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徐涛：治史是一门守拙的功夫

为加快培养造就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从2010年起组织开展“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速成长，逐渐形成了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专题，邀请2020-2021年度当选“上海社科新人”的14位青年学者进行专访。本期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史研究室主任、青年中心主任徐涛接受访谈，他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为上海城市史、孙中山研究。

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史研究室主任、青年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着力阐释上海城市的百年嬗变，对西物东渐、孙中山研究、万国商团等多个议题有开拓幅度大、原创程度高的学术创获。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国际科研项目2项。个人出版各类著述9部，参与编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70余篇。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2012年）、“曙光计划”（2019年），荣获“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奖”一等奖、“张仲礼学术奖”；兼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中山学社理事等职。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徐涛：我从事的是历史学的研究。《说文解字》中对于历、史两字的释义是：“历，过也”，“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简单说来，历史可以理解为正确记载过去的人。但读过些史书的人都知道，这一要求虽然简短，却绝不简单，甚至很难做到。个人从业已有十几年时间，取得的一点学术成绩，几乎全是从上海这座城市出发，讲述中国历史。具体而言，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按时序首先是“物质文化与近代中国”，其次为“孙中山相关研究”，再次之“万国商团研究”。

世纪之交，史学研究掀起过一场“新文化史”叙事转向。加之，近代以降，各式各样的现代器物陆续传抵我国，系统性地改变了国人的日常生活。“西物东渐”的研究因处在学术前沿，一时间成果蔚为可观。自行车与中国人的历史因缘，是我第一个国家项目，迄今仍是我国探讨“西物东渐”议题经常被人提及的一部作品。我的这一研究旨趣，与西文世界的不少学者多有契合，值此之故在海外学界的影响可能更大，这一点可以从论文刊发与约稿来源中感受得到。

与《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一书同步展开的研究主题，是对孙中山与上海关系的探讨。众所周知，因为废皇权、创共和，孙中山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核心人物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多、起点高，学界素有“孙学”之称。辛亥革命百年前后，我试着以上海为入口，从城市史视角重新阅读孙中山，对影响中国深远的一人、一城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探析。《孙中山与上海》（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年）、《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实业计划〉成书考》等著述对推进“孙学”研究多有创新性贡献。

此外，我所撰写、编著、翻译的史学著作还有7本，或宏观、或具体，但都是以上海为主题。其中代表作是《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万国商团是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治下的一支武装力量，长期承担卫戍这座城市“安全与秩序”的重任，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历史存在。近代中国的新式商人组织与上海史皆是成果丰硕的学术领域，横跨其间的万国商团却一直未有专门研究。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万国商团的研究价值，但相关史料收集很是不易，故迟迟没有动笔。直至2016年，在即将放弃时，有幸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金支持，2021年最终结项，成果被评定为“优秀”。本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在，我并未就事论事，而是尝试将全球史视野引入上海史研究，利用从世界各个角落搜罗来的新史料，对存世近百年的万国商团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解读。本书论从史出，文质兼备，重新阐释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复杂面向，对万国商团的功过做了客观中肯的评论，并从此出发，探究了这座城市得以脱颖而出更为深层的历史成因。这是海内外学界首部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华中师范大学的朱英教授为之撰序时写道：“当今学界趋于严谨，故慎用填补研究空白之说，但称本书的出版填补商团史研究学术专著的空白却是实至名归。”

澎湃新闻：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徐涛：我是一名80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从山东一座自称“山城”的小县城走出，来到大城市工作生活。对于历史学的最初启蒙，来自五莲一中我的高中班主任兼历史老师——张加富。是他告诉我，历史学研究自有其魅力所在，与一般教材、辅导读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受到张加富老师影响，我的几个高考志愿全部填写了历史，此后本硕博皆是历史学出身，有幸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一直专心从事历史学的科研工作。

历史学赓续数千年、跨越诸多文明，自有其内在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历史学的定义有很多，一言以蔽之，个人浅显的理解，它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当然，不乏史学理论研究者试图否认求真的意义，认为史学若文学，但无论这些分析如何逻辑缜密，依旧没有动摇大多史家坚守求真的努力，捍卫这一学科的内在价值。

