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於｜边角谈：“日人到我南京，想不到我辈今日也到东京”
徐祖正的考试能力
关于《兰生弟的日记》（北新书局1926年7月版）的作者、周作人的好友徐祖正（字耀辰）的学历，有一种说法，称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
方纪生《〈骆驼草〉合订本序》有云：“徐先生号耀辰，日本京都大学卒业，是创造社早期的社员。郭沫若先生在写创造社史中，曾多次提到他。他在京大读书时，十分敬仰河上肇和厨川白村两教授，深受两人的影响。”（此文写于1981年3月19日，原收入《駱駝草（附駱駝）》，伊藤虎丸编，アジア出版1982年1月版；1982年5月1日又作较大修改，收入《从徐福到黄遵宪》，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杨正光主编，时事出版社1985年12月版。今按修改本引录，见《从徐福到黄遵宪》123-124页）方纪生和徐祖正是很熟识的朋友，又都是张中行所谓周氏遗命要通知死讯的挚友。
徐祖正像（撷自《燕大年刊（1929—1930）》，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年刊部编印，1930年版，36页）
日本文艺家欢迎周作人与徐祖正（撷自《青年界》第六卷第三号，1934年10月出版，卷首插页）
徐祖正的外甥李忠霖所写的《徐祖正教授逸闻数则》说：“在日本，进入大学之前必须读高等学堂，当时有名的，有第一高等学堂及第三高等学堂。耀辰舅考入了三高。在三高时期，由于努力学习，成绩斐然，毕业后，乃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外文系。系内有厨川白村等名教授。”（《昆山文史》第9辑，昆山市政协文史征集委员会编，1990年12月版，11页）此文是徐的主要传记材料。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只淡淡地提到：“张徐二君乃是学英文学的，是厨川白村的学生……”（一五〇《东方文学系》，见《知堂回想录：药堂谈往〔手稿本〕》，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2021年版，350页）
对徐氏留日事迹做详尽考察的，要数经志江的日文论文《中日国交断絶期における唯一の日本語·日本文学教授——徐祖正》（《日本経大論集》第42卷第1号，2012年12月出版，22-44页）。据此文，徐祖正1912年到日本后，先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日语，1916年4月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第三部学习英国文学，同专业高一级的张凤举对他的帮助很大。但1920年3月毕业后，徐祖正并没能追随张凤举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就读——经志江查询了相关年份的《京都帝国大学一览》，新生和毕业生名单里均没有徐祖正的名字——他只是在京都逗留了两年，于1922年回国，又由张凤举介绍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书。
经志江的文献考察详实，但他说徐祖正没能读成京都帝大是因为1920年刚升任教授不久的厨川白村不巧被细菌感染了左脚被迫截肢，这听上去就有些牵强。我翻检厨川白村的生平材料，又发现他的不幸截肢明明发生在1915年，时间也没对上。而且1919年张凤举怎么就顺利入学了呢？说穿了，可能只是徐祖正自己没能考上京都帝大。
近来我又发现一篇关于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投考日本学校的材料。1948年10月18日上海《申报》的第6版《自由谈》上，载有祝枕江《忆达夫》一文，文中说：“我和达夫的认识，是在民二投考东京第一高校预科的那天。他的坐位正在我的前面，而在我后面的是徐祖正。结局在八九百名的考生中，取了三十二名。我和达夫都考取文科。”复按郁达夫《海上（自传之八）》（《人间世》第三十一期，1935年7月5日出版，第6-8页），这次考试的时间在他到日本后的第二年，那就不是民二，而是民三（1914年）。可见徐祖正在考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前，也曾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未能录取。他的考试能力大概一直不太行的，不可偏信外甥所夸的“成绩斐然”。
祝枕江《忆达夫》（撷自上海《申报》1948年10月18日第6版）
溥仪欺骗张凤举
2012年11月30日，张衍华先生将其父张凤举的一部分日记捐赠给台北的“国家图书馆”。张凤举曾于抗战时期参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又于抗战胜利后积极协助中国政府对日、美交涉，终于帮助流落日本的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古籍回归。据说因为这个缘故，张衍华专程自美赴台，挑选所保存的相关日记原件捐赠，在缅怀其父知识分子报国情操之馀，也为抢救流落异域文化资产的往事留一见证。
这一捐赠可谓明珠暗投，除了疑似张氏后人在网络上的摘抄《“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书日本回归记要：张凤举日记选》（https://www.angelfire.com/art2/galleries/1940Diaries/NationalCentralLibrary.html）之外，再未见日记原件的刊布。但由此摘抄，也可大致看出这册日记的形态：很独特的从左往右竖写，始于1946年4月1日，至少写到了1947年6月21日，内容丰富。
