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剑出鞘，小试锋芒：南京秘密战线与1947年“五二〇”运动

形势好大进攻，“五二〇”震全国

1946年下半年，南京的形势很严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解放区，蒋介石以胜利者自居，骄横跋扈，美援滚滚而来，武器装备面目一新，宣扬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南京城内特务机关林立，声势浩大，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们认为南京城中已经没有共产党可以活动的余地了，始终不知道中共这一条秘密战线。

南京市委成立后立即投入和平民主运动。1946年6月中旬，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岗建议，由上海市各群众团体选派代表赴南京，表达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1946年6月23日，以上海著名爱国人士马叙伦、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来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和平请愿，刘晓、刘长胜二人指定张执一为这次群众示威大会的秘密总指挥。各界都有负责同志作联络员，如张祺、陆志仁、张本、吴学谦等。当晚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时，被国民党组织的特务流氓殴打，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四名代表受重伤，前来采访的《大公报》、《新民晚报》记者亦遭毒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赴医院慰问。

陈修良认为这是一次教育人民认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好机会，召开市委会议决定：全市各系统的党组织发动群众络绎不断地到医院慰问，同时也使党的斗争艺术更加成熟。

如陈修良所说：

“下关惨案”的发生，进一步激起了南京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实行内战独裁政策的痛恨，民心的向背，便利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在“稳扎稳打”的口号下，把政治斗争与发动职工争生存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使群众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国民党控制下许多单位（如电讯局、铁路等）的工会是强迫工人集体加入的，不加入的就说是共产党。我们的对策是，不成立非法的红色工会，而是参加进去，争取工会的领导权。有的工会我们能控制一部分，有的工会则能完全控制。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些兄弟会、姐妹会、联谊会等群众性的小团体，在斗争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6年4月，陈修良到南京

南京市委还先后接待、资助和护送从中原解放区突围出来的数百名县团以上干部到解放区工作，其中包括王树声、韩东山等军事指挥员。这批干部路经武汉、南京后到上海，再到苏北、山东解放区。

7月25日，以长期坚持民主运动而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12月1日，在南京由陶行知创办的晓庄教育基地举行公葬仪式。中共南京市委发动各界群众2000多人参加迎接灵柩和送葬活动。这场合法斗争，国民党政府无法镇压，中共扩大了影响，发展了组织力量。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很不乐观的，认为全面内战后国统区地下斗争和群众运动将面临相当长时期的低潮。1946年11月，国共谈判最后破裂，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周恩来行前对留守人员说，国统区黑暗严重的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准备坚持艰苦的斗争。党的领导机关向下级发出指示，要长期隐蔽，要做十年八年的准备，不要搞大运动。上海工委刘宁一对负责青年工作的朱语今也是这样说的。当北平学生抗议美军强奸一位女大学生的“抗暴运动”扩展到上海时，上海地下学委系统的同志甚至对学生响应北平的行动加以劝阻。后经朱语今向华岗提出了应积极响应的意见并转告上海地下学委，上海学生抗暴运动才发动起来。南京抗暴运动也经过了一些曲折。实际上群众的自发斗争推动了党的领导思想的改变，就全国来说，这个所谓的“低潮”期极其短暂，到1947年春，学生运动的高潮很快到来了。

12月31日，中共中央向国统区各大城市党组织指出：北平学生因美军强奸女生事件，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亦将响应，望各地响应北平学运，发动游行示威。1947年1月26日，在抗暴斗争结束时，刘晓上报中共中央《学运初步总结》、《学运补充报告》，充分反映上海、南京党组织领导人领导白区斗争经验的成熟。刘晓在两个报告中称：

甲，在新高潮前夜最重要工作，就是要及时抓紧当时所发生的许多高潮行将到来的个别象征来进行教育，指出形势的变化与趋向，使全党同志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样才能抓紧每一个时机，推动斗争前进，直到新的高潮。