某一项史学研究是否值得留意，很关键一点在研究者是否真的掌握了最为全面的一手文献，而对旧说有所推进。有前贤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可能是过于偏激了，但史学重视史料也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决定了史学研究是一门守拙的功夫。若能进一步做到大巧若拙，微言大义，成就经典之作，则是更高一层的治学境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徐涛：我看似顺遂的治学之路，其实并非一路坦途。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争相下海的风潮依旧影响着许许多多80后的学业与职业选择。对于赚钱一途毫无用处的历史学并非很多人的第一选择。我记得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后参加的第一场班会上，当时的系主任曾要求第一志愿报考本系的同学举手，我坐在最后一排，同站在讲台上的他一道注意到了抬手者的稀稀拉拉……

2003年秋，我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游学海上，有缘结识熊月之研究员，使自己的人生大方向得以确定下来：山东济南某高中少一人民教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多一科研人员。自行车为主题的西物东渐研究，就源于熊月之老师敏锐的学术嗅觉。从硕、博士学位论文字斟句酌地反复修订，再到推荐出版、为书作序，本项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凝聚着熊月之老师的心血。而熊月之老师对我的影响，决不止在专业研究上。从师十九载，工作、学习上遇到不少困难，幸有熊月之老师总在身边解疑释惑，教我明白许多人生事理。我对导师的感恩之心，在这方寸之间哪能尽言！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徐涛：无论哪个时代、是学者与否，人生的青年阶段都是容易迷惘的，应对一时挫折的心理韧性程度变得十分重要。虽已临不惑之年，焦虑情绪还会时不时袭扰我，所以自己也算不上是过来人。仅以个人体悟来谈，窃认为治学之道需在广博与精深、出世与入世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状态。读看似无用之书与立志处理真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范文澜先生所言的“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也是如上矛盾处理的经验之谈。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有哪些帮助？

徐涛：“青椒”（高校青年教师）“青稞”（科研院所青年科研人员）入职晚、压力大已引起不少社会关注。上海市各个条线也有不少帮扶政策陆续出台，肯定对于本市青年学者有很大帮助。我在单位接受过“张仲礼学术奖”的资助，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得到过“晨光计划”“曙光计划”的支持，以及此次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上海社科新人”的肯定。这些项目连同国家层面的纵向课题，对于青椒、青稞们，尤其是文科的青年学者走稳第一步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对经济层面上而言，同时也作用在心理层面。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取得的成果对当选“上海社科新人”有所助益？

徐涛：包括自己在内，我想绝大多数人启动某项课题研究时，不会以终章时能否获得某种荣誉作为考量标准。科研工作永远是和前人展开对话，而所有评选是与同仁发生竞争。与前人对话永远比与同仁竞争重要。此次当选“上海社科新人”，特别要感谢各个环节评审专家对于本人专业水准的认可。

澎湃新闻：获得“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当前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对您未来学术生涯的展开有哪些助益？

徐涛：“上海社科新人”的评选涵盖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一般每年评选一次，每届不超过10位。2020年受疫情影响未能如期开展评选活动，所以2021年一并组织开展2020-2021两个年度的社科新人评选，共有14位学者入选。作为历史学的唯一人选，我将之视作非常重要的个人荣誉。“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从此出发的每一步节奏不变、信心更足，这也许是荣誉之取得对个人学术生涯最大的助益。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对加快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设于1956年，原名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定位一直为研究上海的历史与文化。66年间，出版如《上海史》《上海通史》《上海通史》（新修）等一批标志性成果，是我国的史学重镇之一，在上海史研究方面长期保持全球领先的学术地位。我自入职来，一直在上海史研究室服务，个人学术与所在单位，乃至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着高度契合的内在关联。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

徐涛：一座城市的软实力之强度可能是与该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之学术深度呈现正相关的逻辑关系。

澎湃新闻：您觉得您所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徐涛：任何一座城市若想成功迈向全球城市之巅，既要重视硬实力的发展，更要重视软实力的营建。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将会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备综合实力的重要标识。软实力、城市精神与品格等等话语的凝结与提升，无一不需要史实作为支撑。

现代世界呈现出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跨国的人、财、物不断流动、汇集、离散，共同书写着某群人的悲欢，抑或某一地的传奇。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在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的东方明珠，也是中国融入乃至日后可能领衔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节点。上海身上沉淀下来的独特气质，使得研究者不得不具备一种全球视野与手段，方能获取到这座城市拼图的更多碎片，讲述一个相对完整且更为深刻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