近来我在网上浏览，忽又发现一个名叫KYQ56的Flickr相册（https://www.flickr.com/photos/183547963@N06/）。此相册所载张凤举生平图像史料甚多，怀疑也是张氏后人所设。其中有一张照片，显然是未见摘抄的一则张凤举日记，很有意思，录文如下：
八月二十九日
下午在苏联大使馆附近，在苏联监视之下晤溥仪。溥仪着藏青西服，与访客一一握手，见我辈尤表亲热，据云来东京后曾乘车游历市内外。貌极平凡，惟身体似健胜。谈话不多，谓日人到我南京，想不到我辈今日也到东京。握别时语我“后会有期”，却无儿女态。目击其抄写各字，可断定问题中之扇面与致南大将手谕均系赝品。溥仪在国际军事法庭之态度与今日所表示均甚好，彼实未背叛中华民国也。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83547963@N06/48550466447/）
张凤举日记1946年8月29日（撷自KYQ56的Flickr相册）
张凤举、张蕙君夫妇1960年代在日本东京麻布（撷自KYQ56的Flickr相册）
这是1946年的事。张凤举之所以要去看溥仪，是因为当时他被委任为笔迹专家，去鉴定溥仪1931年写给南次郎的一封信。此信被列为东京审判法庭证据第278号，但因溥仪在几天前的1946年8月21日于庭上断然否定是自己亲笔，故有鉴定的必要。
1947年1月17日，检方宣读了检方文件第2955号、张凤举所作的《溥仪笔迹鉴定报告》，作为法庭证据第2176号。该报告指出，“1946年8月29日下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们、国际检察处和被告方，以及控告方和被告方各自选择的笔迹专家们面前，溥仪分别在三页纸上写下了字迹范本”，范本上需要写的字选自致南次郎的信和写给庄士敦的扇面，以供比对。经过研究，张凤举从神韵不同、字体不一、笔画轻浅、出现错字（“障礙”都写成了“石”字旁，张凤举据此认为此信不是中国人所写）和郑孝胥落款不得体（缺“臣”“敬题”等字样）等五个方面得出结论：溥仪写给南次郎的信“无疑是伪造的，明显不是出自溥仪之手”。他还进一步论证溥仪写给庄士敦扇面上的笔迹也不是真迹（具见《宣读笔迹专家对溥仪致南次郎信件的鉴定〔1947年1月17日〕》，收入《向哲濬东京审判函电及法庭陈述》，向隆万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94-97页）。张凤举很自信，宣誓时说，自己幼年即开始习字，常临帖并观摩法书，在巴黎大学任教时曾三次被当地法庭请去检验中文笔迹，“作为证人完全合格”，这份报告“所描述的事实为真，按我的知识、信息和信念，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宣读笔迹专家的宣誓书（1947年1月20日〕》，同上，99页）。现在我们又看到溥仪写字那天他的日记，可知其实在他看到溥仪写字的当天就已轻率做出报告的结论。
被张凤举误判为伪作的溥仪写给庄士敦的扇面（撷自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by Reginald F. Johnst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4，448页）
关于此信笔迹的真伪，辩护方后来曾请警视厅技师高村岩再做鉴定，结论则是溥仪亲笔。因为鉴定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此事在法庭上遂不了了之。
事实上，张凤举被溥仪欺骗了。溥仪晚年在自传中承认，给南次郎的信是他“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所写：“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在法庭上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而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干净，当场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的前半生〔全本〕》，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版，203页）他记述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累克尼（Ben Bruce Blakeney，溥仪误写作“布累尼克”）在法庭上就这封信与他辩来驳去的景象，也甚为生动，最后说：“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在一九五三年以前，我只对五妹夫悄悄地说出过事情的真相，其馀的人（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一九五三年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作了交代，以后，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地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逐渐地全展露出来了。”（同上，309-310页）
张凤举被溥仪“日人到我南京，想不到我辈今日也到东京”的漂亮话和在法庭上推卸责任的态度迷惑，竟得出“彼实未背叛中华民国也”的观点。他振振有词五个方面得出的研究结论，实为一起笔迹鉴定失误，令人扼腕。