乙，在高潮前夜群众的生活运动与低潮时的生活运动是不同的，在群众斗争广泛发动起来后，就要巧妙、灵活联系政治斗争，以便把群众提高一步。目前的助学运动，正以推销国货，不用美货的形势下，与抗议美军暴行运动配合进行，成绩很好。

丙，群众在高潮前夜的特点是从极度不满现状开始，都在寻找出路，想改变现状，但斗争决心是不平衡的，正统思想已开始动摇，但还未完全抛弃。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他们增加斗争勇气，坚定决心，并指出正确出路。

报告中还说，反对美军暴行运动取得的成绩是冲破了环境，恢复了大规模群众运动，提高了群众对美国侵略和国民党卖国行为的认识，在运用合法形式支持群众政治斗争方面取得了经验。

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初的和平民主群众斗争，是南京市委成立伊始，投入大规模斗争前小试锋芒的热身赛。不久后，上海局与南京市委发动“五二〇”学生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斗争（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大幕。

蒋介石在得到美援后夸口要在“六个月内消灭共匪”，不顾广大饱受苦难的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生活的愿望，反而为打内战加强对人民的压榨。经济上通货膨胀，100元法币在1937年能买两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一个煤球了。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甚至生活在首都南京的老百姓也食不果腹。1947年2月发生了抢面、抢米风潮，1947年全国饥民数达到了一亿人。与此同时，官僚们借接收敌伪财产之名，大肆贪污盗窃，鲸吞资产，搜刮人民财富。

1947年2月24日《南京新民报》社论发出“抢救大学教育”的呼吁，内战爆发后，国统区的经济崩溃，物价暴涨，当时南京、上海等地一些大学发生了供食不足、学生饥饿的情况。学生已经开始零星地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斗争。

1947年4月，刘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抗暴运动以后第二个高潮又将很快到来，5月份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这一高潮要比抗暴有更大社会基础，更广泛，也会更坚强，配合全国军事形势的转变，有一直发展成为高潮的可能……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是为着准备组织与领导这一新的高潮，把蒋管区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5月初，陈修良接上海来信，又一次要她“回家料理家务”。在巨鹿路景华新村，此时已成为中央上海局秘密联络点的二楼亭子间里，刘晓、刘长胜与沙文汉夫妇秘密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城市的形势。刘晓首先转达中央指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中央强调“蒋管区民主爱国运动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着想，有计划地转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据此，刘晓提出：在京、沪一带先发起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活动，由首都先发动，影响大。同时，原钱瑛领导的西南和北平的党组织也将在平、津、云、贵等地发动学生予以配合。

陈修良认为：“南京学生工作力量较强，可以先发动起来，关键是其他城市要及时响应，党把这一斗争统一领导起来，扩大规模，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群众运动。”刘晓表示赞同。解放战争史上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就这样决定发动了。

陈修良回南京后召集市委会议，与市委委员谈话，研究怎样贯彻中央的指示。学委书记王明远回忆，他曾召集学委盛天任、卫永清、沙轶因传达上海局的指示，大家一致赞同立刻行动起来，决定首先从中央大学发难，因为那里有比较强的党员力量和群众基础，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这是与中共亲密的外围组织，拥有许多有组织运动能力的骨干，其中许多人后来都入了党，成为重要力量。

5月4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剧专、音院等校学生，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带领下，联合在中央大学举行纪念“五四”28周年晚会，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饥饿、要求提高副食费标准，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等口号。教师们也行动起来，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

5月10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宣布，因物价猛涨，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学生肚子饿，前线炮弹肥！”指出“二分卅七秒内战费用等于中大全体同学全月膳费”。中央大学学生系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政府按物价指数调整副食费，并决定自12日起罢课请愿，发表《反饥饿斗争宣言》，呼吁平津沪杭汉等地学校采取一致行动。13日请愿无结果。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和教育部长朱家骅表示财政困难，食堂问题要在行政院讨论，这一回应引起学生的极大不满。中共南京市委认为国民党一定不会同意，于是准备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

