境互动的中介因素。所以，摄影其实是个具身的反身性过程。换句话说，在认知、行动和情境的反身性互动中，加入了身体这个因素。

2020年初，在上海街头拍摄因疫情停业的饭店。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在摄影的历史上，拍摄者对相机的需求受限于身体的感知模式，但身体的感知模式并非封闭之物，而是在行动者与相机的互动中产生、维系并不断变化的。仅从构图这个环节而言，拍摄者透过相机观察到的被拍摄者，从相对静止的颠倒影像（与投射在眼底、未经大脑调整的影像一致），被双透镜结构或镜面折射变成可以与被拍摄者同步移动的正像。相机本身也从三脚架支撑、不可移动、拍摄一次需更换底片的结构，变成可随拍摄者身体移动并能连续拍摄的便携结构。轻便呼唤新的构图技术，同时减轻了拍摄者的身体和财务负担，也减轻了他们的心理负担，摄影因此嵌入了更广泛的社会支配结构。

在徕卡相机这类隐匿的观察和记录设备、高感光度底片和高速快门发明之前，照片（特别是肖像照片）或多或少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合作的结晶，其中蕴含的戏剧性是从表演中产生的。早期摄影的表演语境是从“画家-模特/客户”这一关系模式中继承下来的（如曼·雷或Richard Avedon的作品），与从“导演-演员”（如Jeff Wall）或更加隐秘的“内部记录者-表演者”（如Sally Mann、Nan Goldin，以及某种意义上的Diane Arbus）的关系中产生的表演语境不同。我们可以毫不惊奇地发现，这几种关系模式和表演语境，覆盖了“作为艺术的摄影”的几种主要类型。不管是上述哪种关系模式，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合作，会在照片上创造一种独特的视觉特征，它们不但记录了被拍摄者被凝视的身体，还将拍摄者的凝视方式和过程也保留在其中。在这类表演-拍摄情境中，相机不是一面透明的玻璃窗，拍摄者也不是隐匿在窗帘后无名的窥视者，而是被凝视者凝视的对象。读者时刻能意识到拍摄者的在场。

在场的痕迹正是新闻摄影刻意回避的东西。在新闻叙事中，叙事者持全知视角，因此要隐身在叙事之外，唯恐他的在场会提醒读者，正在阅读的不是事实，而是个人所见。隐身的诀窍，叙事理论称之为缝合，类似把分散在舞台两侧的两块布景拼合在一起，作为剧情发生的情境。如果两块布景之间存有缝隙，甚至透过缝隙看得到后台运作过程，观众就会出戏，并意识到表演只是按照某种程序对生活的构拟。缝合的目的就是抹去叙事的痕迹，而将观众/读者置于“现实如你所见”的假设中。媒体对照片的运用应该服务于这个假设，而不是揭示其人为和有限的本质。基于这些原因，媒体不欢迎过多展示拍摄者在场痕迹，或过多标记了拍摄过程的照片，甚至将“不干预事态发展”作为新闻专业主义摄影的一块基石。

这种行业要求没有、也不用像成文法那样写在纸面上，而是一种默会知识，有时会通过对特定风格的表彰表达出来。布列松的风格极受新闻界推崇，正是与此有关。布列松观察事物的第一步，就是将自己隐藏起来，而为了获得理想构图，绝不过于靠近拍摄对象。他首先是隐身艺术的大师（The Dicisive Moment的法文版书名 Images à la sauvette，意即“偷来的图像”）。布列松怀疑时尚摄影，以及一切必须直面被拍摄者并受到对方凝视的拍摄情境。布列松反感对被拍摄者的身心状态和环境进行操控。他不认可理查德·埃韦顿，因为后者拍摄肖像时使用白色幕布作为背景，他也不接受戴安·阿勃丝，因为被拍摄者的表演欲望和表演过程，在阿勃斯的照片中一望可知。总的来讲，从正面拍摄的肖像都不符合布列松的哲学。早年在欧洲和南美游历时，布列松拍过类似风格的肖像，被拍摄的是妓女、吉普赛人和印第安人，为数不多，带着明显的游客趣味。“二战”后，布列松为美国时尚杂志拍过一些作家和其他领域的名人肖像，只要可能，他都会避开正面拍摄，至少避开与被拍摄者进行直接或持久的眼神交流。

由科特兹开创和布列松发展的那种观察和拍摄方式，关键之处是要将相机和拍照过程尽可能隐藏起来，不让被拍摄者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行动成了相机猎取的对象。既然被拍摄者知情同意不再是拍摄的前提，唯一可能妨碍摄影师销售照片的障碍，是肖像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的刚性和排他性。在大多数国家，摄影师在公共场所拍照不需要经过被拍摄者同意，而照片在使用过程中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基本上是交给大众媒体一揽子加以处理的。大众媒体致力于在言论自由的框架下，推销媒体有权对社会进行不间断监视的叙事，以获得对被拍摄者肖像权和其他次生权益的豁免。正是在这种法律豁免下，摄影师和媒体可以不经被拍摄者许可，将照片用于展示、销售或研究。

在法国，艺术再现的优先性可能被理解成一种文化传统，但在美国，这些法律豁免是通过一系列司法诉讼正式确认下来的。换句话说，媒体监控社会的权力已经有悠久的传统，但最近，像卫星地图、谷歌街景和网络直播，事实上都获得了对社会进行不间断监视的权力，并且——当然——也试图用一种新的叙事，将这种权力转变成制度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