5月15日，中央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饥饿游行请愿，发起了按实际应有的标准先吃光了再说的“吃光运动”。此举得到大量学生的拥护，并在上海、浙江、苏州等多个省市的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南京学生组织了向教育部、行政院的请愿游行，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学生的行动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群众运动的开展把饥饿与内战联系了起来，使广大群众认清了财政困难的根源在于内战军备和贪污腐败。国民党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堆起的这堆干柴，终于燃起了熊熊大火。清华大学学生发表《为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后，燕京大学十余社团声援清华罢课。

5月18日，清华学生宣传反内战反饥饿遭毒打而罢课并写告老师书，平津各大学罢课组织“五一八血案后援会”等，这些斗争给南京运动的开展以很大鼓舞。当日，南京学生冲破国民政府发布的禁止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及镇压学运的训令、法规和《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继续罢课，上海、杭州、苏州有几万学生代表冲破阻拦来到南京声援。

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金华等城市的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六千余人为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游行示威，高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抢救教育危机”、“提高教育经费”、“提高教授待遇”、“我们要求最低营养”、“反对内战”、“我们要以行动争取生存”等口号。

同日，中央大学发出全体学生告全国同胞书：“内战的炮声响彻整个中国，我们——中华民国国土上底苦难的人民，继八载的煎熬忍耐之后，又无时无刻不被内战侵蚀着、摧残着、虐杀着，内战把粮食变成大炮，把青年驱上战场，内战使农村破产，内战使工业衰颓，内战使商业凋零，内战使物价飞腾，内战榨取了每个人的血汗，内战带来了离乱、饥荒、贫穷，使中华民族走向灭亡的恶运……这是多么令人寒心、惊心、痛心的事啊！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我们是民主中国的主人翁，我们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我们要过问国事。我们携手吧！我们要活，就应该痛痛快快地一起活，落伍强蛮的武力迷信者要被时代淘汰的，为了生存，为了民族，我们要努力奋斗到底，谁给我们阻碍，我们就要谁灭亡！”慷慨激昂，汹涌澎湃。

南京民众同情学生，纷纷前往观看游行队伍。那天，陈修良和王明远也在马路边观看，他们都没想到这次游行规模会这么大，群众情绪竟会这么高涨，运动的高潮会来得这么快。

游行队伍到达南京珠江路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严厉镇压，水龙喷射，皮带、鞭子和木棍打将过来，同学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努力向前，毫不退缩。不幸的是，先有学生四人被毒打倒地，血流满面，立即被逮捕走了。水龙重新喷射，队伍又被第二次冲断。混乱的场面展开了，警察抡着木棍，追逐着冲散的同学，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这时受伤的。当场一百零四人被打伤，其中重伤十九人，被捕二十八人，造成“五二〇”惨案。第二天，报纸以《学生联合游行发生流血事件——凄风苦雨天愁地悲》为标题对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而同日，平津近两万名学生大游行亦遭迫害，引起各界人士、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极为被动，而且许多学生是国民党军官的子弟，老子在前线“剿匪”，儿子在后方起义。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慌了。茅盾、郭沫若等纷纷写文章赞扬“五二〇”精神。远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也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1947年“五二〇”运动

5月20日发生了流血冲突后，上海局当天晚上指示：对斗争的口号，明确加进“反迫害”，从此，“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反对蒋家王朝的共同口号，深入人心，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基础。上海局在领导这一运动时非常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5月24日，为了巩固成果，争取社会同情，避开敌人攻势，上海局决定主动暂停罢课，采用一面上课，一面弹性地斗争的方式；取消了一些学校准备实行无限期罢课的做法；积极组织营救被捕学生，争取社会舆论同情。通过情报系统掌握到国民党的黑名单，南京市委组织了一批已暴露或引起当局注意的学生积极分子离开南京。

通过“五二〇”运动，中共在南京的处境和活动方式发生了重大转折。陈修良后来回忆“五二〇”运动时说：“首先，（通过这次运动）我们完全从被动、挨打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大大鼓舞了人心，改变了以前主要以狭窄的个别小圈子的联系方式，转变为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使我们团结了无数的进步群众，为发展党的队伍，造成空前的有利条件。其次，我们学会了新的斗争方法，改变了以前简单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学会把群众的经济斗争与党的政治斗争要求巧妙结合起来，发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这是南京党能够领导群众坚持到解放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这次运动，我们展开了其他战线的关系，特别是南京公务员方面，涌进了一些受过‘五二〇’运动洗礼的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据点，为策反、搜集情报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组织了大量的学生进入解放区以及全国各地，他们的斗争精神，远远地扩散到内地去了。由此，我更懂得了首都工作的重要，上海局要求南京先发动学生斗争是很有见地的。直到现在我回忆起这段历史，还觉得很激动，好像回到火热的前线去了。”它反映了中共不失时机，准确地抓住抗战胜利后的民心、国情，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提出了非常符合民意的口号，首先在青年学生中燃起了反抗的火种，并迅速取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形成以后被毛泽东称为是在蒋管区开辟的“第二条战线”，从而使“蒋介石政府处在人民包围之中”的局面。

“五二〇”运动，对动员广大国统区的群众同情并响应中共主张，取得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政治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有利有节转防守，总结经验更成熟

1947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及时发来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地进行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注意不以党的公开面目与群众组织与民主党派经常来往，尤其要避免书信文件来往，以防牵涉。党的组织要严守隐蔽精干，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高级领导机关更须十分隐蔽，少开会，少接头，多做局势研究与策略指导的工作。总之，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发展。”

中共的城市斗争至此完全摒弃了以前极左盲动的那一套苏式激进的城市起义、工农暴动模式，转以民主、民生、理性诉求为目标，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的基础广泛的市民群众运动，政治斗争艺术有了很大的提升。

1947年5月20日，刘晓在听取从南京赶回的上海国立大学区委负责人汇报的南京的斗争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学委：第一，国民党在南京血腥镇压和迫害学生的罪行，必然会激起全国和上海学生的更大愤慨，必须广泛发动学生群众组织有力的抗议和反击，要号召和组织全国和全市学生总罢课；第二，要向社会各界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广泛争取和发动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声援学生运动；第三，斗争总口号应立即加上“反迫害”，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成为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统一斗争。

23日，中共中央得知“五二〇”惨案后，复电上海局刘晓，进一步指导斗争策略，指出：刘晓关于群众斗争形势的分析及斗争方针的规定，均甚恰当。望立即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斗争口号的提高，停战条件的改变，要适时但也不要频繁，其作用要在能动员广大群众接受此口号并为此口号奋斗，以达到搞垮蒋介石的目的。……但必须注意，一切斗争不应急于求成，一切斗争不应急于组织统一，而应多求方针与策略一致，以利斗争的持续与组织的保全和发展。

同日，中央还给上海局发出指示，要求加强在镇压学生运动的急先锋国民党青年军和警宪中的工作：“为避免与青年军及宪警士兵造成对立，并争取他们同情学运，以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起见，你们应通过各种组织、各方积极分子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上海局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同样意见：“全国局势的发展即将进入高潮，八、九月将为这一形势焦点与转变。我们所获得成绩固多，但也暴露了我们工作很多弱点：主要是蒋管区力量发展太不平衡，上层、中间分子与国民党军警中工作特别薄弱，党对这样斗争领导缺乏经验。”提出今后三个月工作要点与策略原则是：政治上打击国民党的威信，造成与群众对立，然后从组织上去分化与争取一部分较好分子；大胆利用国民党，特别是军事机构中的动摇分子；等等。

在指导学生运动时，南京市委注意保护已经暴露的学生党员，及时撤退隐蔽，禁止进行长期的罢课，防止提出过激口号。在陈修良为首的市委领导下，摸索出一套灵活机动的斗争方式。根据“勤学、勤业、勤交朋友”的方针，重点培养一批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再去教育更多的群众。如在大刚报社工作的党员联合了该报社与和平日报社的一些不满国民党统治的老工人，“用拜兄弟的办法组织了三十六友”；党员陆少华曾联络堂表兄妹等亲友组织了“亲友协进会”；等等。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进步群众紧紧团结在周围，这些骨干力量又向一般群众广为宣传。许多群众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组织读书会是大学党组织最常用的宣传方式。金陵女子大学曾组织进步同学成立读书会，学习和讨论《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在进步的文娱康乐活动中，许多有正义感的同学“接受了进步思想，逐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思想上更加接近革命”。

发扬陈修良“孤岛”时期斗争传统，基督教的“团契”活动是中学党组织为团结教育中学生而采取的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在党组织掌握的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的掩护下，由各中学党员串联，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少年团契，开展进步文娱活动，也举行时政座谈会。据统计，“各校组织的团契有三四十个，参加的同学有六七百人”，并成立了进步组织“团契联合会”。

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形式，兼以政治斗争，通过经济斗争达到打击敌人的政治目的，通过合法的群众组织实现党对民众斗争的领导，是南京党组织常用的合法斗争方式。

第一，抓住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分青红皂白把沦陷区的工人、学生、职员冠以“伪”字加以歧视。地下党组织首先在南京各界群众中开展了反歧视的斗争。印刷界的党员先后组织领导了民生报社学徒为反解雇、增工资而联合罢工的斗争，以及新民印书馆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斗争等。

第二，进行合法斗争，利用黄色工会出面同当局交涉。对黄色工会，党组织采取“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一块招牌，两个班子，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不利用”的策略，借用它的合法地位在工人中活动。1947年8月，在党的领导下，全市包括中央日报社在内的十三家报社的工人提出了“提高底薪，要求双薪”的口号，掀起工潮。党组织通过“三十六友”到各报社串联，要求黄色工会向资方交涉加薪事宜。打入工会的党员理事和积极分子坚决站在工人一边，迫使工会同意出面与资方谈判，以使斗争按照党的指示进行。8月28日晨，全市除《中央日报》外，其他报纸都未出版，影响极大，胜利实现了联合大罢工。

在著名的两浦工人“七二”大罢工中，党组织也用了同样的办法，让群众推选黄色工会的负责人同路局交涉，不成立公开的罢工领导机关，由群众推选的工人代表出面领导罢工斗争，党员只做隐蔽的组织领导工作，不做群众代表。这种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得敌人无法判断罢工性质，始终无法下手镇压。大罢工打乱了津浦路浦徐段的铁路运输计划，影响了国民党的军运，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中共十分重视争取工运、职工联谊会、行业协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并通过这些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斗争。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限价开放，致使物价暴涨，小学教师陷入生存危机，在党组织领导下，由小教协出面派代表到教育局请愿。党组织又通过小教协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决议全市市立小学教师向当局提出五项要求，全市小学教师于5日实行总罢教。私立小学教师也罢教响应，声势浩大，当局震动，最终被迫答应了条件。

学生运动历来都是革命活动的先驱，它对全国人民的革命与解放运动一贯起着先锋与模范作用。南京的职工受“五二〇”的影响，纷纷起来开展要求生存权利，反对内战，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党的组织也随之扩大。南京党也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向工人群众中去。1946年永利铔厂只有个别党员，到了1947年上半年建立了支部。两浦工人斗争也很激烈，党的威信大为提高，党员数量增加，市委决定成立工人委员会，共产党“以经济问题为突破口，破坏国民党的军事运输计划，积极地支援了解放军的战斗，保护了工人的切身利益”。

南京兵工厂工人的罢工运动很普遍，工人们故意制造不合格的枪炮，在前线不能杀伤对方，蒋介石叫苦连天，要严查“捣乱分子”。

每次运动高潮后，国民党政府都要进行反扑，实施大逮捕。8月17日，行政院发布命令，开展所谓特种行事检举，由特务、暗探开列学生、工人的黑名单，并从19日起在报上公布学生黑名单，限令他们向特种刑事法庭“投案”。同时进行大规模逮捕。打入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的共产党员吕建军，对避免更多学生干部牺牲起了很大作用。他的两个同乡是当时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学运组的特务，在“五二〇”运动后，向地下党提供了保密局学运组的许多情报，特别是取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镇压学生运动而召开的各种联席会议的材料，如大逮捕前所拟定的黑名单、各大专院校及某些中学的特务学生和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情况。“这些材料都经陈修良转给学委，对防止敌人有计划的破坏，我们及时地将党员和进步分子撤往解放区，保护这部分同志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22日，中共中央城工部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关于应付蒋匪大批逮捕各地学生的指示》，南京市委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及时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一面立即停止大规模的罢课示威行动，把斗争矛头集中到群众生活问题上，如开展助学运动，使2000多名学生得到了助学金，团结了大批群众。一面对学委的领导进行调整，使敌人难以摸清原来的领导和组织状况。在得到敌人要加紧镇压的情报及大逮捕名单后，市委立即调整一些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工作学习的地址，隐蔽起来，或转移到外地如芜湖、镇江、马鞍山矿厂、徐州等，开辟工作和重新建党。

“五二〇”运动的成功，为中共中央在全国的城市斗争提供了新的经验，周恩来总结称：“目前斗争是连续不断的，一直发展到高潮。只有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无斗争的停顿。为着既能发展而又能聚集力量，我们的斗争方式是：此起彼伏，不同形态，车轮战式（即学生运动暂时休息，职工斗争又起；职工休息，学生又起），并充分利用矛盾来发展，使每个斗争中，有主流，有细流；既分开，又配合；以经济为主，但又联系政治，使之不断提高。利用每次群众运动，来争取与分化敌之统治力量。”

相比于其他地方地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斗争成效，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市委秘密工作是相当突出的。例如，1947年12月，上海局因考虑城市的党组织多是单线领导，在解放城市斗争中，可能因某一领导人牺牲，致使其领导的党员失去组织关系，曾在上海、南京等地布置所属各系统编制党员代号名单，以便在日后确认秘密党员的身份。不久，因考虑此项代号名单难以保存，万一落入敌手，可能导致组织上的破坏，南京市委立即布置停编，已编好的予以销毁，组织因此没有受到破坏。

但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在上海发生了。上海市委工委委员王中一，没有执行上海局停编、销毁党员代码名单的决定，还在家中保存大批党的文件和总结材料，又违反组织规定与苏浙游击队丁锡山余部发生横向关系，1948年4月遭上海警察局诱捕。警察在王家中抄去各种机密讯息材料和党员与积极分子355人的名单，警察局根据名单突击进行大逮捕，全市有125人被捕，其中党员18名。

又如，1948年中共重庆市工委为了“开展对敌攻心战”，扩大印发秘密刊物《挺进报》，直接寄送给国民党要员，以致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刘、冉先后叛变，供出多个机关、组织和干部。结果被国民党逮捕的党员干部共136人，其中53人被敌人杀害，35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造成川东、重庆地区党组织的严重破坏，更有城市党员与游击队发生横向联系造成连锁性破坏。这就是《红岩》一书的历史背景。

在全国各地的城市秘密斗争中，陈修良领导的这一届南京市委，活跃地领导着隐蔽战线的斗争，坚持到解放而没有遭破坏，这在中共白区斗争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他们天天身处极大危险之中，但并不消极隐蔽，而是同心同德、大智大勇、创造性地进行着斗争，他们的斗争艺术在严酷环境中得到很大的升华，标志着一代革命家的成熟。

（本文摘自唐宝林著《大决战中南京秘密战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